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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英]杰里米·布莱克著,张炜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371页,98.00元
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十八世纪英国史、战争史和地图史,但他也出版了不少阅读门槛较低的通俗历史著作,并在其中融入较为前沿的史学立场和方法。2019年,他出版了《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以剧本作为阅读时代的棱镜。同类作品在2021年又添两本,分别是《奥斯汀时代的英格兰》和《狄更斯时代的英格兰》。
作为一名读者和后学,十余年前我曾与布莱克有过一次短暂交谈。当时留下最深的印象,是这位极为高产的学者十分乐意接触不同的研究问题,并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没有极强的表达欲,布莱克也不可能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出版一百九十五本著作,还参与了十三套学术性丛书和五本学术期刊的选题和编辑工作。近年来,他利用自己的网站发布新的通俗历史短文和播客,持续扩大他在学术圈之外的影响力。
在翻看该书的中译本之前,我最好奇的是布莱克会如何处理这样一个和他主要研究方向有一定距离、兼及文学和史学的热门时段的通俗史著选题。以剧观史算不得新兴的研究路径,尤其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有不少历史剧本。然而,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覆盖的时间段和他生活的时代有一定距离,要如何以此为参照来书写他所生活时代的历史,并能把这段英语世界的读者耳熟能详的历史写出新意,又不至于被专业研究者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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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
作为默会知识大成的莎剧剧本
布莱克在前言中解释了该书的主旨。他指出,今人看莎剧是进入一种场合,是达成“一种学校或家庭的义务”,但在莎士比亚创作剧本的时代,剧作家创作的作品是要与观众的“集体和个人经验产生共鸣”的(第1页)。因此,无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历史剧还是悲剧,都能成为布莱克理解莎翁所在时代之精神的素材。该书将剧本中的各种元素归类重整后,完成“对当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相互作用的历史记述”,从而展现“莎士比亚戏剧被创作、表演和接受,并帮助塑造和影响了与他同时代人的背景”(第2页)。
要完成这项工作的前提,自然是作者对莎剧的文本足够熟悉。为了向读者证明自己的专业领域虽不是戏剧研究,但也对莎剧有充分的了解,布莱克在前言里提及自己儿时观看和表演莎剧的经验。这些回顾既表现出布莱克接触莎剧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在唤醒他的预期读者的日常经验。这是因为,无论是看不同版本的莎剧演出,无意中看到含有莎剧元素的电视节目或电影,走在路上听到旁人说出一句莎剧台词,又或是自己少年时被安排演绎莎剧中一个不起眼的配角,都是接受过基础教育的英国读者有过的经验。他的做法和莎士比亚用情节和台词调动观众的现实经验的做法同出一辙。
如若要概括布莱克的写作策略,那就是他把莎剧剧本当作彼时观众的默会知识之大成。他的工作就是把自己已知的史实和这些默会知识对应起来,使之显化为历史叙述。剧本中的一切内容,无论是虚构的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事,都成为了理解莎士比亚所处的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的英格兰的素材。布莱克用了大量的注释来表明自己所建立的联系言之有据。相比他所建立的联系,他所引述的前人研究数量不能算十分充足。或许他认为有些联系并不需要像学术论文那样通过引用文献或深入分析的方式来确立合理性,因为这本书的预期读者会和他有一样的想法。换言之,他在调用预期读者默会的知识,即对英国历史和对莎士比亚剧本的了解,作为阅读这本书的前提。
