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悲喜剧及其写法——刘震云新作《咸的玩笑》阅读札记

自发表《一句顶一万句》之后，刘震云的创作开始呈现出一些愈发明晰的特征：其一，题材偏重于现实，其中又以取材于社会性事件为重，它们可以是《我不是潘金莲》中官员们的层层推诿与不负责任，也可以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对“表哥事件”的调侃及其所呈现出来的荒唐世相；其二，偏重于书写普通人的日常悲喜剧，这既有延续《我是刘跃进》《手机》等作品的一贯写法，又有“把深刻的道理往浅显了说”的思想追求。因此它们表现为《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最终更名改姓变成吴摩西后又改称罗长礼的无奈与悲戚、《我不是潘金莲》中农村妇女李雪莲倔强地硬刚不作为官员们而坚持讨要个“说法”的决绝与孤勇，甚至包括《一日三秋》里李延生遍尝生活的艰辛之后对人生至理所获得的领悟背后包含着的心酸与唏嘘、喟叹。如果把《咸的玩笑》置于此一文学谱系中，便能彰显出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及其在刘震云创作谱系中的独特地位。

《咸的玩笑》一如既往地将笔触聚焦在延津县这样一个“地方”，将普通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作为浓墨重彩地描摹的对象。倘若在一个较长的“作家的个人文学史谱系”中来辨别《咸的玩笑》的贡献，那么它更像是十几年前《一句顶一万句》的“下部”：杜太白的生活发展轨迹才是杨百顺人生悲戚的完美对接。毕竟，时代发展寄予牛爱国的种种尚不能完美地衔接其先辈的颠沛流离与小人物的苦难悲哀，而杜太白的经历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应和了这一“小说学的想象力”。此一判断，实则基于《咸的玩笑》本身所内含着的“普通人的悲喜剧及其写法”的奥妙。

“知或无知”的普通人：关于热点、流量与网暴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了一个对话，其文曰：“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后世也常将此一现象概括为“画鬼容易画人难”，或“画龙画凤难画猫”，成为考校画师功底的标准与尺度。入于文学，则可看出惊险怪奇、诡谲荒诞乃至耸人听闻的题材，往往会形成一种剑走偏锋的审美风格，从而获得阅读者因震惊式体验而带来的趋之若鹜般的青睐，而那种质朴平实、温和敦厚乃至简易俗常的题材则常因其带有“生活的经验性”被阅读者质疑为缺乏新颖性或创新性，从而为一般写作者所鄙弃。关于此一点，可用胡塞尔所说的“经验地平线”来解释，即：“这个普遍的经验地平线不仅包括由以前的经验知道的东西和能由以前的经验中重新唤起的东西，而且也包括当下的经验地平线和可能经验的地平线。”（胡塞尔《第一哲学》）也就是说，创作者与阅读者同处于同一个“经验地平线”，本然地使得普通生活成为共同经历，形成了“体验的共同体”，文学创作若取材于此，便会造成一种审美上的“熟滑”甚至“腻歪”，为一般创作者所不取。

但很明显，刘震云《咸的玩笑》颇有“偏向虎山行”的意味——它不避“体验的共同体”所带来的那种熟滑与腻歪，反倒径直对准了日常生活的“经验地平线”，为普通人谱写一部“文学的凡人歌”，以“笑中带泪”的幽默方式，书写着世俗日常中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实现了让阅读者在文字中体会“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顿悟与醍醐灌顶之效果。因此，普通人的普通事、普通日常的普通遭遇，构成了《咸的玩笑》的取材倾向与书写的主题。

小说以一个名叫杜太白的中学教师为核心，让他同时承担极致浪漫化的李白与极致现实主义的杜甫两个端点上的重量，在社会转型的时代氛围中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却又细思极恐的普通人的悲喜剧。“意外事件”构成了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它们源出于杜太白的观念与思想，却又总因不可抗拒的外力之加入使之发展到他无法控制的地步，从而使其生活与命运的轨迹发生重大偏差而逐步地向着生活的底层“沦落”，竟至于将其推入别样的人生体验之中。第一桩“意外事件”源于杜太白的本职工作亦使之终结于此——对古诗词极度热爱的中学教师杜太白，竟然因为对李商隐《夜雨寄北》中诗人妻子的生命状态有争议而于酒后和时任中学校长的曹五车扭打在一起，酿成了一桩沦为笑柄的大事，进而导致其丢掉了工作。“意外事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好事者“将这场面用手机拍了下来，第二天发到网上，成了延津的头号新闻”。人们迅速围观，纷纷发表“意见”，叠加“打架斗殴”的警局留底，让杜太白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此事件因其时网络的普及程度不高、智能手机尚未进入千家万户，使得“传播效应”有限，杜太白虽受影响却并未陷入巨大的生存危机，此后又阴错阳差地投身于司仪的工作，在延津县主持红白喜事——好景不长，第二次“意外事件”来临：在为自己的女学生主持婚礼的酒宴上，浅喝了一点小酒的杜太白在女学生要跌倒的时候下意识伸手去扶，却同样阴差阳错地不小心碰到了新娘的胸部。此事若正常理解，也并不算是一个“事件”，但婚礼摄影师却用照片“真实地记录”了杜太白的“手”与新娘“乳房”之间的关系，他“躲的本能没人注意，划拉的本能被拍了下来”。“事件”于焉产生，网络铺天盖地地将“众人”席卷进来，摧毁了杜太白——人们已然并不在乎“事件的真实性”，而只关注“事件本身及其带来的谈资效应”。

