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极度的爱”到“极度的憎”：史学天才的情感风波|钱穆|吴宓|陈寅恪|周晓虹|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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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 1905 — 1942 ），号“素痴”，间署“燕雏”，广东东莞人，在民国史学界有“天才的史学家”的美称，陈寅恪评价说，“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然而，这样一个史学天才却在 37 岁不幸英年早逝，只留下了半部《中国史纲》。钱穆慨叹，若非张氏 37 岁早逝，“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

这个天才史学家倏然消逝的一生，曾长期隐而未现。新近出版的《张荫麟传》一书广泛收集张氏著作、译作、往来书信，并引述时人对其的评价、研究数十种，以“他观”视角，还原张荫麟的人生轨迹，阐明其史家素养之生成，同时亦表现民国史界学术理路之过渡性与多元化，观察史家在世变中的因应之道。

本文选自《张荫麟传》“ 联大时期的教学和生活 ” 一节，标题为编者所拟。

“天才史学家”37岁英年早逝，唯一传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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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时期的教学和生活

来源 | 《张荫麟传》

1938—1939学年度，张荫麟在历史社会学系开设宋史课程，两学期，为三、四年级开设，学分2＋2。另一门“历史哲学”，为该系三、四年级选修课（同时为哲学心理学系开设），学分4。1939-1940年度，张氏在哲学心理学系开设必修课“逻辑乙”，学分6；“逻辑甲”由金岳霖讲授。

张荫麟（左）与贺麟（中）、陈铨（右）

张氏并不喜欢课堂直接讲授的方式，如其形容容庚至清华兼课，“不过留声机多开一遍，无所苦，原不必固拒不为也”。故其授课以启发性为主。宋史课程以《宋史纪事本末》为教本，要求从中自选六十篇作“提要”，每篇提要不得过百字，以作文字钩玄的训练。其引导学生做研究的办法更为独特：

课上只讲专题，很富启发性。他总是每两三周，提出一个问题，指定几卷书，要我们从那几卷书中找材料，去解决那个问题。以后，问题越来越难，指定的书越来越多；最后，他不再指定，要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找书看。他用这样的方法，训练我们一步步地学会独立做研究工作。

在众多学生中，张氏特别识拔云南本地学生李埏。李氏出身于云南路南的传统书香家庭。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抗战军兴后归里，1938年8月转学联大历史系，跟从荫麟研究宋史。李埏在半个世纪后尚记得当时指导之情形：

在西南联大，我从他学宋史，常送习作请他指教。每次他都是立即当面批改，边改边讲，不仅改内容，而且改文字，教我怎样做文章。有时候改至深夜，一再请他休息他也不肯。

另有学生丁则良，1933年入读清华历史系，1938年毕业于联大历史系，并留校任教，亦跟从张荫麟研习宋史。尽管西南联大常委会在1940年6月底做出决议，聘请张荫麟为历史学系及师院史地系教授，月薪380元，但此待遇并不令其感觉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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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抗战前他请假专修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销假归来，月薪仅支取请假前的月薪三百元（清华教授的最低月薪）。而许多与他同资历，甚至稍晚入校的教授待遇，已经较他为高。按照校章，“每服务满二年（休假之年除外）者，加月薪二十元；其于所任学科有特殊学术成绩者，加月薪四十元”。张氏从1935年秋季以专任讲师（位同副教授）请假一年，1936年秋季升任教授，仍旧请假一年，直到抗战爆发。张氏仍向清华当局提出，希望待遇至少能与同资历的人相同。问题在于“请假”与“休假”是否相同，以及如何认定“有特殊学术成绩”。此举亦引来许多同事讥笑他争薪水，舆论上颇为被动。

不过，真正导致张荫麟出走的，却是1939年7月回昆明以后，发生在其身上的感情风波。此事涉及传主之真性情和以后事业的走向，出走之后仅两年，便殁于山城遵义，哲人枯萎，起因正在于此，故不能以敏感私事省略之。事实上，学人亦有七情六欲，表现其感情之羁绊与踯躅，不过还原本相而已。

据贺麟忆述，荫麟回昆明后，住在欧美同学会，地址偏僻，少与同事往来，“使得他与Y小姐十年多潜伏着的爱苗，因而长成”。“这位小姐十年来不断地与他有通信及见面的机会，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忠诚钦仰者。她的文章和译品常经过荫麟精心校改。荫麟历年来所给她的片纸只字，她都当如至宝般珍藏着，但直至这时他们才明白互吐倾爱之意。”

