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上朝时间那么早，上朝的文武百官住在哪？上完朝又去哪工作？

古代上朝的时间，真的早得超出现代人的想象。

官员们必须在凌晨三点抵达午门外候着，五点宫门才开，七点皇帝升座，九点散朝。算起来，从家出发，至少凌晨零点就得起床。

那这些人，住在哪儿？

不是不想住近，是不让住

很多人以为，古代官员既然天天上朝，肯定住在皇宫附近。这个逻辑本身没错，但现实偏偏把这条路堵死了。

清顺治年间颁布了一道满汉分居令。大意就是：内城归旗人住，汉人官员一律搬到外城去。

这就导致在内城的旗人，少说也分到十几万间房子，有些人家宅子空了大半也没人管；而汉族官员则只能往南，往宣武门外的宣南一带挤。

另一道从明朝延续下来的禁令，规定官员不得在任职地自行购置房产，违者打板子、撤职、房子没收充公。

这条规定本意是防腐，怕官员收受低价房变相受贿，但一刀切下来，连自己掏钱正经买房这条路也给堵死了。

两道令一叠加，结果就是：汉族京官不能住内城，也不能买房，只能在外城租。

租金是多少呢？不算很贵，但问题是俸禄更少。七品京官一年的正式收入，撑死就是一百来两银子，租一个稍微像样的院子，有时候就能花掉收入的一半。

林则徐当翰林院庶吉士那会儿，穷到跟朋友三个人合租，住的还是没有隔断的筒间，摊下来一人才两三两银子的年租。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记过一本账，结果翻出来吓一跳。那一年他全部收入加起来大概一百二十多两，但光是日常花销就花出去六百多两——亏空将近五百两，靠借贷和外官送礼才勉强撑过去。

这还是曾国藩，一个后来做到两江总督的人。他年轻时在京城，就是这么过的。

所以宣南地区才慢慢变成了汉族京官的聚集地。不是因为那里多好，而是大家都挤在那，会馆多、同乡多，互相还能帮衬一下。

凌晨三点，你在哪儿

住在宣南，离午门有多远？步行的话，少说半个时辰。

再算一遍时间：三点必须到午门，路上要走半小时到一小时，洗漱穿朝服整理奏折，凌晨一点不到就得爬起来。冬天黑漆漆的，路上结冰，轿子还不一定叫得到。

于是就有人动起了歪脑筋：前一天晚上，直接睡朝房里得了。

朝房是什么地方？是端门到午门之间、沿御道两侧搭的一百多间房，本是六科给事中等候、核查奏章用的公务场所。但规定归规定，每天晚上总有人在里头打地铺——铺块草席，裹着厚棉袄，硬撑到天亮。

朝房没有炭火，冬天冷起来，有官员在奏折里抱怨：早上起来靴筒里都结了霜，呼出来的气立刻就成冰。

就这条件，还有人抢着来睡。

倒也不奇怪。能进朝房的，好歹是七品以上，能抢到地方睡的，更是在皇帝视线圈里混的人。在那个地方打地铺，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身份的体现。

顺带一提，"感冒"这个词，据说就是从这里来的。官员们在朝房夜宿，早上受了风寒，叫做"感风"，风气"冒"出来了，就是"感冒"。

下次你说感冒，可以想想一个清朝官员裹着棉袄在午门外打地铺的样子。

高级一点的解法，是住寺庙。

北京有一座贤良寺，就在东城，离紫禁城走路不过一刻钟。寺里有几十间精舍，带小书房，月租两两银子，比外头便宜一半。

最重要的是地段好，地位高，住在那里的人，个个都是封疆大吏进京述职时的面孔——曾国藩住过，左宗棠住过，张之洞住过，李鸿章住过，而且不止住过一次。

李鸿章和贤良寺的缘分，说来有点叫人感慨。甲午战争之后他被撤了直隶总督的实职，在贤良寺一住就是半年，每天练练字，看看书，没什么大事。

后来庚子年打仗，他又回来了，这回贤良寺成了谈判的据点，俄国兵守在门口，他在里头跟列强周旋。

1901年，他就在贤良寺死的，七十八岁。

明朝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但荒诞得多。内阁大学士李廷机不满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一怒之下写辞职信，还把老婆孩子都送回老家，自己搬进皇宫附近一座庙里等批复。

结果，左等右等，等了五年，写了一百二十三封辞职信，一封都没被批。人没辞掉官，倒得了个"庙祝阁老"的外号。

散朝之后，才是正式开始

九点，早朝散了，百官退出。

但退出宫门，不等于下班。

官员们从这一刻开始分流，而且分得很有规律：离皇帝越近的人，散朝后越不出宫。

军机大臣不往外走，转个弯进隆宗门，继续在军机处里等皇帝叫。他们的工作模式，大致是皇帝每说一句话，他们就跪着记下来，退出去拟成旨意，再呈上去让皇帝改，改完再发出去。一道旨意从口头到落地，光在军机处内部就要走九个流程。

六部尚书往衙门走，一进门，属下早排好队了。尚书落座，第一件事是开"部议"：把今天朝上皇帝说的话传达下去，把新收到的奏折分发出去，各司其职，开始干活。

最快的是都察院的御史。他们职责是监察百官，只要今天朝上有人说错话、行为失仪，御史回到衙门第一件事就是拟弹劾的奏章。有时候皇帝刚转身回养心殿，弹章就已经通过通政司送到御前了，速度快得令人咂舌。

这套机器整体看起来运转得相当精密，但有一个地方是出了名的堵：印章。

清代的官方印信不小，不方便随身带，统一锁在衙门的印房里。任何公文要盖章，都得走一套申请程序，有专人管，有账本记。这本是防伪、防盗用的好制度，但一旦遇到急件，就卡壳了。

尚书不在，印不出来；钥匙没到，章不能盖。有时候一份本来下午就该发出去的公文，愣是等到了第二天——就为了等一个印章。

这种事，在军机紧急的时候，尤其叫人抓狂。

从凌晨零点起床，到日落之后才能各归其所，这套每天循环一遍的流程，清代前期几乎日日不休，就这样转了将近三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