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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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月子婆家不闻不问,出院第五天,老公惊觉学区房已被我挂牌出售
一
二〇〇八年冬天,皖北小城蚌埠落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林秀英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坐在自家六楼阳台的小马扎上,面前搁着一个铝盆,盆里泡着满满当当的尿布。冷水刺骨,她的手指关节泛着不正常的红,指腹上的皮皲裂开来,露出细小的血口子。她把手缩回来,往袖子里拢了拢,哈了一口气,又伸进水里。
阳台没有封,雪花斜着飘进来,落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瞬间就化了,留下一块深色的印子。楼下的胜利路上,卖烧饼的老赵头正在收摊,三轮车吱呀吱呀地碾过结了薄冰的路面,声音在冷空气里传得格外远。
屋里传来婴儿的哭声,细声细气的,像只小猫。
林秀英撑着膝盖站起来,腰骶部一阵酸胀——这是月子里落下的毛病,她心里清楚,但顾不上。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快步走进卧室。
女儿小雨哭得满脸通红,小拳头攥得紧紧的,两条腿蹬来蹬去,把裹好的小被子蹬散了一半。林秀英把尿布从她身下抽出来,湿的,又尿了。她弯腰从床头的编织袋里抽出一块干的,垫上去,重新把被子裹好,然后把孩子抱起来,靠在肩头,轻轻拍着。
小雨打了个小小的嗝,哭声渐渐小了。
林秀英低头看女儿的脸,皱巴巴的,皮肤还有点黄,五官缩成一团,实在说不上好看。但那双眼睛睁开的时候,黑眼珠又大又亮,像两颗泡在水里的黑豆。
“乖乖不哭,妈妈在。”
她抱着孩子在房间里慢慢走。这间卧室不大,十五六个平方,摆了一张一米五的木床,一个三开门的大衣柜,靠窗的位置放了一张书桌,桌上堆着几本建筑类的专业书和一卷图纸。墙上挂着一张结婚照,照片里的她穿着白色婚纱,笑得露出八颗牙齿,旁边的男人叫沈建军,瘦高个,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那是三年前。
结婚照旁边贴着一张新的照片,是上个月沈建军在南京工地上的集体照,他站在第二排最边上,晒得黝黑,头发乱蓬蓬的,工装上有白色的石灰印子。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沪宁城际铁路南京段项目部,2008年10月。”
沈建军是铁路工程局的,常年跟着项目跑,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几天。林秀英怀孕后期,他回来过一次,住了三天,又走了。预产期前一周,他打电话说南京那边工期紧,项目经理不让请假,让林秀英自己多注意。
林秀英是腊月十二生的,顺产,在妇幼保健院住了三天就出了院。生的时候她妈来了,老太太六十多岁,从固镇老家坐了两个小时的汽车赶过来,拎着一只老母鸡和一兜子土鸡蛋。陪产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血压升到一百八,被林秀英的弟弟林秀军硬接了回去。
婆家那边,一个都没来。
沈建军的妈住在城西的纬四路,骑电动车也就二十分钟的路程。林秀英住院那三天,婆婆赵桂花打过一通电话,问了一句“生了没有”,听说生的是个丫头,沉默了两秒钟,说了一句“也好,养好了身体再生”,就挂了。
也好。
林秀英把这两个字嚼了三天,越嚼越不是滋味。
她没跟沈建军说。电话里沈建军问起,她只说“都挺好的,你安心上班”。
小雨在肩膀上睡着了,呼吸均匀起来,小嘴微微张着,偶尔咂摸两下,像是在梦里吃奶。林秀英把她放回床上,盖好被子,又回到阳台。
铝盆里的水已经凉透了,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冰碴子。她把尿布捞起来拧干,手指几乎失去知觉。阳台角落里摞着两摞尿布,一摞洗好的,硬邦邦的,冻得跟木板似的;一摞没洗的,泡在一个红色塑料桶里,散发着淡淡的氨水味。
楼下有人按喇叭,是那种老式桑塔纳的声音。林秀英探头看了一眼,是隔壁单元的周师傅,开着他那辆九八年的桑塔纳回来了。周师傅在火车站附近跑出租,早出晚归,老婆在超市当理货员,两口子人挺好,之前还送了一箱牛奶过来。
林秀英收回目光,把冻硬的尿布一块一块抖开,搭在阳台的晾衣绳上。晾衣绳是沈建军走之前拉的,一根八号铁丝,两头固定在墙上的膨胀螺丝上,中间用一根木棍撑着,不然尿布挂多了就坠下来。
一共十六块尿布,花花绿绿的,什么料子都有——旧床单撕的、旧秋衣剪的、还有两块是沈建军不穿的背心。林秀英手头紧,没舍得买纱布尿布,母婴店一包要三十多块,够她吃一个星期的菜了。
搭完最后一块,她搓了搓手,呵了口气,转身进屋。路过厨房的时候,她看了一眼灶台上的砂锅,里面炖着黄豆猪蹄汤,小火煨了三个小时了。这是她妈来的时候教她炖的,说是下奶。猪蹄是楼下菜市场买的,八块钱一斤,一对猪蹄花了二十六。黄豆是老家带来的,粒大饱满,泡了一夜才下锅。
林秀英揭开锅盖,蒸汽扑上来,带着肉香和豆香。她用勺子搅了搅,汤已经炖成了奶白色,浓稠得挂勺。她舀了一小碗,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小口小口地喝。
厨房很小,转身都费劲,灶台对面放了一张折叠桌,桌上摆着一个电饭煲、一个暖水壶、一袋没拆封的奶粉和一罐麦乳精。奶粉是出院的时候医生推荐的,说是配方奶粉,给母乳不足的婴儿补充营养。林秀英一直没拆,她想等一等,看看自己的奶水能不能够。
喝完汤,她把碗洗了,又去卧室看了看小雨。孩子睡得很沉,小胸脯一起一伏的,呼吸声细细的。林秀英在床边坐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女儿的脸,指尖触到的是柔软的、温热的皮肤,像一块温热的丝绸。