布莱克的这种写作策略还展现出了莎翁作品如何打破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可能存在的知识和经验上的隔离。剧作(尤其是关于英格兰的历史剧)是面向大众的、通俗化的历史叙事。同时,莎士比亚也是一位宫廷剧作家,会将他的剧本带去宫廷演出。如此一来,剧本中汇聚的平民的日常经验,也以戏剧的形式进入上流人士的视野。莎剧剧本亦文亦史的特征,和对经典叙事和大众经验的糅合,正是布莱克写作此书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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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故居
创设戏剧式情境
布莱克在书的前言里提到,该书虽然有许多学术知识,但他认为,对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观看、聆听或至少阅读戏剧”(第3页)。在书的内容安排上,他采取的也是戏剧式的开场,侧重营造时代氛围,在行文中穿插了大量剧本原文,而非多数史著采取的以时间顺序或问题来讲述历史的做法。这一特点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第一章《时代的想象力》从“邪恶”“黑暗”等代表恐惧、危险、不确定性的概念出发,延伸到对剧本中论及女巫、占星术、宗教、科学、真理、自由意志、经验、知识等等与观念有关的问题的段落,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时人的观念。第二章《戏剧的世界》从莎士比亚时代的剧院舞台出发,讨论光线、动物、林地、旅行、风、航行、海盗和农业等日常生活场景,打破了剧院舞台和人类生存的“舞台”的界限。
前两章采取的看似随意而缺乏结构的呈现方式,和第三章《充满活力的国家》所采取的更为结构化的方式形成了的对比。布莱克不可能不会使用大众熟悉的,以时间顺序和板块来写作的手法,所以推测他有意为开头两章选择了这种接近意识流的处理方法。他的叙述从一个概念延伸到另一个概念,从一个空间转向另一个空间,并以前者作为后者的背景。所有概念、空间和人物都在英格兰的历史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这种目不暇给的场面给人留下的纷繁甚至混乱的印象,也符合布莱克对莎士比亚生活时代的英格兰的特点的概括。
如果把布莱克的叙事视之为纪录片的旁白,配合大量的戏剧演出画面和英格兰的社会生活场景画面,则会有不同的体验。尽管这项工作目前只能由熟悉莎剧和英格兰历史的读者通过挖掘自身的记忆来“脑补”。相似的写作策略也被用于讲述伦敦、健康与医学等章节中。适用于这种策略的主题大多涉及特定空间或人的经历。从篇幅来看,除了第一和第二章之外,其他采用类似写作策略的章节篇幅都较短。涉及布莱克深耕的政治史和地图史的章节相比之下则要丰富许多。这种篇幅上的不均衡已被部分读者诟病,但或许也很难避免。
以历史背景铺垫剧本的舞台
在逐一介绍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剧本描绘的君主时,在谈到地图的绘制及地图的影响时,就进入了布莱克的学术舒适区。难怪不少读者对相关章节的评价更高一点。布莱克对政治史和地图史的偏好能从该书原版的封面上看到。封面所用的图片是大约在1592年完成的一幅伊丽莎白一世肖像,因收藏于牛津郡的迪奇利而被称为“迪奇利肖像”。该画完成之时,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伦敦的剧院里崭露头角,这应该这幅肖像会被选为封面的原因之一。
另一原因或许是和画作的内容有关。画中的女王立于地球之上,脚下是牛津郡。她所立身的英格兰是她的政治舞台,也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所描绘的世界。值得留意的是,没有被裙摆遮住的英格兰地图绘制得格外细致,可以看到山川河流和行政区划的界限。伊丽莎白一世存世的肖像画中,包含如此细致的地图元素的并不多见,无怪乎能获得地图史学者布莱克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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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奇利肖像
《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终究是一本历史著作,封面上伊丽莎白一世的形象代表的便是英格兰的“历史”。前文提及的第三章讲述的是英格兰的农业和工业的情况,且多数篇幅讨论的是农业。这是因为农业的特征和当时英格兰的特征相似,一样缺乏确定性,一样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圈地运动既是农村变动之源,也引发了骚乱、诉讼、恐惧和土地所有权的变更,是这一时期的人感受到变乱和动荡的源头之一。
