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OPC：一个人也能开公司，供应链要跟得上

界面新闻记者 | 梁宝欣

深圳华强北的下午三点，电商商家李方元一边处理订单、一边看数据报表。

办公室不大，键盘敲击声、物流电话、短视频回放交织在一起。没有部门，也没有层级，这里只有一个人，和一整条被调用起来的产业链。

这是一家“公司”，也是深圳当下最被讨论的一种新组织形态——OPC（One Person Company）。这是在AI协同下，由个人独立完成产品研发、生产、运营及营销等全链路闭环的新型创业模式。

类似的OPC正在深圳快速复制——从华强北的电子产品卖家、跨境电商操盘手，到依托AI工具的内容生产者与独立开发者，一批“轻资产、强链接”的个体批量出现。

毫无疑问，AI降低了个体创业的能力门槛，而对于处在深圳的OPC来说，供应链协同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早在今年1月，深圳就将“一人公司（OPC）”写入城市层面的产业政策，并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创业首选地、创业生态引领地。

一人公司如何运转

在李方元对界面新闻的描述中，之前所处的团队主要做货架电商：在淘宝、天猫等平台开店，依赖用户搜索下单完成交易。

现在她将重心转向流量电商，主要做电子产品，国内以抖音、微信视频号为主，海外则布局TikTok，通过内容分发直接触达用户。同时，她计划围绕电子产品打造“产品IP+品牌IP”，在同一套供给上同时覆盖To B与To C市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类流量电商生意运转方式相对固定。以一个千万级GMV的盘子，即使是只卖“拳头”产品，也至少需要两个人：一个负责主要投放，外加一个运营助理做基础信息收集、整理。

对应的日常工作量高度重复，但不可缺失：计算投放预算、拆解转化率、盯ROI、做竞品调研，再不断复盘调整。这套人力结构，在过去十年几乎没有变化。

在AI进入之后，变化出现了。

“以前运营助理的工作，基本都可以交给AI，主要用Kimi、即梦、Deepseek这些工具。”李方元说，数据筛查、趋势判断、脚本生成、基础分析都统一交给AI完成，相当于直接替代了一个岗位。

李方元还向界面新闻记者提到，自己观察到同行也普遍接入AI，原本需要大量时间完成的资料搜集、信息对比和报告输出，被显著压缩，效率整体提升。

但边界依然存在。

“不要把所有事情都交给AI，更不要让它替代判断，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人跟人之间，公司跟公司之间的运营。决策还是要人来把控。”李方元多次向界面新闻记者强调，部分流量平台已经可以识别AI生成内容，尤其是商品图片，一旦与实物存在偏差，容易被用户认定为“与描述不符”。而在她自己的实践中，AI更多用于提效，关键决策仍由人把控。

同时，需要厘清的是，OPC带来的是组织方式的变化，而这不等于增长确定性。

李方元向界面新闻提到，目前来看，业绩增长还未出现明显变化。“效率肯定是提升了，也会参与到一些决策，但增长需要时间验证。”在她看来，即便作为变量引入AI，也需要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长期观察，当前仍处在行业探索期。

事实上，在电商行业里，“超级个体”的存在早已出现：有人将产品、供应链等环节全部外包，自己只负责决策，本质上是“一个人+外部组织”的运作方式。这类案例一直存在，也确实能够产生可观收益。

AI的加入，也放大了这种模式的可能性。只不过，这种“超级个体”的上限能被AI推到多高，需要时间来验证。

供应链是重要因素

对李方元来说，她的OPC之所以能够成立，与华强北乃至深圳的产业链高度相关。

她向界面新闻记者强调，外界对OPC的普遍理解存在偏差：认为靠AI，个体可以独立完成全部环节。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一模式并不脱离协作体系。

“社会是一个大环境，是一个群体。我们人怎么可能脱离群体呢？公司跟公司之间，那也是需要合作的。”李方元说，在华强北，从电子产品的方案、软件、模具到组装，各个环节都可以快速对接，形成完整链条。

她举例称，一位客户提出新品需求，从打样到大货，通常三到五天内即可完成。如果是别的城市，效率相对比较低。深圳存在供应链响应速度快和完整的优势。

2024年，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提出了“一人独角兽”概念。他认为在AI条件下，个体可能具备运营完整商业体系的能力，甚至出现估值数十亿美元、却只有一名员工的公司。