她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但忍住了。
不能哭。老人都说月子里哭伤眼睛。
她站起来,走到书桌前坐下,拉开抽屉。抽屉里有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着房产证、土地证和一些购房时的票据。她把房产证抽出来,翻开,上面写着她的名字——林秀英。
这套房子是婚前她父母掏空家底给她买的,六十七平米,两室一厅,在胜利路边上,当时花了十二万。首付六万是她爸把老家的一块宅基地卖了凑的,剩下六万是贷款,她每个月还八百,还了三年,去年才刚刚还清。
结婚的时候沈建军家里没出钱买房子,赵桂花说“你们有房子住就行了,还买什么”。林秀英没吭声,她不是计较这些的人。
但此刻,她看着手里的房产证,脑子里转着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已经在心里盘桓了小半个月了,从出院那天就开始。
她要把房子卖了。
二
这个念头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小雨出生那天,产房外面只有林秀英的弟弟林秀军一个人。秀军比她小四岁,在固镇县城开了一家修车铺,手上全是机油印子,指甲缝里黑乎乎的。他接到电话连夜从固镇赶过来,到医院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在产房外面的走廊上坐了两个小时,急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被护士骂了一顿。
孩子抱出来的时候,秀军看了一眼,说:“姐,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林秀英那时候虚弱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但听了这句话,笑了一下。
住院那三天,秀军跑前跑后,办手续、取药、买饭、倒水,什么都干。第三天下午,他要回去,修车铺里积了一堆活,客户打电话催了好几遍。临走的时候,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林秀英枕头底下。
“姐,这点钱你先用着,别省。”
林秀英后来打开看了,五千块,全是五十的,皱巴巴的,应该是修车铺里一张一张攒下来的。
她没推,弟弟的心意,她领。
出院那天,秀军又来了,开着他那辆面包车来接她。车里的暖气开得很大,副驾驶座位上铺了一件旧棉袄,怕她坐着凉。小雨被裹在一条毛毯里,放在一个纸箱子里,纸箱子搁在后座上,周围塞了几件衣服固定。
回到家里,秀军楼上楼下跑了三趟,把东西搬完,又把厨房里的煤气罐换了一罐新的,把阳台上的漏水龙头拧紧了,才走。
从那以后,就剩林秀英一个人了。
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洗尿布,一个人半夜起来喂奶、换尿布、哄睡,再喂奶、再换尿布、再哄睡。周而复始,昼夜不分。
她不是没有想过请人帮忙。月嫂她请不起,市面上最便宜的月嫂一个月也要两千多,她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八——对,她还在休产假,单位是市建筑设计院,她是绘图员,一个月一千八,产假期间只发基本工资,一千二。
婆婆赵桂花退休在家,今年才五十三,身体硬朗,每天早上去纬四路菜市场买菜,下午去跳广场舞,晚上在家看电视。从她家骑电动车到林秀英这儿,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林秀英有时候抱着哭闹的小雨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到窗前往下看,看着纬四路的方向,会想——她会不会来?哪怕来看一眼,搭把手,让她吃口热饭,上个厕所,洗个澡。
但赵桂花没来。
电话倒是打过几个,每次都挑林秀英最忙的时候——比如小雨哭得震天响的时候,或者她刚端着碗准备吃饭的时候。电话里赵桂花的声音不冷不热:“孩子乖不乖?”“奶水够不够?”“你自己注意身体。”
然后就挂了。
从来没有问过一句“需不需要我来帮忙”。
林秀英心里清楚为什么。
因为生的是个丫头。
赵桂花重男轻女,这在结婚前她就看出来了。沈建军是独子,上面有两个姐姐,赵桂花当年连着生了两个女儿,第三胎才生了沈建军,宝贝得跟什么似的。结婚第一年,赵桂花就旁敲侧击地跟她说过好几次:“咱们家建军是三代单传,你得争气,生个儿子。”
林秀英每次听了都不说话,笑笑就过去了。她心里想,生男生女又不是她能决定的,再说了,女儿怎么了,她自己就是女的,也没见比别人差。
但赵桂花不这么想。在她看来,儿媳妇生不出儿子,就是儿媳妇的错。
林秀英不想把这事跟沈建军说。沈建军在工地上已经够累了,她不想让他夹在中间为难。再说了,说了又能怎样?沈建军能跟他妈吵一架?吵完了,他妈该不来还是不来。
她一个人扛着。
出院第五天,也就是今天,事情起了变化。
下午三点多,小雨刚吃完奶睡着了,林秀英靠在床头眯了一会儿,被一阵手机铃声吵醒。是沈建军。
“喂。”她的声音哑哑的,嗓子干得冒烟。
“秀英,你还好吧?”沈建军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工地上的嘈杂背景音——电钻声、钢筋碰撞声、有人扯着嗓子喊号子。
“还行。”
“小雨呢?”
“睡了。”
“哦。”沈建军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那个……我妈给我打电话了,说她前两天给你打电话,你态度不太好?”
林秀英一下子清醒了。
“我态度不好?”她坐直了身体,声音不自觉地拔高了一点,“我怎么态度不好了?”
“她说她问你需不需要帮忙,你说不用,她就没去。她说你说话阴阳怪气的,她听着不舒服。”
林秀英觉得一股血往头顶上涌。
“她什么时候问我需不需要帮忙了?她每次打电话就问两句——孩子乖不乖,奶水够不够——然后就挂了。她什么时候说过要来帮忙?”