再次因为“意外事件”而彻底失业的杜太白，于接踵而至的“第三次意外事件”中彻底地被宣判为“社会性死亡”，进而走向“物理性死亡”或“生物性死亡”。虽然此次事件最终并未造成“事实性的死亡”，反倒因而收获了“忘年恋与幸福的生活”，但借助网络进一步发酵的“事件”等同于彻底将此人摧毁——他必须经由一次死亡才能重生。第三次“意外事件”颇具戏谑与调侃的性质：杜太白路过一家旧日的发廊，被焕然一新的装饰吸引走进去，却被女服务员“加钟的额外服务”在半推半就里促成，什么事情都未办成的他因此再次被“网络爆锤”，嫖妓也成了贴在他身上的道德侮辱性标签，成为延津县千人骂万人唾的“败类”。走投无路的杜太白只能选择“自杀”，酷爱诗词的他选择东岳泰山，想以跳崖身亡的悲壮性来给自己一次“生的祭奠”，但他自认为的“悲剧性事件”却无人问津，使他痛苦地领悟着“生之艰难”。“我本无心，群却有意”的三次“意外事件”将之推向绝境，不但要将他吞噬，还要将其“遗臭万年地杀死”——网络的力量常超出普通人所能承受的范围进而演变成人身攻击、道德审判。

学者齐泽克曾在其《事件》一书中提出：“我们可以将事件视作某种超出了原因的结果，而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界限，便是事件所在的空间。”杜太白的三次“意外事件”恰证明了“时间因果性”的错位及其所导致的“舆论空间”之硕大无比。刘震云无意间经由杜太白而为“事件”下了一个文学化、形象化的哲学注脚，进而可以将之带入到关于哲学思想上“因果性”的讨论——比起事件的真实性、原本的模样来，人们更愿意看到热点，他们本来可以形成对事件的“知”的认识，却故意选择了漠视真实，而沉浸在“事件的娱乐性之狂欢”中。在“知”与“无知”之间，普通大众有意无意地选择了盲视、无视或轻视“事实本身”，无限延展“事件”本身所不具备的“娱乐性”与“舆论性”，并进而促成其“热点事件”的结局，陷入“流量狂欢”之中。刘震云选择当下社会的“普遍性现实事件”进行戏剧化处理，让《咸的玩笑》成了“每一个人的生命玩笑”，既是对杜太白们的无奈一笑，亦是对“群氓时代的众人”发出戏谑一笑。

“孤独”的普通人：说得着与说不着，或“一句顶一万句”

如果按照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解释，“事件在我们身上创造的，是有关获得这种意志的问题；是有关成为我们身上产物的虚因（quasi-cause），即成为操控者的问题；是有关产生表面和内里的问题，事件在这二者中得到反映，重新变为无实体，并在我们身上显示中立的光彩。”（德勒兹《事件》）换一种方式来理解，亦即“事件”构成了生命存在的命运遭际，它以“虚因”的方式而成为生命存在的“操控者”，但其本身却显示为“中立的光彩”——杜太白的人生轨迹便是被三次“意外事件”所操控，走向了他本人所无法控制的方向。鲁迅《示众》里的“看客”，以及他小说中所处理的“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被刘震云悄无声息地移植到了《咸的玩笑》中——“移植”的本质原因是，刘震云与鲁迅所处理的题材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普通人的日常构成了其基底性的缘由。“看客心态”本来已经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被展示出来，那时候“吃瓜儿女们”是躲在小说背后的“广大的阅读者”，此次却被赫然置于小说之中，但《咸的玩笑》显然是“揪着”看客心态来处理“被看的人”的生活轨迹与命运遭际的。

