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短学制”的退休教师 ，教龄超过了四十年

我的大学同学们，到今年该尽数退休了。细数教龄，最长者已达四十三年，最短的也有三十九年——我们的出生年月集中在1962年至1966年，恰好是见证教育变迁的一代人。我生于1964年，在同学中按年龄居中，退休时的教龄定格在四十年零九个月，不算最长，却也盛满了半生的讲台记忆。

或许有人会好奇，为何我们同学中最小的，十七周岁便已大学毕业？答案很简单：我们恰好赶上学制最短的年代。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再加上两年制的师范专科学校，若不复读，全程仅需十一年，比现在的高中毕业还要少一年。

不过，我上小学的起点倒不算早——八周岁才踏入校门。那时不像现在，并非每个村子都能稳定办学。我们村只有一百多口人，此前一直没有自己的学校，孩子们只能去邻村上。我入学时，恰逢村里刚成立小学，全校只有十几个学生，涵盖三个年级，是典型的复式班，全校也仅有一位老师。印象里，我是从寒假开始读一年级的，后来才慢慢改到暑假作为升学季，算下来，我实际读了十一年半的书。

北镇一中应为北镇中学

在村里的三年小学时光，我换了三位老师，他们都是民办教师，学历都是初中文凭。复式班的教学模式很特别，老师先给一年级授课，再转向二年级，最后才教三年级。我坐在教室里，几乎把三个年级的课都听了个遍，奇妙的是，好像都能听懂，也为后来的学习打下了别样的基础。

小学四、五年级，我转到了西关大队小学就读——我们村是西关大队的第十四小队，转校也是顺理成章。升入初中时，我有幸进入了县一中，而不是镇中学。当时县一中的初中部仅有两个班，或许是因为一中紧邻西关，我们小队的学生便得以就近入学。初中毕业时，我考上了北镇中学的农村班。那是北镇中学招收的第二届农村班，全县仅录取十几名学生，能跻身其中，是当时莫大的荣耀。两年高中读完，我顺利考上师范专科学校，彼时师专仍是两年制，十九岁的我大学毕业，怀揣着对教育的热忱，正式踏上了讲台。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那一届是初中二年制的最后一届——下一级学生便改为三年制初中，再后来，高中也延长至三年，师范专科学校也调整为三年制。如此算来，我们这一级学生，大概是新中国成立后读书时间最少的一届了。

更难忘的是，那个年代的大学升学率极低。高中毕业能直接考上大学的，都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不少同学都要复读数年，才能圆大学梦。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仍有昔日同窗在为高考拼搏，那份坚持至今想来仍令人动容。

还有个有意思的现象：若是当年考上师范本科，学制更长，毕业后参加工作的时间便会推迟，教龄自然很难达到四十年。因此，2026年以后退休的老师中，除了中师毕业的群体，大专毕业的老师多数难以累积到四十年教龄——我们这群赶上“最短学制”的人，反倒成了教龄满四十年的幸运儿。

半生讲台，一世情缘。从复式班的听课少年，到执教四十年的退休教师，我们的求学路、教书路，都刻着时代的印记。如今虽已退休，告别了三尺讲台，却从未放下心中对教育的热爱。回首这数十年，有桃李满枝的欣慰，有教书育人的坚守，更有与同窗一同走过岁月的温暖。愿我们这群老同学，退休后的日子平安顺遂，悠然自在，守着半生回忆，笑看人间烟火，把往后的日子过得温柔又丰盈。也愿那些曾与我们并肩的教育同行，皆有美好归途，岁岁安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