沈建军沉默了几秒。
“可能……她是觉得你不开口,她不好主动来吧。”
“沈建军,”林秀英深吸了一口气,压着声音说,“你妈住在纬四路,骑电动车二十分钟。我生完孩子五天,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洗尿布,你妈连一碗汤都没送过。你跟我说她不好主动来?”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嘈杂的施工声,沈建军好像走到了一边,背景音安静了一些。
“秀英,我知道你辛苦,但我这边确实走不开。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她性格就是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我不跟她一般见识。”林秀英说,声音反而平静下来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个……”沈建军犹豫了一下,“工期排到腊月二十八,我看看能不能请两天假,年三十回去。”
年三十。
今天才腊月十七,还有十三天。
林秀英没说话,眼睛看着床头柜上那个牛皮纸信封。
“行,你忙吧。”她说完就挂了电话,没等沈建军回话。
她把手机扔在床上,坐在那里发了一会儿呆。窗外的天灰蒙蒙的,雪已经停了,但风很大,呜呜地叫着,从窗缝里钻进来,窗帘被吹得微微鼓起来。
小雨在睡梦中哼唧了两声,林秀英伸手拍了拍,她又安静了。
林秀英的目光落在那个牛皮纸信封上。
她伸手拿过来,抽出房产证,翻开,看着上面自己的名字。又抽出土地证,看了看,然后抽出几张票据——购房合同、贷款结清证明、契税发票。
最底下压着一张名片,是她同事刘姐给的,说是一个做二手房中介的朋友,姓王,人挺靠谱。
林秀英拿起那张名片,翻过来,背面空白。她又翻回去,上面印着“蚌埠市诚信房产中介公司 王德贵”,下面是一串手机号。
她把名片放在床头柜上,房产证和票据收好,塞回信封里,信封塞回抽屉。
然后她下床,走到厨房,倒了杯热水,站在窗前慢慢喝。
楼下的胜利路上,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晕在雪地上铺开,像一摊化开的糖稀。卖烧饼的老赵头已经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卖烤红薯的,推着一辆三轮车,车上的烤炉冒着白汽,甜丝丝的香味隔着马路都能闻到。
林秀英看着那个烤红薯的摊子,忽然想起小时候在固镇,冬天放学的时候,她妈会在村口等她,怀里揣着一个烤红薯,用旧衣服包着,递到她手里的时候还是烫的。
她妈血压高,不能操劳,被她弟弟接回去了。
她婆婆住在二十分钟之外,连一碗汤都没送过。
林秀英把杯子里的水喝完,放下杯子,走回卧室,在床边坐下来。
她看着熟睡的小雨,看了很久。
然后她拿起床头柜上的那张名片,翻到正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一遍。
“蚌埠市诚信房产中介公司 王德贵”
她把手机拿过来,看了一眼时间——下午四点二十。
还来得及。
她按下那串号码,拨了出去。
电话响了三声,接了。
“喂,哪位?”
“王师傅吗?我是市设计院的林秀英,刘姐介绍的。我有一套房子想挂出去卖。”
“哦哦,刘姐介绍的!你好你好!什么位置的房子?”
“胜利路上,建委宿舍楼,六楼,六十七平,两室一厅。”
“建委宿舍楼?那个位置好啊,学区是胜利路一小吧?”
“对。”
“六楼……没有电梯是吧?”
“没有,步梯房。”
“行,我知道了。你打算挂多少钱?”
林秀英沉默了两秒。
“你帮我估个价,差不多就行,我不挂高价,但要快。”
“急售?”
“急。”
王德贵在电话里沉吟了一下:“胜利路一小是重点,学区房好卖。建委宿舍楼虽然老了点,但位置在那摆着。六十七平的话……我帮你挂十五万,你觉得行不行?”
十五万。
林秀英在心里算了一下。当初买的时候十二万,装修花了三万多,总共十五万多。卖十五万,不赚不赔,但考虑到这两年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亏了一点。
但她也知道,六楼步梯房不好卖,这个价格不算低。
“行,就十五万。”
“好嘞,那我先帮你挂出去,有人看房我给你打电话。对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随时,我都在家。”
“行行行,那我先挂了,回头联系。”
挂了电话,林秀英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长出了一口气。
她做了一件大事。
一件沈建军知道了肯定会炸的事。
但她不后悔。
三
接下来的几天,林秀英的日子照旧。
早上五点,小雨醒了,喂奶,换尿布,哄睡。六点,她趁孩子睡了,赶紧起来烧水、煮粥、洗尿布。七点,小雨又醒了,再喂奶,再换尿布。八点,她自己吃早饭——一碗白粥,一个馒头,一碟咸菜。九点,洗衣服,收拾屋子。十点,小雨醒了,喂奶,换尿布,然后抱着她在房间里走,直到她睡着。十一点,做午饭。十二点,吃饭。下午一点,小雨醒了,循环。三点,小雨午睡,她抓紧时间眯一会儿。四点,起来准备晚饭。五点,吃饭。六点,给小雨洗澡。七点,喂奶,哄睡。八点,洗尿布,收拾厨房。九点,自己洗漱。十点,小雨醒了,喂奶。凌晨一点,小雨又醒了,喂奶。凌晨三点,又醒了,喂奶。
周而复始。
王德贵在挂出去的第二天就打来电话,说有人想看房。林秀英说行,来吧。
来看房的是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在附近一家银行上班,女的在商场卖衣服,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女的肚子微微隆起,怀孕四五个月了。
他们在房子里转了一圈,男的看了厨房和卫生间的管道,又看了看窗户的密封性,问了问楼上楼下的邻居情况。女的站在卧室里,看着婴儿床上睡着的小雨,小声说:“哎呀,好小的宝宝。”
林秀英站在门口,没说话。
女的转头看她:“你刚出月子?”
“第五天。”林秀英说。
女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婴儿床上的小雨,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男的从卫生间出来,问:“这房子是你们自己住的?为什么要卖?”
林秀英顿了一下,说:“换房子,想换个大一点的。”
她没说实话,但她也没想好怎么跟陌生人解释自己的处境。
夫妻俩走了之后,王德贵打电话说:“他们觉得六楼有点高,女的怀孕了,爬楼梯不方便,想再看看别的。”
林秀英说:“没事,继续挂。”
第三天,又有人来看房。这次是一个中年男人,说是给孩子买学区房,孩子明年上小学。男人看了看房子,问了问价格,说:“十五万有点高了,六楼步梯,这个价格在附近能买到条件更好的。能不能便宜点?”
