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者“迷”？——《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研讨会纪要

2025年11月19日下午，“清史读书系列”第1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行。《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作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明引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副教授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瑞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敬雅参与讨论。

研讨会现场

《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孙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丨世纪文景，2025年9月版

本次清史读书研讨会围绕孙明老师的新著《积弊》展开，孙老师认为，这本书的定位与思路既非微观实证研究，也非宏观理论探讨，而是希望呈现清中叶的总体社会政治状态。他尝试从当时人的“时代感知”切入，通过他们的观察、分析、评论与对策来展开研究。这些“当局者”虽可能“迷”，但他们的认知恰恰构成了理解那个时代的“时代意见”，并且参与了时代一局。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晚清史场面大、矛盾多，还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相比之下，清中叶就不那么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但在孙老师看来，“中叶”是大浪潮到来之前的重要时段，由此而生的对这段历史的特殊感触，促使他进行深度的学术思考，从而也具有个人生命史的意义。

孙老师更倾向于将本书视为一部“政治史”。时人对政治与世势的关心和讨论，所形成的种种认知最终还是会直接支配行动。从“中衰”的体察、经世的改革，到“中兴”的振作，其中都有关于“中叶”的思想资源的支撑。《经世文编》的收文和编纂即与现实和实践紧密相关，大量在行政中生成的奏章和讨论都具有非常强的实践属性，而不只是宇宙观、历史观等现代哲学视域的问题。

史学典籍、诸子学、文学、政治议论、历史评论等不同载体和场景的材料，则提供了不同层次的信息：“三代史”对清人而言是理想模型，宋史、明史等近世史则侧重历史经验总结；奏折多为行政分析与操作性建议，私家著述则包含更多理性思考。但诸层次又会汇聚、交集，即便奏折中看似抽象的经典引用，在当时都是指导政治实践与改革的共识性观念。

对于王朝“兴衰”的议题，孙老师通过研究认为，实际上“皆亡于中叶”。这本书就是在总体状态的维度上，从“中叶”来研究兴衰得失。在他看来，历史研究不能总是关注“结论”，从若干既有的结论出发得出新结论是很有限的收获，不妨从历史当时的多样性的“讨论”出发，至少能丰富对历史样貌的认识。具体到清朝，首先，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很多话语方式都是从清中叶一路下来的；其次，嘉道时期，“兴衰”之际的时代状态也决定了时人的反思深度。“经世”可能是表象，是实践和方策，围绕“积弊”的“审积”与去弊乃至变法，是更深的思想认识和底层逻辑。因此“中叶”同样是历史的大关节，可能只有在这个“政治时间”中才能获取这些信息，是讨论“兴衰”时隐微而重要的刻度。

本书也重点讨论了“积”的政治学。“一祖之法”不变是清朝的典型特征，是制度体系积弊的源头。孙老师坦言自己特别想呈现的是，“积弊”蕴涵了一种“合理的不合理逻辑”。他举出姚文田论“漕弊”的例子，姚氏用了“不能不如此者”“势不能不”“其中亦有不能不然者”“不得已而为此者”等说法，同时认为没有“万全之术”解决这个困局。本书也强调存在“先王之意/前代之法意”与“本朝之法意”的张力，实则是想说明不能忽略前者的政治伦理价值。对于“非正式制度”，尤其是它所谓的各种灵活性与实用性，是否完全合理？是否可止步于“非正式制度”？怎么看制度增量的利弊？怎么看政治现实与政治伦理、政治后果？怎么看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微观合理，宏观也许就不合理，一时合理，长远也许就不合理。以上这些在孙老师看来，也都表现了政治的微妙和复杂。