这一判断，为OPC提供了一个更明确的技术想象空间。

但在实际落地路径上，不同城市的条件并不相同。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财税贸易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韦福雷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形态在深圳更可能沿着“AI+硬件”的路径落地。

各城市在发展OPC等新形态时，路径取决于各自的资源基底与产业环境。在他看来，北京依托高密度的人才资源，更侧重大模型等上游能力；杭州则以阿里巴巴为核心，形成电商生态；而深圳的优势，仍然在于其完整且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体系。

这种差异，决定了OPC在不同城市的形态。

以华强北为例，韦福雷强调，不能将它视为一条简单的电子街。它是一个高度集聚的电子元器件与智能硬件生态区。经历多轮迭代之后，这套体系变得更加紧密。

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OPC才有了现实基础。

在韦福雷看来，OPC这种“超级轻资产+强整合”的模式，即个体借助AI，把分散在产业链上的能力重新组织起来。但要把一个产品真正做出来、做成规模，需要依赖完整的供应链体系。

“没有这个体系，是做不出来的。”韦福雷表示，在深圳，这套体系的效率被压缩到极致，从一个想法，到一个可以推向市场的产品，往往只需要一到两天。

在深圳，供应链解决了“怎么做”，而其市场决定了“做多大”。

作为全国出口核心城市，深圳的生产体系天然面向全球。2025年，深圳进出口总额达4.55万亿元，其中出口2.74万亿元，实现33连冠。同时，深圳在降低出海门槛：上线“深圳出海e站通”，对接全球32个国家与46个园区；新增15条国际航线，运营30条海运快线；在36个国家布局377个海外仓。

这意味着，深圳的OPC一开始就连接全球市场。

同时，在城市内部，这种能力被进一步拆分。2026年以来，深圳各区也开始基于自身产业基础，推动OPC落地。

其中，福田的华强北推出“支持OPC11条”，从空间供给、政策扶持、场景开放、工具支持、全链条服务等五大维度，为“一人公司”提供保障。而其OPC创新社区将紧扣区域产业基础与“一人公司”实际需求，发布特色应用场景清单，引导创业者聚焦AI+硬件、机器人与智能终端、智能制造与供应链服务、跨境电商与涉外应用四大核心赛道。

南山则以“模力营”为代表，这里聚集大模型、算法与软件开发资源，初步形成了具身智能、模型基础、AI+硬件和AI+应用四大板块。

宝安区承接硬件转化。依托制造业基础，“大公坊”等社区将研发、打样与量产整合在同一空间，以“场景+金融+制造”构建全国首个面向OPC硬创业的系统性产业支撑体系。截至目前，宝安区一人公司数量已超过23万家。

深圳为什么要推动OPC？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将智能原生业态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而早在今年1月，深圳发布《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OPC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2027年）》，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将“一人公司（OPC）”写入城市级产业政策，明确提出建设OPC社区、集聚AI创业主体。

广东省在3月跟进发布省级OPC专项政策，这是继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智能经济新形态后，全国首个省级层面支持人工智能OPC创新发展的专项政策。

从时间线上可以看出，深圳对于这种创新组织形态十分敏锐，同时通过空间、资源与政策配置，将其纳入产业体系。

韦福雷向记者分析，深圳对OPC的重视与其产业发展的基因，密不可分。深圳本身制造业非常发达。同时，以深圳为中心的大湾区，已经形成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体系与供应链网络。

他认为，在AI应用普及后，经营成本显著下降，使得“一个人+智能体”的组织形态具备现实可行性，个体可以直接调用产业链资源，在细分领域完成商业运作，从而提升深圳创业密度与创新强度。

2025年，深圳全市新设民营企业超过34万户，民营企业总量突破283万家。

意义不局限于此。在韦福雷看来，OPC不仅是组织形态的变化，也在重塑投资逻辑。过去深圳的产业发展更多依赖土地、人力与资本等要素，而当前正转向以技术与智力为核心。OPC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转变——从资源密集型走向智力密集型。

对应到城市层面，竞争逻辑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是“招商引资”，吸引企业落地；现在则更偏向“招才引智”，吸引能够独立完成商业闭环的个体。OPC成为承载这一变化的具体形态。

“每一轮技术与产业变革，都会吸引资本与人才集中涌入，短期内出现同质化竞争。在政策、资金与算力等多重支持下，OPC同样可能经历一轮快速扩张与出清并存的发展周期。”韦福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