林秀英说:“最低十四万五。”
男人说:“我再考虑考虑。”
走了。
第四天,没人来看房。
第五天,也就是今天,腊月二十二,王德贵又打电话来,说有一对从县里来的夫妻想看房,已经在路上了。
林秀英挂了电话,看了看时间,下午两点。小雨刚吃完奶,精神很好,睁着大眼睛四处看。林秀英把她抱起来,在房间里走了两圈,然后放到婴儿车里——这个婴儿车是秀军从固镇带过来的,旧的,是秀军老婆娘家的一个亲戚淘汰的,但还能用,轮子推起来有点歪,但不影响。
她把婴儿车推到客厅,然后把家里简单收拾了一下。客厅不大,放了一组布艺沙发、一个茶几、一台二十一寸的电视,电视柜上摆着一个相框,里面是她和沈建军的结婚照。她看了一眼那个相框,犹豫了一下,翻过去扣在电视柜上。
门铃响了。
林秀英去开门,门口站着一男一女,三十出头,穿着朴素,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男的是个光头,圆脸,看起来憨厚老实;女的扎着马尾,瘦瘦的,脸上带着拘谨的笑。
“你好,是王师傅介绍来的,看房子的。”男的说,带着浓重的五河口音。
“进来吧。”林秀英侧身让他们进来。
夫妻俩在房子里转了一圈,看得很仔细,每个角落都看了。女的蹲下来摸了摸地板的材质,男的打开水龙头看了看水压,又拧了拧窗户的把手。
“这房子是哪一年的?”男的问。
“零五年建成的,我零五年底买的,装修也是那一年做的。”
“装修保持得还不错。”男的说,看了看厨房的橱柜和卫生间的瓷砖。
“我一个人住,用得省。”林秀英说,顿了顿,“后来结婚,老公常年在外面跑工程,房子基本上还是我一个人住。”
女的走到婴儿车旁边,低头看了看小雨,小雨正咿咿呀呀地挥着小手。女的笑了:“好可爱,多大了?”
“刚满半个月。”
“哦哟,那你还在坐月子呢。”女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关切,“你一个人带孩子?”
林秀英点了点头,没多说什么。
女的转头看了男的一眼,男的微微点了点头。
“房子我们看中了,”男的说,“价格能不能再商量商量?王师傅说挂的十五万,我们手头紧,一次性拿不出那么多,能不能便宜点?”
林秀英想了想,说:“十四万,最低了。再低我就不卖了。”
夫妻俩对视了一眼,女的拉了拉男的袖子,两个人走到阳台上小声商量了几分钟。林秀英站在客厅里,听到他们在说“学区”“六楼”“孩子上学”“凑一凑”之类的话。
他们回来了。男的说:“行,十四万就十四万。但我们得贷款,首付能付四成,剩下的走公积金贷款,手续可能要一段时间。”
“可以。”林秀英说。
“那咱们今天就把意向定了?王师傅那边说可以帮忙办手续。”
“行。”
林秀英说完这个字的时候,心里像有什么东西落下来了,不是石头落地的那种踏实感,而是一根弦绷得太久终于断了的那种松弛。
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对。但她知道,她需要这笔钱。
夫妻俩走的时候,女的在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一句:“妹子,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好好保重身体。”
林秀英笑了一下:“谢谢。”
关上门,她靠在门板上,闭着眼睛站了一会儿。小雨在婴儿车里哼哼了两声,她睁开眼,走过去,把女儿抱起来。
“小雨,”她把脸埋在女儿的脖子里,声音闷闷的,“妈妈卖房子了。”
小雨当然听不懂,只是用小手抓着她的一缕头发,攥得紧紧的。
四
腊月二十四,小年。
蚌埠的冬天冷得扎扎实实的,不像北方的干冷,也不像南方的湿冷,是那种带着淮河水的潮气的冷,冷到骨头缝里。
林秀英一早起来,把昨天泡的一盆尿布洗了,又给小雨洗了个澡。洗完之后用浴巾包着,抱到床上,抹上爽身粉,换上干净的棉袄棉裤——这些都是她妈在老家做的,棉花是自家地里种的,布是去县城买的纯棉布,一针一线缝的。
小雨被包得圆滚滚的,像一个小粽子,只露出一张小脸。她似乎很享受这种被包裹的感觉,不哭不闹,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
林秀英看着她,忍不住笑了。
这是这些天来她第一次笑。
手机响了,是沈建军。
“秀英,我跟领导请了假,年二十九回去,能待到初五。”
“嗯,好。”
“你那边……都还好吧?奶水够不够?要不要我买点东西带回去?”
“不用,都够。”
“那行,我挂了,工地上还有事。”
“等一下。”林秀英叫住他。
“怎么了?”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没事,你路上注意安全。”
挂了电话,她把手机放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了会儿呆。
她在想,等沈建军回来,怎么跟他说房子的事。
她已经跟王德贵签了居间合同,那对五河的夫妻——男的叫李建国,女的叫孙秀芳——也交了五千块定金。接下来就是走流程:网签、贷款审批、过户。王德贵说如果一切顺利,大概一个月左右能办完。
一个月。
那时候她还在月子里——不对,那时候她应该出月子了。小雨满月是正月十二,出月子大概在二月初。
沈建军回来的时候,房子还没过户,但他肯定会发现有人来看房。她不可能一直瞒着。
她得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他说。
但怎么说呢?
“建军,我把房子卖了。”
然后呢?他肯定会问为什么。她怎么说?说你妈不闻不问,我一个人扛不住?说你工资卡在你妈手里,每个月只给我一千五,连奶粉钱都不够?说你一年到头在外面跑,家里的事一点都指望不上?
她说不出口。
不是因为怕,是因为她觉得说了也没用。沈建军这个人,不是坏人,甚至可以说是个好人——他对她好,谈恋爱的时候会骑着自行车带她去龙子湖边吹风,会省下一个月的津贴给她买一件羽绒服,会在大雪天跑到她单位门口等她下班。
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怕他妈。
赵桂花在这个家里是说一不二的。沈建军的工资卡从上班第一天就交给他妈保管,结婚之后也没拿回来。每个月赵桂花给林秀英一千五百块生活费,说是“够花了”。林秀英自己的工资一千八,加起来三千三,在这个小城市里确实够花——如果不生孩子的话。
生了孩子之后,开销一下子就上去了。奶粉、尿不湿、衣服、疫苗、体检,哪样都要钱。林秀英之前攒的一点积蓄,住院的时候花了一部分,剩下的她不敢动,要留着应急。
她不是没有跟沈建军提过工资卡的事。结婚第一年她提过一次,沈建军支支吾吾地说“我妈说等她老了再给我”,她没再提。怀孕的时候她又提了一次,沈建军说“我去跟我妈说说”,然后就没下文了。她后来问起来,他说“我妈不同意,说她帮我们存着,以后买房子用”。
买房子。
林秀英当时就想说,我婚前就有房子,你们家一分钱没出,现在你妈拿着你的工资卡,说是帮我们存着买房子,买的什么房子?买给谁住?
