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战火烧向澳洲：数百加油站断供，卡车没油货送不出，农民叫苦

危机往往会对政府和国家形成“压力测试”。人们对新冠疫情的记忆仍然鲜明，当时澳大利亚经济、联邦体制以及联邦与各州的预算都承受了巨大压力。中东战争引发的国内危机，远不及新冠疫情那样严重，也显然没那么令人恐惧。但它仍在供应链、企业、联邦与州政府以及公众层面造成重大冲击。

对阿尔巴尼斯政府而言，眼下最直接的“压力测试”来自燃油供应受挫。但这场考验并不止于此，还延伸到更广的层面，比如它将如何处理与美国及其行事多变的总统之间的关系。本周到访澳大利亚的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警告说：“世界正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全球能源安全威胁。”

燃油危机在多个方面给政府带来难题，包括澳大利亚燃油储备水平是否足够、部长们能否有效谈判争取更多供应，以及政府将如何制定方案应对未来愈发艰难的日子。政府坚称澳大利亚的供给足够，并表示问题主要出在需求飙升和配送环节故障。但政府的对外沟通并不理想。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起初对危机的淡化幅度过大，且有时显得有些不耐烦。

澳大利亚现有的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储备大约只够一个月。多年来，政界两大阵营都愿意让储备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过一些专家认为，澳大利亚本应建立规模更大的储备。目前，按计划运送燃油的大多数船只都在抵达；被取消的几艘已由其他船只替代，并额外增加了一些交付。政府也在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试图确保供应链不断裂。

在一系列举措中，政府任命了全国燃油协调员，释放部分燃油库存，并调整燃油标准。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正在调查有关反竞争行为和哄抬价格的说法。澳大利亚汽车协会发言人彼得·库里表示，政府在应对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早期油价飙升时确实慢了半拍，但现在已经做到了它能做的一切。

对那些难以获得燃油、尤其是柴油的车主、农民以及运输等行业企业来说，政府反复强调“总体供应没问题”并不能让他们安心。他们也对“只买你需要的量”这类劝告越来越缺乏耐心。在全国范围内，已有数百座加油站出现燃油告罄的情况，或仅能提供部分油品。

到目前为止，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仍在避免采取配给等激烈措施。尽管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已召开过一次全国内阁会议，但社会上要求采取“全国性”应对、并希望联邦政府更明确地展现主导角色的呼声很高。阿尔巴尼斯已安排在周一再召开一次全国内阁会议。燃油危机是加剧还是缓解，以及何时发生变化，取决于澳大利亚难以左右的因素，尤其是唐纳德·特朗普与伊朗接下来会怎么做。

这场危机也会影响5月12日的预算案，既有负面影响，也可能带来正面影响。在生活成本危机背景下，它也给政府带来压力，要求在燃油政策上作出重大决定，尤其是降低燃油消费税，以及开征超额利润税，以应对天然气出口增加带来的额外收益。

乍一看，这两项提议都颇具吸引力。但细究之下，它们就没那么简单了，至少复杂得多。降低消费税看似公平，却会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抗通胀工作更棘手；而未来再把税率上调，也会引发反弹。库里反对下调消费税，理由有二：其一，这可能减少道路建设和维护的资金来源；其二，任何下调幅度都可能很快被油价的进一步波动所吞噬。

无论如何，政府已明确表示无意下调消费税。提高石油资源租赁税以获取天然气出口的超额利润，会是一项广受欢迎的举措，既得到左翼也得到右翼不少人的支持。而这项税制确实需要调整。但反对意见同样存在，比罗尔就点出了其中的两难。

他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这些资源真正的所有者，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非常希望、也期待公民能从这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出口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中，获得公平的份额。”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示：“澳大利亚的重要资产之一，是它在吸引对天然气、矿产等领域投资方面，一直被视为可靠、可预期的国家。我会非常谨慎，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给这种可预期性和可靠性蒙上阴影的举措。”

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铃木一弘本周警告称：“日本投资者在说，如果出现意外，他们就会转去其他国家。”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立刻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如今，阿尔巴尼斯已明确表示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上周他曾说：“我希望能看到一个终点。阻止伊朗获得发展核武器机会的目标已经实现。”

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式提出的请求，澳大利亚政府向中东派遣了一架飞机及随行人员。政府坚称自身参与的是防御行动，而非进攻行动。但不少观察人士并不认可这种区分。

澳大利亚后来才签署了一份由20多个国家发布的声明，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日本和加拿大等。声明表示，各方愿意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采取行动。随着战争持续，阿尔巴尼斯政府对事态发展以及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行事风格愈发警惕。这场战争让澳大利亚政府在同盟关系中不得不走一条极其微妙的平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