贺麟没有透露Y小姐的姓名，然可从吴宓的日记中得到印证：

至1940因爱容琬而与妻伦慧珠离婚，终则琬乃回北平嫁一协和医士。荫麟于是抑郁烦燥，有以促其天才。

容琬（1916-1993）乃荫麟好友容庚之长女，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容氏是当时西南联大的著名才女。张、容两人曾合译并发表了娄德（J. A. Froude）的《历史科学》，以及R. H. Cretton的《近代西洋史学的趋势》两文。两人还在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共事，张氏为英文编辑，容氏为西文组干事，负责西文索引。

张荫麟与容庚有同乡之谊，在学术上互相启发，感情至厚，因此两家交往密切。张氏留学美国之时，还不忘提醒容庚，购一册沈德鸿的《中国寓言初编》予“阿琬等”看之。但是张氏与容琬有辈分之别，且有婚姻道德之约束，唯有用理智止住了这段感情：

她早已订婚了，她的未婚夫在北平。我劝她回北平与他结婚。

同时，张氏又将家眷接到昆明，以断情思。但是夫人伦慧珠所带来的是庞大的家庭（除子女外，还有伦母和姨侄女），以及持续不断的激烈吵闹，有时还要住在楼上的冯友兰太太出来调解。钱穆晚年还记得张氏家庭不睦之状：

嗣在昆明，荫麟屡责其妻治膳食不佳。其妻谓，君所交膳食费请各分一半，各自治膳。荫麟无以答，勉允之。夫妻对食，荫麟膳食乃大不如其妻之佳。其妻曰，果何如。荫麟遂愤欲离婚，经友人劝，先分居，荫麟乃一人去遵义。

对于荫麟夫妻不睦，好友贺麟知悉内情：

他们的吵闹也并不始于在昆明时期，实在是为性格所决定，出于不得已，他们自己也无法克制，别人也无法劝解。

张、伦两人的感情经历，其实颇为曲折，结婚前便有多次反复。张荫麟任伦氏家庭教师时，便以“诚挚纯洁的爱慕”，“死心塌地”地去追求伦氏，却不被接受。幸得容庚劝慰，方释心中伤痕。在留学美国时，荫麟反省这段情思，意识到伦氏并不属于其心目中的理想配偶：

爱情有两种方式，皆可得美满结果。其一彼此事业志趣略同，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此上式也。次则女子绝无远大志尚，然对男子敬服感激，一心维护，百般依从（或反之），则亦可称佳耦〔偶〕。珠之于予二者无一可能，若因循敷衍下去，如何能得好结果？

然而两人通过无数次跨越大洋的通信，到底还是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于1935年4月结婚。此次经历抗战乱离之境，生活之动荡，感情之波澜，两人的婚姻关系终于破裂，以离婚收场。容琬亦与之断绝来往，至北平任武贞女中教师，在1942年7月24日与表兄徐庆丰结婚，1949年后随夫定居美国。

经此一役，荫麟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多年积蓄耗尽，在舆论上也陷于受指责的地位。

张荫麟1941年摄于遵义

对于张荫麟因待遇要求和家庭波折而出走浙大，极为欣赏荫麟的陈寅恪似乎也不表同情。其悼张氏之诗云“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即指要求加薪之事，不必太过较真。另一句“自序汪中疑太激”，则是暗讽荫麟夫妻失和。徐规解释，汪中著有《述学》一书，其中《自序》有言“孝标悍妻在室，家道坎坷。余受诈兴公，勃谿累岁”，乃记述刘孝标和自己的夫妇不合。陈氏借此典故，“惋惜张先生与夫人伦女士的乖离事”。

陈寅恪一向主张：

力主屏绝杂务，专心读书著作，生活种种，均不足计也。

抗战时期图籍颇为难得，而北大可借用史语所（迁李庄以前）的藏书，昆明又聚集后方最多的学者，正是做学问的合适之地。生活、医药方面，似乎也较有保障。两年后张氏在遵义因病去世，昆明学界即有舆论称，“张荫麟苟不赴浙大而留联大，当不至死”。不过此语太无情义，亦有推卸校方责任之嫌，难怪吴宓听后不由得愤愤不平。

更有人对于荫麟的多情遭遇表示理解。孙次舟讲到：

更加突然而来，若汪中《自述》所说的“勃溪累岁”，这将如何使一个天才文人生活下去？

谢幼伟也认为，荫麟既为天才，自由理智发达，必会不满足于“女人的常态”，容易从恋爱时“极度的爱”变而为结婚后“极度的憎”。

的确，张氏对感情生活极端重视，更甚于形式上的婚姻结合。早在1929年，吴宓准备与陈心一离婚时，诸友皆反对，独其赞成，“谓人言不足恤”。贺麟则注意到：

他在理论上素来是反对家庭制度的，所以他平日绝口不谈家庭事。

可见其对于家庭现实和婚姻制度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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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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