但她没说。
她不是那种会跟婆婆撕破脸的人。她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她妈就是这样的人,在婆家忍了一辈子,忍到公公去世,忍到自己头发白了,忍到高血压心脏病。
林秀英不想像她妈那样忍一辈子。
但她现在没有选择。
她需要钱。她没有别的办法。
五
腊月二十九,沈建军回来了。
他是下午到的,坐火车从南京到蚌埠,硬座,三个多小时。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拎着一个大编织袋,里面装着工地上的劳保用品——两套工装、一双劳保鞋、一打棉线手套,还有一条从南京夫子庙买的红色围巾,给林秀英的。
他进门的时候,林秀英正在厨房热汤。小雨在卧室的婴儿床上睡着,客厅里开着电视,音量调得很低,放的是安徽卫视的新闻。
“我回来了。”沈建军把编织袋放在门口,换了拖鞋走进来。
林秀英从厨房探出头,看了他一眼。
他瘦了,也黑了,颧骨比上次回来的时候高了一些,眼窝深陷,嘴唇干裂,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灰泥。但眼睛还是那样,不大但很亮,看人的时候很专注。
“回来了,饿了吧?我给你盛碗汤。”林秀英缩回厨房,舀了一碗黄豆猪蹄汤,端出来放在茶几上。
沈建军在沙发上坐下,端起碗喝了一口,烫得嘶了一声。
“慢点喝,刚出锅的。”林秀英在他旁边坐下,隔着半个人的距离。
“小雨呢?”
“睡了。”
“我能看看吗?”
“等会儿吧,刚睡着的,别吵醒了。”
沈建军点了点头,低头喝汤。喝了几口,他抬起头,看了看客厅,目光在电视柜上停了一下——那个扣着的相框被他看到了。
“相框怎么扣着?”
林秀英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心里咯噔了一下。
“哦,前几天擦电视柜的时候拿下来的,忘了翻过来了。”她站起来,走过去把相框翻过来,摆正。
沈建军没再说什么,继续喝汤。
林秀英坐回沙发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绞在一起。她在想,要不要现在说。还是等他吃完饭?还是等过年之后?
“建军,”她开口了,“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沈建军放下碗,看着她。
“我……”她深吸了一口气,“我把房子挂了。”
“挂了?什么意思?”
“挂到中介了,卖。”
沈建军愣住了,端着碗的手悬在半空中,整个人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你说什么?”
“我把房子卖了。”林秀英重复了一遍,声音很平静,但手指绞得更紧了。
沈建军把碗放在茶几上,转过身面对她,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了难以置信,又从难以置信变成了愤怒。
“你疯了?”他的声音陡然拔高,“你把房子卖了?这是你的房子——不对,这是我们的房子!你一个人做这么大的决定,你问过我没有?”
“我问你,你在南京,你能做什么?”
“那你也不能——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
“我怎么不能?”林秀英的声音也上来了,但她压着,看了一眼卧室的方向,怕吵醒小雨,“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婚前财产,我有权利处置。”
沈建军像被人扇了一巴掌,脸涨得通红。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跟我分你的我的?”
“我没那个意思。但事实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卖房子?你缺钱你跟我说啊!你——”
“跟你说?”林秀英打断他,声音终于压不住了,“跟你说有什么用?你工资卡在你妈手里,你每个月连自己花多少钱都做不了主,你跟我说有什么用?”
这句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捅在了沈建军的软肋上。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卧室里传来小雨的哭声,被吵醒了。林秀英站起来,走进卧室,把小雨抱起来,哄了两声,回到客厅。
她站在客厅中间,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指着沈建军,声音反而低了下来,低到几乎是在耳语:
“沈建军,你知不知道我这些天是怎么过的?我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洗尿布,一个人半夜起来喂奶。你妈住在二十分钟之外,连一碗汤都没送过。你打电话回来,不是问你妈说了什么,就是让我别跟她一般见识。你有没有问过我一句——林秀英,你累不累?你有没有吃过一顿热乎饭?你有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沈建军低下了头。
“我……”他的声音很小,“我知道你辛苦……”
“你不知道。”林秀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在南京工地上,你看到的是一栋一栋楼盖起来,你看到的是工期、是进度、是验收。你看不到我在这里,一个人,抱着孩子,站在阳台上看着纬四路的方向,想着你妈会不会来。她没来。一次都没来。”
小雨在她怀里哭得更厉害了,林秀英低头看了看,轻轻摇了摇,声音放柔了:“乖乖不哭,妈妈在。”
沈建军坐在沙发上,双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肩膀微微塌着。
“秀英,对不起。”他说。
林秀英没接话。
“我……我会跟我妈说的。工资卡的事我也会处理。你把房子撤回来,行不行?”
林秀英看着他,看了很久。
“定金已经收了,合同签了。”她说。
沈建军猛地抬起头:“什么?”
“腊月二十二签的,十四万,买家交了定金。”
沈建军站起来,又坐下去,又站起来,在客厅里走了两步,转过身看着她,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从肚子里掏走了什么东西。
“你……你已经签了?”
“签了。”
“你为什么不先跟我说一声?”
“我说了,你在南京,你什么都做不了。”
“那你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我们住哪儿?”
林秀英抱着小雨,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夜空。胜利路上的路灯亮着,雪地上反射着橘黄色的光,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声,是有人在提前放炮仗庆祝过年。
“我租了一个房子,”她说,“在张公山那边,一室一厅,一个月四百。够我们娘俩住了。”
沈建军愣住了。
“你……你都租好了?”
