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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中，根据“出生年龄”替代真实“衰老状态”，提供至关重要的临床诊疗决策，往往偏离个体真实健康状况和潜在风险，甚至带来不可挽回的遗憾。
举例：一位86岁D先生(高寿老人)；可以独立生活、认知完好、日常活动积极，他属于一位生理功能尚好的高龄老人。但在临床上，可能仅仅因为86岁高龄，医生以“体弱”为由，推迟抗凝预防治疗，最终这位老人三个月后发生了大面积脑卒中，从独立生活自理的老人，跌入了长期照护的失能老人。类似场景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
NEJM社论观点：问题的根源在于，临床中，医生们习以为常，用出生实际年龄作为"功能衰退、生理韧性和恢复潜力评估的“粗糙衡量标准"，有些药物适应症或手术指征也是以实际年龄为前提条件。
然而，即使是同龄人或同卵双生，已经已知：在血管健康、代谢功能、免疫炎症水平、认知与体能表现方面，个性1化差异巨大、衰老的速度更是截然不同。
这些相同实际年龄，却可能有着不同的“生物学年龄”，多数是因为个体生活方式、环境暴露、基础慢病负担和经济条件等，每个人呈现出不同的“衰老轨迹”——同龄未必是同样“衰老状态”。
近年来随着长寿医学和衰老机制的研究，已经加快量化评估个体的生物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异。例如，基于DNA甲基化的表观遗传时钟、生理与炎症标志物、代谢与血管指标，都能在群体层面比“真实岁数”更好地预测疾病的发病率、功能衰退和全因死亡风险。
在医院急诊和重症病房中已经有多项研究显示，以生理储备和功能状态标志的“生物年龄”，往往比实际年龄更精准预测患者术后的康复；重症结局和长期生活独立性。
新冠疫情早期提出以年龄阈值作为ICU分诊标准，但随后暴露出一个潜在的风险：简单按岁数“一刀切”，很可能拒绝不少本来可以获益的高龄健康新冠患者(80-100岁老人很多被“放弃”治疗了）。
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建议：构建“生物年龄/生理储备综合框架”：把分子水平的评估（如表观遗传、炎症水平）、器官功能（心血管、代谢、神经）、以及认知与体能评估整合为“个体综合评分”，用来辅助临床关键节点的决策，例如是否可以承受大手术；强化给予治疗；或者提供高风险预防干预措施等。
目前，临床实践中常常用实际年龄，给那些高龄老年人，贴上标签、婉拒“服务”。未来值得关注的是：哪些老年患者仍有足够的储备、应当大胆实施治疗方案；哪些相对年轻的人其实已进入了快速衰退期，需要更早、更密集的干预。
然而在实践中，最纠结是：询问患者的实际年龄，是"零成本"；问一句或电子健康档案都有出生年月日；而确认生物学年龄，则可能需要相当的成本费用。
(群规: 实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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