接下来，孙老师认为“制度论”与“风俗论”应并重，这是对偏重“制度”或“风俗”的修完补全，是推进“制度”与“风俗”以及政治史、制度史研究与社会史、思想史研究两种理路的对话。孙老师对此有五点看法：一是不能将政治问题过度形而上化，清人本身就重视制度，即便认为制度有“原罪”，仍主张通过制度解决问题；二是对时代思想与议论状况的了解需要多维度的阅读和体会，有的文本强调风俗，有的则重视制度，这需要做不同语境的分析；三是通过文本比对，分析其内在层次：更直接的层面上，也许是“制度”，更深层次的机制和动力，也许是“积”和“积弊”，而“风俗”是结果；四是长时段来看，历代风俗有循环与变迁，但各朝中叶均出现制度积弊，制度积弊也应是王朝体制不能化解的内在危机一以贯之的脉络；五是中国古代“法意”的概念兼具制度与风俗的双重内涵。基于以上思考，孙老师认为制度与风俗相互成就，不必拘泥于“制度与风俗”何者重要。

书中还探讨了积弊与“太平”的关系。孔飞力曾提到，盛世中的普通人未必能感到幸福——18世纪的商业发展，对普通百姓而言可能意味着竞争加剧、生存空间缩小，而非致富或安全。对此，孙老师认为，盛世的“不高兴”与中叶之后走下坡路的“不高兴”不可同日而语，中叶时人仍会怀念盛世的开疆拓土与稳定。什么是“盛世”，什么是“中叶”？如何区分“极盛”与“极太平”？这些往往是通过意义感知的，但在孙老师看来，这种感知与意义判断并非臆造，而是有着现实的依据。更值得关注的是，当时人将积弊与“太平”视为因果关系——“极盛极太平之后，必有积弊”。如何看太平盛世与积弊中衰之间的因果呢？孙老师认为清中叶的人有这样的逻辑：1.在宇宙观上，盛极必衰；2.就王朝政治而言，太平、中衰、末世，似乎是王朝政治体周期中不可避免的运数时段。3.从现实看，太平盛世人口繁衍、社会复杂，从而造就了治理烦杂、风气衰靡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从应对之法来看，时人常常提及的“易简之道”，也并非要回到原始化，而是追求“文质彬彬”的稳定复杂社会。

最后是对“中叶困境”的概念界定。孙老师认为“积弊”和“中叶”只有同处一局才更有意义，清初的积弊多为承接前朝或短时形成，而中叶的积弊是结构性的，影响力远超初期。作为政治时间，“积”指向一种随岁月而沉重的时间性，“中叶”蕴含着对时代总体状态的判断、周期刻度与阶段性规律的认知——这种规律未必客观，却是时人的共同感知。在孙老师看来，这种“同时代感”甚至“同时间感”也是非常深入人心并且可以相互印证。比如《朝野琐记》中，道光时的张宝璇看到顾炎武《日知录》的“自古国家中叶，多有妖人阑入宫禁之事，固气运之疵，亦是法纪废弛所致”这一处，就马上想到“吾观嘉庆十八年九月，林清逆党潜入东华门，滋扰宫禁之案，则亭林之言犹信”，强调顾亭林“可谓君子之言，信而有征”。通过还原“中叶”这一概念的王朝政治内涵，赋予其政治现象、政治规律、历史哲学的意义，我们可以回到历史当时，走进时人思想世界，重新评判王朝兴衰。

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话题，孙老师建议继续追踪，诸如19世纪的“经世”（中叶），与清史所前辈高王凌先生曾提示的18世纪的“经世”（盛世），有什么不同？如何理解传统中国治道中的“无为之为”？如何在制度与治理的“易简”和礼乐文明、复杂社会之间找到一条复性结合、相为因果而非机械排异之路？中国王朝史研究，又如何与古罗马的盛衰、奥斯曼土耳其的盛衰进行文明比较视野下的对照？

在讨论环节，董建中老师首先发言。董老师重点提到了清史的分期，认为这是清史研究中不能绕过的大问题，不同时间断限方式的背后，实则带有写作者基于问题意识的思想深意。在董老师看来，本书最大的贡献是通过梳理史料中时人的感知，呈现出他们彼时的历史意见，而这对今人研究清代的历史有着重要启示。对于清中叶的“积弊”，“文恬武嬉”“因循疲玩”有概括力，但远远不够，孙老师则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提供了很多认知，包含了丰富的士人们的思想资源。在书中，“中叶”确实是一个概念，可以把它上升为一种分析工具。除此之外，董老师提出要特别关注士人的“对立面”——皇帝，认清皇帝们在“原额主义”结构性困境下破局的可能性，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清中叶的“积弊”。