“嗯,前两天签的合同。”
沈建军颓然地坐回沙发上,双手捂住了脸。
客厅里安静下来,只有小雨的哭声和小闹钟嘀嗒嘀嗒的声音。电视里还在放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字正腔圆,说着什么“春运”“客流高峰”“雨雪天气”。
过了很久,沈建军把手从脸上拿开,眼眶红红的。
“秀英,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他说。
林秀英没说话。
“我……我知道我妈做得不对。但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不容易,我不想让她不高兴。”
“所以你让我不高兴?”
“我不是那个意思——”
“沈建军,”林秀英转过身,看着他,“你今年三十一了。你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一个孩子的爸爸。你不能一辈子活在你妈的阴影里。”
沈建军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林秀英抱着小雨走到他面前,低头看着他。
“房子的事,我已经决定了,不会改。你愿意跟我们娘俩过,就好好过;你不愿意,我也不勉强。”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分量很重。
沈建军抬起头,看着她,又看了看她怀里的小雨。小雨已经不哭了,睁着大眼睛看着他,小嘴微微张着,像是在打量这个陌生的男人。
他伸出手,想摸摸小雨的脸,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
“我能抱抱她吗?”他问。
林秀英把小雨递给他。沈建军笨手笨脚地接过来,一只手托着头,一只手托着屁股,姿势不太对,小雨不舒服,扭了扭身子,哼唧了两声。
“你这样抱不行,手要托着脖子。”林秀英帮他把姿势调整了一下。
沈建军终于把女儿抱稳了,低头看着她,小雨也看着他。父女俩对视了几秒,小雨忽然咧了咧嘴,像是在笑——当然,半个月大的孩子还不会笑,那只是一个无意识的面部动作,但沈建军看到之后,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她长得像你。”他哽咽着说。
林秀英看着他的眼泪,心里那根绷了很久的弦又松了一分。
她不是不心软。她知道沈建军不是坏人,他只是懦弱,只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左右为难,只是从小被他妈管得太紧,不知道怎么做一个独立的成年人。
但心软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
她需要钱,需要独立的空间,需要不被婆婆拿捏的底气。卖房子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是她在这十五天里,在一遍一遍洗尿布的冷水里,在一个一个独自醒来的深夜里,一点一点想清楚的。
“建军,”她说,“我不是要跟你离婚。我只是要告诉你,我不是你妈手里的泥人,她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有自己的主意,也能自己做决定。”
沈建军抱着小雨,点了点头。
六
大年三十那天,赵桂花来了。
这是林秀英意料之中的。沈建军昨天晚上给他妈打了电话,说了房子的事。赵桂花在电话里当场就炸了,声音大得隔着手机都能听见,林秀英在卧室里都听到了几句——“她凭什么卖房子?”“那是你们的家!”“她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沈建军在电话里说了什么,林秀英没听清,大概是在安抚。挂了电话之后,他在客厅里坐了很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平时不抽烟的,只有在特别烦躁的时候才会抽。
林秀英没出去,在卧室里陪小雨。
今天上午十点多,门铃响了。林秀英在厨房里热鸡汤,听到门铃声,擦了擦手去开门。
门外站着赵桂花,穿着一件枣红色的羽绒服,围着一条黑色的围巾,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和一个塑料袋。她的脸圆圆的,皮肤保养得不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但那双眼睛——林秀英一直觉得,赵桂花的那双眼睛太精明了,看人的时候像在称斤两。
“妈,你来了。”林秀英侧身让她进来。
赵桂花没看她,径直走进来,目光在客厅里扫了一圈,像是在检查什么。她看到了电视柜上摆正的结婚照,没说什么,把保温桶和塑料袋放在茶几上。
“我给你炖了一只鸡,带了点鸡蛋和红糖。”赵桂花的声音不冷不热,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谢谢妈。”林秀英说。
赵桂花在沙发上坐下,看了看卧室的方向——小雨在婴儿床上睡着。
“孩子呢?”
“睡了。”
“我去看看。”赵桂花站起来,走进卧室。
林秀英跟在后面,站在卧室门口。赵桂花站在婴儿床边,低头看着小雨,看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失望还是释然。
“长得像建军。”她说。
“都说像我多一点。”林秀英说。
赵桂花没接这个话,走出卧室,在客厅里站定,双手叉腰,看了看四周。
“秀英,我听说你要卖房子?”她终于进入了正题。
“已经签了合同。”林秀英说。
赵桂花的脸色变了,嘴角往下撇,法令纹深深地凹下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家你说了算?你问过建军没有?问过我没有?”
“妈,这房子是我婚前买的,房产证上是我的名字。我卖我自己的房子,不需要问谁。”
“你自己的房子?”赵桂花的声音拔高了,“你嫁到我们沈家,你就是沈家的人,你的房子就是沈家的房子!你怎么能说卖就卖?”
“妈,我嫁的是沈建军,不是沈家。我跟建军过日子,不是跟您过日子。”
这句话说得不重,但意思很明确。
赵桂花的脸一下子红了,嘴唇哆嗦了两下,指着林秀英的手指在发抖。
“你——你这是什么态度?你坐月子我不来,那是你自己说不用来的!你倒打一耙?建军不在家,我一个人住那么远,你让我一个老太太骑车过来伺候你?你良心被狗吃了?”
林秀英深吸了一口气。
“妈,我没让您来伺候我。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卖房子,是因为我需要钱。您手里攥着建军的工资卡,每个月给我们一千五,够干什么的?小雨一罐奶粉就要一百多,一包尿不湿要八十,光这两个月我就花了三千多。我的工资一千二,您给的一千五,加起来两千七,连基本开销都不够。我不卖房子,我拿什么养孩子?”
赵桂花被噎住了,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
“再说了,”林秀英继续说,声音依然平静,“建军今年三十一了,他的工资卡还在您手里,这正常吗?我们是结了婚的夫妻,不是谈恋爱的小年轻。您拿着他的工资卡,每个月给我们拨生活费,这像什么?像施舍?”