关于“看与被看”所聚拢起来的现象，刘震云在《咸的玩笑》中并不只是提供一个“好玩又好笑的故事”，而是引领阅读者去沉思背后更具思想含量的“时代的主题”。借助于网络与电子设备的不断迭代升级所带来的便利性，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判断愈发得到凸显：“群体的无意识行为取代个体的有意识行为，这正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群体不擅推理，相反却善于行动。借助当前的组织，它们的力量变得强大无比。”（勒庞《乌合之众》）发生在杜太白身上的三次“意外事件”恰恰体现了“群氓的狂欢”特质，也就是说群体效应已经淹没了个人的理智，个体的声音在群体的喧嚣中终将被淹没而至于喑哑，毕竟作为“大众的群体”意味着“一个人一旦加入一个群体，深陷一群民众之中，就可能变得过分暴躁、惊惶、热情或者残忍”。（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狂欢》）杜太白的三次“意外事件”中，所谓“舆论”变成了“公众意见”，而“公众意见”并没有具体的“生产者”，它来源于“大众的制造”。面对如许风潮，杜太白所能做的仅仅只是“承受着”，这也是为何他最终在“社会性死亡”之后，选择“事实性死亡”。

即便加入到“群体的狂欢”之中，作为一个个单独的、具体的个体本身，始终无法摆脱“孤独”的命运——“意外事件”不但使其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同样也凸显了杜太白作为个体的孤独：茫茫人海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知音难觅。如果还在强调交流的高质量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某种对事实性的还原都缺少聆听者才是个体最为孤独的处境。即便是亲朋好友，甚至日常里的那些“说得着”的人，也在“意外事件”的冲击下而变成了“熟悉的反目仇人”——第一次意外事件，让杜太白丢掉工作也失去了婚姻和家庭；第二次意外事件，则重创了再婚的尝试，使之变得遥不可期；随之而来的第三次意外事件，直接宣判了杜太白的最终命运，所有与之相关的“重新开始”都变成了不可能。也是于此一维度，将《咸的玩笑》作为《一句顶一万句》的下半部缘由也于焉而生——杜太白的故事比起牛爱国的故事来，更能与其先辈形成某种“时代的互文性”：杨百顺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违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原则，一再更改名姓，从“杨百顺”变为“杨摩西”再变为“吴摩西”最终化身为喊丧人“罗长礼”，象征着其人生一步步走向孤独乃至于孤绝；杜太白虽未经历更名换姓，却在三次意外事件的打击下一步步沦为社会边缘人，并最终被宣判为“社会性死亡”，走向凄苦孤绝的境地；杨百顺从延津县消失，一路向西，去往宝鸡；杜太白也从延津县消失，却一路向东，去往泰安。

《咸的玩笑》中“孤独”的由来是个体面对群体时的弱小与无辜，可以看作是“人多势众”裹挟下的普通人的悲喜剧；《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孤独”更多是命运性的，是个体在求生的历程中一步步走向了“命运安排的轨道”，可以看作是“时势”对个人的吞噬与淹没。杜太白终其一生，始终生活在“孤独”之中，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青年时代父权制度下的拳打脚踢、工作后的诗词风波，乃至于结婚又离婚、再婚而不得，子女不理解并远离……“孤家寡人式孤独”如果还是形容普通人生活的窘境的话，杜太白心灵、精神与思想上匮乏知心人，才是其孤独的最为本质、深层次原因。如果将此种孤独进一步延伸，《咸的玩笑》其实不仅仅把它置于杜太白一人身上，而是把所有普通人作为众生之一员，也塑造了“群体性的孤独”——那些以热点为噱头，调侃或谴责者，无一不是“生活的孤独者”，他们无所事事地躲在远距离的阴暗角落，唯一能交流的对象竟然是“处于茫然境地的众人”。如果说杜太白是因了其“人群中的人”之身份而显示出他的孤独，那么“众生”则是以“作为人群的人”的普通人隐而不显地书写着各自的孤独。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如何疗愈自我的孤独”构成了现代普通人的日常话题。

“善或恶”的普通人：向死而生与“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

摆脱孤独倘若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最起码也是人终其一生所要面临的最为核心的生活问题。对普通人来说，“平时按照社会的‘理所当然’行动。但是所谓的‘理所当然’，仅仅是某个特定社会的‘理所当然’，绝对不是普遍的标准。……也就是说，‘今天的“理所当然”可能就是明天的反常’。但是，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不知不觉中就会认为遵守今天的‘理所当然’是好事，容易批判地看待那些不这么做的人。”（阿比留久美《创造居场所：孤独与归宿的社会学》）在“变化”与“守常”之间，人时常接受生活的各种拷问，《咸的玩笑》所处理的恰是这一问题的现实状况。