高波老师认为，孙老师的研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书斋学问，而是对古代史中具有当下重要性的关键问题的思索，蕴含着一种来自历史真实情境的“政治感”。“兴衰”“中叶”“积弊”这些词汇实际上跳出了现代政治学（包括历史学）分析的束缚，真正是从古代人的视角入手。在他看来，在思想史层面，本书的真正突破点是孙老师将经学和《清经世文编》有机地结合起来。孙老师注意到乾嘉时期经学注疏中的“中叶”表述，并和该时期关于经世的讨论相结合，从而将古典与今典勾连在一起。更进一步，高波老师认为，从“中叶”出发思考王朝周期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推进的研究议题。第一，如何就“中叶”“积弊”问题，总体审视乾隆中后期以降的历史演变，增进对“中叶困境”“积弊”的认识？第二，清代“中叶”“积弊”的一个特征，是尽量控制可能导致王朝“猝死”的种种风险，让王朝缓慢衰落，能否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清朝的“成功”？第三，“中叶”所属的王朝史周期与其他尺度周期的关系为何？值得进一步探讨。

韩策老师认为，孙老师的研究能够在很多方面启发我们对嘉道这个时代的理解，乃至方法论层面的对话，包括概念的提出等等，都非常使人受益。其中，“中叶”这一概念即从旧的文献脉络中提出来，然后再把这些概念同以前经常讲的“同治中兴”等相结合一直贯穿到晚清，为这一时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基础上，韩老师指出，基于当时士大夫的时代感知，如果要解决他们所认为的这一时期的积弊，可能要用一种发展的视角来破局，比如主动开放东南地区的对外贸易并以此增加商业税的收入，进而发展轮船事业乃至布局近代新式海军。被迫开放口岸的《南京条约》即在道光时期签订，当时的士大夫中是否有人主动提出开关的想法？在韩老师看来，孙老师在书中提出从“中叶”到“中兴”的议题，相当于提供了一条看待晚清的新线索。对于是否有“中兴”？韩老师觉得总还是有一种对清朝批判的角度。设想回到同光时代，普通人经历了咸同二十年的乱局，那么同光之际就理所当然是一个“中兴”的时代，站在甲午之后，也会觉得同光时期虽然有很多“弊”，但已经比咸同的时候不知好了多少。

胡恒老师认为，孙老师的研究呈现出通过时代关键词，以之为载体达至对时代理解的整全性的特点，这恰恰是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出发重建历史知识体系的一种切入方式，经学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对于本书的理解，首先是孙老师提出的核心问题——“中叶”。由于行文当中并不涉及太多行政实践而主要是从历史时间或者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中叶”，故而呈现出强烈的时代宿命感。清朝的中叶有其自身特性：首先是满族贵族建立的政权，这与明朝的中叶不同；其次是西学，带来了不同认知体系。胡老师认为，讨论“中叶”离不开皇帝因素，“中叶”与“太平”相对应，清朝的“太平盛世”就是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因此嘉道时期关于积弊的讨论隐藏着的是乾隆皇帝一朝的政治。着眼于未来的历史研究，胡老师认为，将“中叶”或“弊”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不仅需要考虑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也需要考虑普遍意义，是否适用于清朝以外的王朝兴衰及中国之外，依然值得继续探讨。