“你——”赵桂花的脸从红变白,“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是帮他存钱!你们年轻人不会过日子,大手大脚的,我不帮你们存着,你们能存下什么?”
“存钱?”林秀英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很淡,“妈,建军在工程局上班,一个月工资三千五,加上补贴和奖金,一年下来至少五万。他上班到现在快十年了,就算刨去开销,少说也存了二三十万。这笔钱在哪儿?”
赵桂花的眼神闪了一下。
“那……那是建军的钱,我帮他存着,以后——”
“以后什么?以后买房子?我婚前就有房子,你们家没出一分钱。您告诉我,这笔钱存着要干什么?给谁用?”
赵桂花不说话了。
林秀英看着她,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上的累——虽然她确实很累——而是心累。她不想跟婆婆吵架,不想争对错,不想证明谁对谁错。她只是想要一点基本的尊重和公平。
“妈,”她的声音软下来,“我不是要跟您吵架。我只是想告诉您,我卖房子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跟您作对。我需要这笔钱来养小雨,来给她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您要是不高兴,我没办法,但这事儿我已经定了。”
赵桂花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最后定格在一种复杂的、说不清是愤怒还是委屈的神色上。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哼了一声,拎起她带来的空保温桶,头也不回地走了。
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林秀英站在客厅里,听着赵桂花的脚步声在楼道里渐渐远去,一声比一声小,最后消失在六楼以下的某个楼层。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指关节上的裂口又渗出了血丝,虎口处有一块青紫色的淤痕,是前几天拧尿布的时候用力过猛扭的。
她走到厨房,把赵桂花带来的塑料袋打开——里面是十几个鸡蛋和一包红糖。鸡蛋有几个碎了,蛋液流出来,黏糊糊的,沾在塑料袋的内壁上。
她把鸡蛋一个一个捡出来,好的放到冰箱里,碎了的打在碗里,留着晚上做蛋花汤。红糖放到橱柜的罐子里,罐子里原本还有一些,是秀军上次带来的。
做完这些,她洗了手,走到卧室。小雨醒了,正在婴儿床上咿咿呀呀地挥着手脚。林秀英把她抱起来,解开棉袄,给她喂奶。
小雨吃奶的时候很安静,小嘴一吸一吸的,喉咙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林秀英低头看着她的侧脸,睫毛长长的,像两把小扇子,鼻梁塌塌的,嘴巴小小的,整个脸只有林秀英的拳头大。
“小雨,”她轻声说,“妈妈卖房子,是为了你。你别怪妈妈。”
小雨当然不会回答,只是更用力地吸着奶。
林秀英抬头看向窗外。外面的雪已经停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半个脸,光线白花花的,照在对面楼房的屋顶上,雪反着光,亮得刺眼。远处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硝烟味顺着窗缝飘进来,混着鸡汤的香味和尿布的氨水味。
这是大年三十。
别人家在团圆,在吃年夜饭,在看春晚。
她在这里,一个人抱着孩子,守着一套即将不属于她的房子,等着一个在客厅里沉默地抽烟的男人。
她忽然想起结婚那天,赵桂花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说:“秀英,你嫁到我们家,就是我们家的人了,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不会亏待。
林秀英低头看了看小雨,小雨已经吃饱了,嘴角还挂着一滴奶,眼睛闭着,又睡着了。
“不会亏待。”她把这四个字小声说了一遍,像是在品尝它们的味道。
苦涩的。
七
正月初三,沈建军走了。
本来请的是到初五的假,但初三早上项目部打来电话,说工地上出了点事,让他提前回去。他挂了电话,沉默地收拾东西,把那条红色围巾从编织袋里拿出来,放在床上。
“给你的,过年了,也不知道买什么。”
林秀英拿起围巾,摸了摸,纯毛的,手感很好,颜色也正。
“谢谢。”
沈建军站在卧室门口,看着她,欲言又止。
“怎么了?”
“秀英,房子的事……我跟我妈说了。她说……”
“说什么?”
“她说她可以把工资卡还给我,但条件是……房子不能卖。”
林秀英把围巾叠好,放在床头柜上,转过身看着他。
“晚了。合同签了,定金收了,买家贷款也批了,再过半个月就过户。”
沈建军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建军,”林秀英走到他面前,抬头看着他,“我不是在跟你谈条件。我不是在逼你妈交工资卡。我只是在做一件我必须做的事情。”
“你就不能等我回来商量吗?”
“等你回来?你什么时候回来?你一年到头在外面,家里的事你管过多少?你知不知道小雨打疫苗要多少钱?你知不知道她最近胀气,每天晚上哭到凌晨三点?你知不知道我上次出门买菜,抱着孩子爬六楼,爬到三楼的时候腿软得差点摔下去?”
沈建军低下了头。
“我不知道。”他的声音很小。
“你当然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用知道。你只需要在工地上干活,每个月把钱交给你妈,然后你妈拨给我们一点生活费,我们就得感恩戴德。这就是你的逻辑。”
“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样的?”