从“作为标准的理所当然”出发，就《咸的玩笑》而言，可以清理出两条思考的路径：其一，因为“理所当然”的存在，普通人更容易形成“潮流与大势所趋”的倾向，形成某种超越自我而具有群体效应的“本该如此”的呼声与“未能如此”的批判——杜太白的三次意外事件所引起的舆论漩涡恰是因为在普通人的观念与行事逻辑中，他们都依凭着自我的“理所当然”来对别人形成批判或认同，至于“个体的独特性”与“事实的客观性”则被他们甚至是故意地忽略，以创造出对事件的娱乐所带来的狂欢化效果，实现某种自我生活缺憾的宣泄与情绪的排解；其二，超越“理所当然”所带来的是对生存的真切领悟，换种方式来说，在经历了诸种“理所当然”造成的“意见伤害”之后，个体会在群体力量面前看透“构成群体的个体”最真实的面目，并进而回归最本真的自我——对杜太白而言，恰恰是为了追逐流量而不惜伤害一个无辜者的现实状况，才让他真正地实现了对“众人的理所当然”之超越，尽管这种超越是经由“社会性死亡”之后“事实性死亡”时的“猛回头”所造成的，但普通人的“善与恶”也于焉而出，变成赤裸裸的“生存现实”。盘桓于夜间的泰山之上，杜太白想起了自己的“生活知音”，也就是他的前任儿媳妇春芽，一通十分平常的日常电话让跳崖自杀的他及时止住“死的脚步”，嗣后便让他通向了“生之通途”。

实际上，这样的结合作为常被道德谴责的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意外事件”，然而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的是，杜太白与春芽在泰安小城组成的“老夫少妻”奇怪模式，过上了幸福、满足又惬意的小日子，反倒因为低调、不被人知而并未遭遇任何道德谴责——由此也足见，前面三次所谓重大的“意外事件”实则是因为盲从的大众而导致的“网络事件”罢了，它本身恰恰是因为忽略了“事实的客观性”而被别有用心地“使用”了，它表现的是“普通人的恶”的一面；杜太白与儿媳春芽的“老夫少妻”婚姻，在平淡的日常里被小城的民众所接受，并不去关注他们每一个人的“黑料历史”，却又同时凸显出“普通人的善”的一面。要之，普通人的身份与构成未曾发生改变，善与恶的道德品性亦未改变，但面临不同的境遇却使得“善恶一体的普通人”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道德取向，这恰恰构成了《咸的玩笑》在戏谑之外所提供的思想含量。不仅如此，小说特意在“正文一”部分讲述了俗名为长顺的智明大师出家的故事，从一开始就给“普通人的善与恶”定下了“小说的思想基调”——与其说《咸的玩笑》写的是一出喜剧或闹剧，不如说它背后深藏着“写作者的慈悲与怜悯”，是站在更高的道德高地上来俯瞰芸芸众生及其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

此一“写作者的慈悲与怜悯”的实现，得益于刘震云所使用的“文学的极端性”手法。也就是说，他将小说主人公推向生存的极端处境，并在此处境中带来其生存的拷问，最终将之导入“柳暗花明又一村”式的“转角遇到生的希望”，从而带来某种故事翻转的戏剧性效果。海德格尔在著述中，将此在（人）称为“终有一死者”，将生存称之为“向死存在”。（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与此同时，“在向死存在中此在对它本身之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能在有所作为。日常状态的自己却是常人，它是在公众解释事情的讲法中组建起来的，而公众讲法又是在闲言中道出自身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这就意味着，“公众讲法”构成某种日常状态，它可以被视为杜太白所遭受的各种“网络暴力”，构成了某种“理所当然”的内在价值观，而唯有其以强大的公众势力扑面而来将杜太白淹没之际，“拯救/转机”才会发生。此一点，恰好构成了杜太白人生命运的“向死而生”：从死亡出发才能获得重生。基于此，杜太白与儿媳春芽的“知音式姻缘”才构成了某种命定性的偶然与契机，是逃离“公众讲法”而走向“本真自我”的“此在别具一格的能在”行为。知乎此，也才能够理解杜太白在纯洁发廊与洗头女梦露的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忘年恋”，以及最终让他彻底沦入“社会性死亡”境地的第三次意外事件——只是反过头来重新品味，才会摩挲出种种“知音式姻缘”背后所隐藏着的苍凉与凄冷，仿若张爱玲的判断再次浮现：“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三重化”与故事形态学

