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讨论：文艺为什么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1979年，《上海文学》第四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了震撼的问题：当前的文艺创作中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文艺创作的公式化和概念化。

文章说，造成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征，仅仅把文艺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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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提法，出自1966年4月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份纪要把建国17年来的文学打成“文艺黑线”，提出“要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把文艺变成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从此“工具说”大行其道。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界也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当年炮制的“黑八论”很快冰消瓦解，但是人们发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才是各种歪理的根源。

文章说：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提法，如果仅仅限制在指某一部分文艺作品（对象）所具有的某一种社会功能这个范围内，那么，它是合理的。如果把对象扩大，说文艺作品的全部功能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原来合理就变成了歪理。……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歪曲成文艺的定义和全部本质，这样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艺术的特征。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将某些无法起到“阶级斗争工具”作用的文艺开除出文艺行列；另一方面又将那些根本算不上文艺但却适合于他们所需要的阶级斗争的东西强称为是文艺。

事实正是如此。生活既然存在阶级斗争，那么文艺写到卷入其中的人，就是正常的，但是一旦限定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题材就只能限定在阶级斗争这个窄过道中。

就像我小时候学的课文，资本家钱百万拎着一兜苹果，来到根红苗正的我家，只有我一个小孩在家，但是我抵御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坚决不吃资本家的烂苹果，钱百万灰溜溜地走了。

1966年以后，写工业题材，就是这样的套路，绝对不可能写工厂的改革、管理、生产效率、工人生活等等冲突，这些都绝对不可能写，只能写与资本家的斗争，其他各个领域，也都要写敌我矛盾。没有敌人也要制造敌人。比如电影《红雨》，要写赤脚医生和中医地主的殊死搏斗，《金光大道》写与隐藏的阶级敌人、即地富反坏的斗争。

这只能产生虚假文学。据说前些年《金光大道》又出版了，而且一度很畅销，有报道说这种现象“耐人寻味”。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可“寻味”的，唯一的原因，是出于人们的怀旧心理，就像九十年代，大学生几乎人人都挎着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书包，我们小时候太多人根本没钱背这样一个书包。这符合朱光潜的“距离说”，过去的日子再苦，回忆起来也是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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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

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本身情况来看，建国以后，文艺界发动过多次政治运动，往往强调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忽视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忽视了文艺的特殊规律。

五十年代，苏联文艺界曾经提出“干预生活”，因为当时苏联农业搞得很不好，作家们希望通过文艺的方式引起管理者思考。这个提法对中国的影响，是作家们不再回避现实生活的矛盾，拒绝粉饰生活的倾向，主张揭露和鞭挞某种不良风气。结果是，《组织部里来了个年轻人》《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被打成了“大毒草”，连王蒙写树上的开的花，都被找出了“影射”。

文章说，1961年，周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号召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扩大题材范围，贯彻双百方针：

一些作品被直接指责为利用小说、电影、戏剧等文艺形式进行“反党”，实际上将文艺与政治等同了起来。

然而这次座谈会精神，很多作家在1978年以后才知道。

十年之中，这种“等同”达到了巅峰。等同的结果，是文艺只能反映阶级斗争，而且只能写工农兵，只能写工农兵的“重大斗争”，只能写“重大斗争”中的英雄人物，这就是“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作品中的英雄人物，都是没有任何缺点的“高大全”形象。浩然写了“高大泉”，直到八十年代，彭荆风仍然写了“高大壮”，总之他们都“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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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这篇文章，否定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事实上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提出了质疑。进而到1980年，邓小平提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文艺理论有了新的探索，文艺政策有了重大调整。

今天看1979年的这篇文章，很显然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有着密切关系。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当然文艺也就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了。

那么，文艺是否是别的什么工具呢？

比如，文艺是唱赞歌的工具吗？文艺是宣传的工具吗？文艺是经济工作的工具吗？文艺是教育体育军事科技的工具吗？

恐怕都不是。一旦文艺成了工具，那就意味着它可以随便被揉搓。

晏殊“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时候，他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种小诗是什么工具？如果规定诗歌只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它就该被烧掉。如果规定诗歌只能是积极乐观的工具，那么这小词的意境很有些消极。

怀素“笔落惊风雨”的时候，那种狂野的草书，是什么工具？如果规定书法必须让每个人都认识，那就没有书法了，什么篆隶章草都不在了，只能是黑大光圆的印刷体。

苏东坡写新法实行后的民间疾苦，被抓起来了，御史攻击他“指斥乘舆”；待高太后主政，苏东坡那些诗都没问题了；待宋哲宗亲政，苏东坡的诗又是罪过；待南宋，苏东坡又成了“文忠公”。诗还是那些诗，但一会儿是鲜花一会儿是牛粪。

可中国自古的文艺理论不是这样的，《诗经》传统是“兴观群怨”，是“托物讥讽”，这本来就是文学的责任。

把文学当工具，意味着把文学当玩物，必然会形成马屁文学、粉饰文学、应时文学、帮闲文学，这样的文字，会无视任何社会问题，掩耳盗铃，麻木不仁，只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甚至是包藏祸心。

就像安禄山，他去见唐玄宗，说我在路上祈祷，假如我忠心耿耿，那老天爷就把蝗虫全都消灭掉，果然来了一群鸟，把蝗虫都吃了。然后是安史之乱。又过了一百多年，长安发生了严重的蝗灾，京兆尹杨知至奏报，蝗虫飞到京畿，不吃庄稼，都抱着荆棘而死，可见皇恩浩荡，德被苍生，感天动地。大臣们纷纷向皇帝道贺，但听朝堂之上一片颂圣之声。第二年，黄巢来了。

安禄山的胡旋舞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是用在了拍马屁上，一样也是马屁文艺。

砚边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