第五章《叙述过去:历史剧》展现的是莎士比亚“作为国家历史编年史家的角色”,而他的声望确保了他“对英格兰历史的看法具有持久的重要性”(104页)。这也是全书中读起来最有“历史感”的一章。布莱克细致回顾了莎士比亚当时可以阅读到的史书的清单,并指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作品“提供了一种对戏剧所涵盖的连贯性时段的叙述,使不同戏剧之间可以进行比较,或至少有助于对其进行解读”(107页)。随后,他选取了六个方面,来讲述莎剧剧本如何脱胎于当时可以读到的历史学作品中,如何以历史剧的情节呼应十六世纪晚期到十七世纪初的英格兰人的生活经验,如农民起义和对法战争,又如何通过对角色的性格刻画和对情节的设定来表达当时人对历史的看法。布莱克穿插讲述他所认可的历史和莎士比亚剧本刻画的历史,并为剧本偏离史实寻找原因,展现时人观点和莎士比亚的个人立场如何影响了历史剧对历史的呈现。与第五章完成了类似的梳理和对读工作的是第六章《关于政治的叙事》和第七章《政治想象力》,同样有较强的“历史感”。
第十章《文化潮流》中对印刷出版物的讨论则涉及对莎士比亚作品所处时代的媒介的特征。莎士比亚的作品的内容得以被固定下来,是印刷业在这个时期发展的结果。但戏剧是需要被展示的,内容也会持续变动和发展(287页)。后世对莎士比亚剧本的解释和演绎则让剧本处于开放解释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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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的莎士比亚环球剧场
“因为我们喜欢他”
即便不是一个莎剧迷,造访莎翁故居和环球剧场,也是不少在英国旅行或生活的人有过的经验。这应证了布莱克这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因为我们喜欢他”。中文世界的读者对哈姆莱特王子的台词“生存还是毁灭”并不陌生,也是莎士比亚的文本在全球流传的例子。不过,这句在中文中格外沉重的台词的原文“To be, or not to be”却没有明确包括“生存”或“毁灭”这两个有分量的词。1997年重建的莎士比亚环球剧场(Shakespeare’s Globe)的纪念品商店里售卖的刻着“2B OR NOT 2B”铅笔展现了这句台词的知名度,也实在让人很难将之与中译文的沉重感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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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品商店的铅笔
在尾章中,布莱克回顾了莎士比亚文本流传、解读和改编的简史。他相信“尽管年轻人无法立即接触莎士比亚的作品,但也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会失宠。语言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情节的活力和人物塑造的感染力依然是强大而吸引人的”(362页)。布莱克的信心不能算毫无依据,但他提到的莎翁作品的当代版本绝大多数是英语版本。由此也回应了前文的推测,他并没有把英语世界之外的读者设定为这本作品的预期读者。
整体而言,如果以学术作品的要求来评价《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格兰》,不仅会发现略有错漏(译者已在注释中标出几处),对专业学者来说,可能会觉得许多说法也无甚新意。还有读者认为该书没有展现近年来从社会性别视角和殖民主义视角反思莎剧剧本的研究成果,过于重视政治史研究的成果。译者则指出了布莱克的叙述中“夹杂有某种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优越论的遗风”(第5页)。这些对布莱克的视角局限性的评价固然有合理性,倒也并不影响整体的阅读体验。布莱克流畅的文笔,他对历史和剧本细节的独特的观察,以及巧妙结合以剧观史和以史观剧的写作手法,依然能让熟悉莎剧和这段历史的读者在阅读时会心一笑。
而对超过布莱克预期范围的中国读者来说,如果不太了解这段历史或莎士比亚的剧本,这本书读起来可能不太畅快。译者虽为读者附上了英格兰君主世系表,但部分细节有可商榷之处。为了确保对剧本文字翻译可靠,译者采用了朱生豪的译本作为参考。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部分人名和当代其他作品所用的规范译名并不一致。如果本书能对这些译名进行统一处理,附上其他的译法,或许也能为中文世界的读者带来进一步的阅读上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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