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辉：连学者一句真话都容下，于东来所谓“自由与爱”显得可笑

于东来或许能够赢下4月2日的判决，但他输掉的可能是整个时代的道义。当法治沦为企业的私家行刑场，当“自由与爱”变成跨省追捕的笑话，于东来的商业帝国崩塌之日，便已进入倒计时。

宋清辉 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著名经济学家

我叫宋清辉。

4月2日，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将对我的一审判决进行宣判。在此之前，我必须撕掉那一层温情脉脉的遮羞布，直视那个被舆论神圣化的商业幻象。

长久以来，于东来和他的胖东来被贴上了“商业教父”、“大爱无疆”的标签，甚至被包装成了中国零售业的圣经。但是，当一个独立经济学家仅仅因为发表了“缺乏核心竞争力、靠流量活路”的学术评价，就遭遇其动用公权力进行跨省追杀、索赔百万时，那套所谓的“自由与爱”便在瞬间崩塌，露出了资本最冷酷、最虚伪的獠牙。

一家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只能变着花样靠流量活着。

我坚持认为，胖东来的成功本质上是一场精巧的“地方宗教式”营销。于东来通过个人崇拜的建立，将员工与消费者紧紧捆绑在一种近乎狂热的情绪价值中。这种模式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行政资源倾斜下可以闭环，但它绝不是一种健康的、可复制的现代商业文明。一个真正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应当如沃尔玛般拥有全球化的供应链，如好市多般拥有极高的周转效率，而非如胖东来这般，一旦离开许昌的温床，便无法在全国市场证明其生存逻辑。

更令人感到战栗的是，于东来口中喊着“自由”，手中却紧握着司法的钢刀。一个口口声声尊重员工、关爱社会的商业领袖，为何容不下一个独立经济学家的客观批评？学术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一个读书人的灵魂，而于东来及其团队发布的所谓《处理公示》，本质上是对异议者的“定点清除”。他们试图通过高昂的诉讼成本和地方司法的威慑，让所有敢于说真话的人噤声。如果这种动辄索赔百万、利用地方保护主义实施“程序性锁喉”的行为被默许，那么中国的学术评价将彻底死亡。

4月2日这纸判决，或许能冻结我的资产，判我赔偿56万甚至更多，但它判不掉事实。在我看来，胖东来这种高度依赖创始人个人魅力的“流量帝国”，具有极其脆弱的脆弱性。当公众意识到那所谓的“大爱”不过是打击异见的幌子，当神坛上的偶象开始利用法庭去羞辱一个坚持真理的学者，信任的基石就会产生裂缝。一个容不下批评的企业，最终会消失在自己制造的赞美泡沫里。

回顾我的抗争，我曾因说真话导致长子宋昊然在校园遭受排挤，最终坠亡于深圳。那种失去血亲的剧痛，让我看清了地方司法与强势资本合流时的狰狞。如今，同样的戏码在许昌重演。我被要求道歉，但我向谁道歉？向真相道歉吗？向独立的人格道歉吗？我明确表示，我绝不低头。

宋清辉严正声明

如果说真话的代价是倾家荡产，我认了；如果捍卫言论自由的代价是身陷囹圄，我也认了。中国不需要只会唱赞歌的人，中国需要的是在资本喧嚣中保持冷峻思考的脊梁。于东来可以赢下4月2日的判决，但他输掉的可能是整个时代的道义。当法治沦为企业的私家行刑场，当“自由与爱”变成跨省追捕的笑话，于东来的商业帝国崩塌之日，便已进入倒计时。

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那56万的输赢，而是为了证明：这世间还有一种东西，是于东来的金钱买不到、许昌法院的判决压不垮的，那就是独立学者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