为了实现以上诸种目标，刘震云在《咸的玩笑》中利用了典型的民间故事结构，即故事形态学所强调的“情节三重化”。按照俄罗斯民间文艺家弗·雅·普罗普的分析，“遭难者求助的寻常环节，并且它一般都做三遍。它先是求助于女仆们，然后是求助于大臣们（书记们、部长们），第三次就是向故事主人公求助。这三位一体中的每一个成员（照样）也可以再三重化。”（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这在中国的民间故事中又称为“列三为多”——同一事件被重复三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递进式的，或伤害逐渐加深，或挑战逐渐升级，或主人公逐渐获得成长。此种结构所对应的民间故事既有“三兄弟争家产”“三女婿拜年”等故事，也有“唐解元三笑姻缘”等话本小说。

简单来说，所谓“三重化叙事”就是一种强调故事重复中有差异，在差异化的重复中使故事逐渐达到高潮的独特的叙事策略与结构模式。“三”既可以是“二”或者“四”，也可以是更多的情节重复，它视事件递进的层级多少而进行改变。《咸的玩笑》整体性的故事架构便是一个典型的“三重化叙事”，它分别以杜太白人生中对其打击最为严重的三次网络事件为核心，由此而铺排他的一生，附带着去刻画围绕此三次事件的周围性人物，并将延津县作为一个缩微型的“大千世界”，其中的芸芸众生就是刘震云笔下的普通人。倘若再仔细进行区分，则可以看出，书中还存在“复现的三重化叙事”，亦即杜太白如何“向死而生”，在绝境中领悟生存并最终获得“善终”的——第一重此类温暖与善意的故事是智明和尚的人生经历，其中有言：“人情冷暖，众生共业，正是慈悲的来源”，算是为《咸的玩笑》进行了点题；第二重则是杜太白与梦露之间的“知音式情缘”，二人因知心话而变为情侣，却因各自磨难深重而无法长相厮守；第三重是因“说得着”而跨越年龄的“老少婚配”故事，它最终获得了圆满的结局，也给人世苍凉绘制了一点暖意的色调。

为了实现两个“三重化叙事”的巧妙缝合，刘震云在《咸的玩笑》中故意使用了“正文”与“题外话”的结构方式——所谓“正文”，构成了一头一尾，从智明和尚的温馨故事开始，以杜太白与春芽的“知音式姻缘”作结，形成了某种活着的温馨与欢悦色调；“题外话”则正好是杜太白人生的三次意外事件，中间偏偏又插入了与梦露的“知心人故事”，从而让这个故事仿佛嵌入三次意外事件的榫卯，让两个“三重化叙事”牢固地黏合在一起。所谓“题外话”，意在强调人生之磨难皆为过眼烟云，其背后蕴含着“向死而生”的哲理思想；而称为“正文”，则点出“风雨过后必有彩虹”的人生之另一面，意在凸显“活着的价值与意义”，也映衬着“向死而生”的“生之恢宏与盛大”。“题外话”本就是人们饭后的谈资笑料，三次意外事件便皆因外力的推波助澜而无法消停，因此更加凸显了“正文”的珍贵与庄严、神圣。

仍需注意的是，主线的“三重化叙事”是将故事的主人公逐渐推向复线的“三重化叙事”，从而让两条线索融合为一，实现了明线与暗线的交织、汇合，它们仿若复刻了“刘氏幽默的双螺旋形结构”，于笑中噙着眼泪，亦于所有遗憾中充盈着一种宽容与和解的豁达。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论述，“社会学的想象力”乃是一种如此“心智的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这主要是因为“人们一般不是根据历史的变迁与制度的冲突来确定他们所遭受的困扰。……他们对自身生活模式与世界历史的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几乎一无所知，普通人往往不知道这种联系对于他们将要变成的那种类型的人，对于他们或许要参与其中的建构历史的过程意味着什么”。倘若如此，那么就必然也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小说学的想象力”的东西，它能帮助阅读者厘清正发生在身边的各种看似错综复杂的事件，不但能使他们以客观存在的对象来把控之，亦能让他们得以看清其中的本质性关节与枢纽，进而理性地梳理出事件背后的真相，摆置清楚自身所处的地位。也就是说，“小说学的想象力”意味着它追求建构一门学问，一门旨在回答“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深刻而又质朴的学问。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刘震云《咸的玩笑》正是这样一部具有了“小说学的想象力”品质的文学作品。

（作者系评论家、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