刘文鹏老师指出，学者们此前经常使用“中叶”的概念，但并没有做过特别深度的思考，孙老师则在这本书里则讲得非常深刻。在刘老师看来，从政治史的角度说，这也是一种新的范式，即与经学相结合、与“清朝中叶”相结合去看当时的总体性状态，尤其是书里的一句话——“盛世”与“中兴”之间是王朝的中叶，如此即将嘉道时期的政治时间从乾隆勾勒到清末，都联系起来了。在此基础上，刘老师认为，“积弊”和清朝灭亡之间的关系或许也应做一探讨。接着，刘老师还提到清朝“积弊”的独特性和各王朝“积弊”的普遍性的关系，以及能否再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这种缓慢的演变。刘老师最后阐释了理解“壅蔽”的两种维度，认为一是需要注意皇帝有意不将信息下放给大臣（如言官）的情况，再就是皇帝和大臣的认知问题，因为很大程度上，皇帝并非未从大臣之处得到信息，而是能够得到怎样的信息以及怎么处理信息的问题。

张瑞龙老师认为，关于“中叶”的判断，当时人不是往后看，而是往前看，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那么这就有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殊问题。士人立场之外，张老师认为这同样牵涉到中叶时期帝王的感知，嘉庆帝即有非常明确的感知。无论是《御制守成论》，还是后来的《御制行实政论》，都是非常明确的——认为时局到了“中叶”。在张老师看来，嘉庆皇帝也有一个很强且明确的应对方案——守成。嘉庆皇帝不认为本朝有 “咸与维新”的问题，所以这就不是“变与不变”，而是如何守成。如何认识“中叶”判断与“守成”对策在清朝的持续影响，如何勾勒本朝人对当代所处周期的认知，如何呈现当时汉人那种说不出来的、很隐晦的政治参与问题，如何处理王朝史的共性与清朝史的个性，孙老师在这本书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这些也是清史研究中值得继续关注的重要问题。

田耕老师认为孙老师非常强调清朝当局者的史观，并且对“积”的理解也很关键。“积”并不是某一处突出的危机，或者即将到来的某种外部威胁，事件性并不那么明显，它是自制度建立之时就带来的不可逆转的某种困境。田老师同时认为，在制度分析当中，非常关键的任务就是寻找转折点，“中叶”就是非常重要的时代转折点，不管是转向盛还是转向衰，时间断限非常重要。再就是需要回到当时人的那种“不确定性”，他们能够感知到盛世之下潜伏了很多积弊，这种积弊会严重到什么程度、何时爆发、有没有到必须要改的程度？实际上并没有完整的答案。接着，田老师说自己很赞成第三章中引用钱穆所说“始于议政事，继以论风俗，终于思人才，极于正学术”。这四种变革之间，它们形成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先是政治变革，然后是风俗变革，再是人才的变革，最后是学风的变革，朝政很坏的时候，可能正是某一类人才或者学风的上升期。田老师最后也提到了“文质”的问题和“积德”的问题：一到“中叶”，是否制度繁荣的时候就一定要抛开堆砌得过度文饰的部分？而“变革”也不是大刀阔斧地做一个改变之后事情就能解决，需要随时调整，那么怎样理解“积德”？

王敬雅老师谈了三点感受。一是所谓的制度在定型期之后发生的很多弊端的底层逻辑。在王老师看来，制度定型后，很多既得利益者能够在其中谋取私利，由此显示出制度当中的漏洞——不是因为立法多了，才有“积弊”，而是牟利者多了，才要给制度打补丁。二是嘉道时期的积弊治理存在制度改革上的悖论，即清代所谓的敬天法祖，“法祖”在嘉道两朝非常明显，对前代制度的遵从虽然减少了试错的成本，但会进一步造成政治制度上弊端的淤积。比如道光前期，漕粮海运、革除陋规、废营改票、河工赔补等等，都没有改好，这一过程实际上增加了政治成本。三是清代的士人在积弊治理的时候和儒家的传统理论产生了一个互动，这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儒家认为理想制度是退化的，“三代”之后就不断退化，当这种想法碰撞到清朝的“积弊”，就形成了一种士人认为的“中叶”衰微的思想。其次，儒家还有一个理论传统，追求“克里斯玛”——不是很在意制度的整顿和工具的调整，而是有没有圣王出世来拯救这种积重难返的局面。

来源：孙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