“全校最小的官，管着最杂的事。”上海政协委员：班主任没能力承担无限责任

今年是齐林当中学班主任的第14年。刚工作时，学生到办公室找他，随手带上门，他并不在意。后来听了老教师提醒，女生进来时，他会加一句，“请把门开着”，再后来只要学生进来，他都要求开着门。这几年与学生交流时，齐林有意识地作记录，甚至偷偷开过手机录音功能。他承认这样做不太合适，“但总要以防万一吧”。所幸，录音内容从未被“激活”过。

包括齐林在内，“身心疲惫”几乎是班主任的共同感受。多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小学班主任平均周工作时间普遍超过60小时。齐林坦言，即便收入比其他任课老师多一些，也不愿意当班主任。只是因为学校女多男少，校领导、教导主任、年级组长都盯着那十来位适龄男教师，“今年我带毕业班，领导已暗示希望我明年继续当班主任”。

即便心累，但齐林依然同意，当好班主任是教师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只是，走好这条路不能只靠个人情怀，还需要靠制度的赋能，以及全社会的共识。

班主任到底该管多少？

“全学校最小的官儿，管着最杂的事儿。”齐林常拿“班主任”三个字来自嘲，因为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班主任这个岗位到底要管多少事。

如果按照2009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班主任的主要工作包括与学生沟通、行为习惯及规则意识培养、思想道德教育、组织班级活动、做好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以及家校沟通等。但现实中，班主任工作显然远不止于此。齐林告诉记者，学生用餐安全、各项评比、心理辅导、课外运动、网络行为甚至几点睡觉都要班主任操心，当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事情一起涌来，实在有点招架不住。

事情变多的背后，是承担的责任变大了。市政协委员、华师大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柯政在调研中发现，如今一线教学中，班主任往往同时承担教学、德育、家校沟通、行政事务等任务。岗位职责不断叠加同时，班主任的职责边界也难厘清，一旦出现学生心理或安全风险事件，责任多集中到班主任一人身上。这种高压态势，让班主任常常处于“应激”状态。

“班主任的核心工作就是教书育人，理应要让他们回归主责主业。”市政协委员、同济大学附属新江湾城实验学校校长徐翔认为，班主任不应该、也没能力承担无限责任。他建议要严格按照教育部要求，划清班主任责任范围，梳理出工作“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不摊派、不转嫁那些本来就不属于班主任的工作。

比如，去年11月，上海市教委《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明晰班主任工作的“职权责”，对各条线、部门布置的工作进行审核和整合，切实减少班主任的重复性工作和非教育类事务性工作。

当然，好政策不能只落于纸面。受访的班主任、政协委员都提到，客观上社会对学校事务的容错率极低，要想改变“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情况，整个社会、政府部门、学校都要“扛起”各方本应承担的责任，把该说的话说出来、该出的政策推出来，该减的形式化内容减下去，理顺体制机制，真正把班主任的时间与精力还给课堂，还给学生。

家校之间隔了一堵墙？

40岁的刘丽是上海一家外企高管，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她常陷入纠结，起因是觉得孩子的班主任教学“不得法”，但理性告诉她，这话不能在孩子面前说。因为不久前，她听到隔壁班两个孩子在校门口聊天，一人随口一句，“我妈妈说，某某老师水平不行”。

“先不谈班主任的权威，但如果在学生面前连威信都没了，很难管好班级。”虽然无奈，但齐林对此已见怪不怪，“我们80后这代人的父母，多数只有初高中文化，说不出啥大道理，但天然信任老师。现在，总觉得家长与教师间隔着一堵墙。”

究其原因，一方面，如今家长文化水平普遍提高，见多识广，形成自己的教育理念，会质疑学校教学。另一方面，因为班主任性价比不高，老师一旦满足年限评上职称后，多不愿意继续担任。结果就是，年轻人特别是刚入职教师一直是这支队伍的主力。

刘丽就直言，希望班主任是“有威望、有经验的高年资老师”。这就需要让班主任岗位有足够的吸引力。市政协科技和教育委员会、市政协教育界《关于进一步完善班主任工作支持体系，编织好学生心理健康保护网的提案》中建议，提升班主任的待遇与职业获得感，设立专项“班主任育人津贴”，并设立班主任长期从教奖励基金。在职称评聘中，进一步加大班主任工作年限的权重，让“当班主任”成为教师职业发展的快车道。

更深层次的，是处理好当下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无论是面对面交流，还是在线上家校群沟通，感觉家长对老师不太信任，老师对家长有所防备。”在同济大学附属新江湾城实验学校副校长黄音看来，家校不同频的根源是由社会心态、教育焦虑、信息不对称叠加而来的。在这样大环境下，班主任更应主动与家长沟通，尊重家长，引导家庭教育，同时，社会也要形成共识，家庭是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人。

有教育学者认为，健康的家校共育形态，从来不是学校把教学任务转手给家长，也不是家长过度干预校内教学，关键在于学校扛起教学与校内管理的责任，家长做好孩子的养育陪伴与习惯培养。双方理性回到“为孩子好”这个最大公约数，让家校间沟通的更真实和顺畅。此外，学校不是私教，有其面向大众的教学规范，学校需要聆听每位家长的声音，但不一定能满足所有个性化的要求。

“家长与老师要努力成为教育合伙人，而非对立面。如果真的出现老师不敢管、不愿说、怕说错的情况，最受伤的肯定是学生。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徐翔说。

谁来关心学生心理健康？

如今，一个现实不得不面对，在家庭、社会、网络、学业竞争等多种因素下，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采访中，有班主任直言，自己不是专业心理医生，发现学生这类“苗头”后，管轻了没有用，管重了怕进一步刺激学生；说了家长不重视，不说又怕出事担责，最终陷入两难之中。同时，这些个案也会占用班主任大量甚至多数精力，挤占面向大多数学生的教育时间。

因此，市政协科技和教育委员会的提案中提到，必须下大决心破解“教师因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太麻烦而不愿意当班主任”与“因为高质量班主任队伍缺乏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形成的恶性循环，通过进一步完善班主任工作支持体系，编织好学生心理健康保护网。

柯政为此建议，探索建立学生心理健康“三级责任分担机制”。第一层次，针对学生日常心理问题，由班主任负责识别与关怀。通过日常谈心、班级活动等形式，及时识别异常苗头，把问题解决在最前端。第二层次，针对复杂心理问题，由学校建立专业队伍来处理。当班主任发现有些问题难以解决时，启动转介程序移交学校处理。第三层次，针对带有综合性、反复性且会产生较大社会影响问题，建议由地方政府组织教委、公安局、民政局、妇联、卫健委等部门成立联席工作组介入。

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对班主任的专业能力支持，推进班主任心理健康专项培训，提升其对心理风险的识别敏感性和早期应对能力。“要明确班主任是学生心理问题的第一发现人、第一报告人，但不是第一治疗人，第一责任人。”徐翔说。

如今，齐林已经开始带教年轻班主任。即便对现状有很多改进期待，但他从不否定班主任工作的价值。“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认识的老师都很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他期待的是，外界能给班主任足够的理解与支撑——教师群体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组成，外界可以用道德去规范甚至约束他们，但不该用道德去绑架他们。

“我们努力让班主任有精力育人、有底气管理、有尊严工作、有保障发展，最终目的是让孩子能更好成长。”黄音说。

原标题：《“全校最小的官，管着最杂的事。”上海政协委员：班主任没能力承担无限责任》

栏目主编：张骏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洪俊杰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