沈建军说不出话来。
林秀英看着他,忽然觉得很悲哀。他不是不爱她,也不是不爱小雨,他只是不知道怎么爱。他被赵桂花养成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三十一岁了,还活在母亲的羽翼下,不敢飞,也不想飞。
“你走吧,”林秀英说,“路上注意安全。”
沈建军拎起编织袋,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林秀英站在客厅中间,抱着小雨,小雨醒着,正用那双黑豆一样的眼睛看着他。
“小雨,爸爸走了。”他说,声音哑哑的。
小雨当然听不懂,只是眨了眨眼睛。
门关上了。
林秀英走到窗边,看着楼下。沈建军出了单元门,低着头往小区外面走,编织袋扛在肩上,走得很慢,背影很沉。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六楼的窗户。
林秀英站在窗帘后面,没有让他看到。
她看着他转过身,消失在胜利路的人流里。
然后她回到厨房,把昨晚剩的鸡汤热了热,就着一个馒头吃了。吃完之后洗了碗,洗了尿布,给小雨换了衣服,抱着她在房间里走。
走了一圈又一圈,从客厅到卧室,从卧室到厨房,从厨房到阳台,再回到客厅。小雨在她怀里睡着了,小脸贴在她的肩膀上,呼出的热气暖烘烘的,透过棉袄,烫在她的皮肤上。
她走到阳台上,看着外面的世界。
胜利路上的积雪已经化了大半,路面湿漉漉的,反射着灰白色的天光。卖烧饼的老赵头又出摊了,三轮车停在老地方,炉子上的烧饼冒着热气。对面楼的阳台上,一个老太太正在晒被子,花花绿绿的被面在风里鼓起来,像一面面旗帜。
远处有火车经过的声音,呜呜的汽笛声,是蚌埠火车站的方向。沈建军应该已经到火车站了,在候车室里等着检票。
林秀英收回目光,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女儿。
“小雨,”她说,“妈妈不会让你在那种家庭里长大的。不会让你觉得,女孩子是低人一等的。不会让你觉得,你需要靠讨好谁才能活下去。”
小雨在她怀里动了动,小手从被子里伸出来,五根手指张开着,像是在抓什么。林秀英把自己的食指伸过去,小雨的手指立刻攥住了,攥得很紧,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林秀英的眼眶终于热了。
她没有哭。
她只是站在那里,在正月初三的寒风里,抱着女儿,攥着女儿攥着她手指的那只小手,看着远方灰蒙蒙的天际线。
火车的声音远了。
八
正月十二,小雨满月。
林秀英没有摆酒,没有请客。她只是早上起来,给小雨换了一身新衣服——一件粉红色的连体棉衣,是秀军的老婆从固镇寄过来的,还附了一张纸条:“姐,给小雨的满月礼物,别省着,该花就花。”
林秀英把纸条看了两遍,收在抽屉里。
上午,王德贵打来电话,说贷款审批已经通过了,明天可以去办过户。
“明天下午两点,你带上身份证、房产证、土地证,到政务中心来,买家那边也会到。办完之后,尾款大概三个工作日到账。”
“好。”
挂了电话,林秀英坐在床上,把这几天的账算了一下。卖房款十四万,扣掉中介费和一些杂费,到手大概十三万五。买家付了四成首付,五万六,这笔钱已经到账了,加上秀军给的那五千块,她现在手头有六万一。
她拿出一万块,留作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费。剩下的五万一,她打算存定期,作为小雨的教育基金。
房租一个月四百,押一付三,她付了一千六,租期半年。张公山那边的一室一厅,她去看过,在四楼,有电梯——对,四楼有电梯,这是她选那个小区的原因。她实在不想再爬六楼了,尤其是抱着孩子的时候。
新房子很小,四十来平米,一个大开间加一个卫生间,厨房是在阳台上隔出来的。但窗户朝南,采光好,冬天有太阳的时候暖洋洋的。房东是一个退休的老教师,姓吴,人很和气,听说她刚生完孩子,主动把房租降了五十块,还送了一床棉被。
林秀英打算等过户手续办完,就搬过去。
她不想再住在这套房子里了。这套房子有太多回忆——好的坏的都有,但现在是坏的多。每次走进卧室,她都会想起那些独自醒来的深夜;每次走到阳台,她都会想起那些在冷水里泡着尿布冻僵的手指;每次看到楼下胜利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她都会想起赵桂花住在二十分钟之外却从未出现。
她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下午,沈建军打来电话。
“秀英,小雨满月了。我……我在工地上走不开,没法回去。”
“我知道。”
“我给你转了五百块钱,你给小雨买点东西。”
“好。”
“还有……”沈建军犹豫了一下,“我妈说她想去看看小雨。”
林秀英沉默了几秒。
“她想来就来吧。”
“秀英,你别多想。我妈她就是嘴硬心软,其实她——”
“建军,”林秀英打断他,“你不用替她解释。她来不来,我都在。她对我好,我记得;她对我不好,我也记得。我不恨她,但我也不会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电话那头沉默了。
“秀英,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我不生气了。”她说,这句话是真的。她不生气了,不是因为释怀了,而是因为她已经做出了决定,已经在行动了,生气对她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你……”
“建军,我不会跟你离婚。但你得想清楚一件事——你是要做一个独立的男人,还是要做你妈的好儿子。这两个角色,你只能选一个。”
这句话说得很重,重到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半分钟。
“我知道了。”沈建军最终说了这四个字,声音很低,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
“那你忙吧,挂了。”
林秀英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床上,看着窗外。
阳光很好,正月十二的太阳已经有点暖意了,照在对面的楼墙上,把灰色的水泥墙晒出了一层淡金色的光。窗台上有一盆她之前养的绿萝,一个月没浇水了,叶子蔫蔫的,但还没死。她走过去,拿杯子接了点水,浇在花盆里。
水渗进土里,发出细微的滋滋声。
她看着那盆绿萝,忽然想起这是沈建军搬进来的时候买的。那时候他们刚结婚,他兴冲冲地去花市买了好几盆花,说什么“家里要有生气”。后来他走了,花没人管,死的死、蔫的蔫,就剩这一盆绿萝还撑着。
一个月没浇水,还撑着。
林秀英用手指拨了拨绿萝的叶子,有几片黄了,但大部分还是绿的。她把它从窗台上拿下来,放到厨房的水龙头下,好好地浇透了水,又把黄叶子一片一片摘掉,放在手心里,黄澄澄的一小堆。
“你也撑着呢。”她对绿萝说,像是在对一个老朋友说话。
九
正月十三,过户。
林秀英把小雨托给了邻居周师傅的老婆——就是那个开出租的周师傅,他老婆姓刘,在超市上班,今天正好轮休。刘姐四十出头,自己有两个孩子,大的都上高中了,带小孩很有经验。林秀英跟她说了情况,刘姐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你去忙你的,孩子交给我,你放心。”
林秀英把小雨的奶粉、奶瓶、尿布、换洗衣服收拾了一大包,交代了喂奶的时间和用量,又留了自己的手机号,才出了门。
她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沿着胜利路往西,到朝阳路往南,骑了二十分钟,到了政务中心。王德贵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外套,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里夹着一个文件夹。
“林姐,来了!走走走,进去,买家已经到了。”
买家李建国和孙秀芳已经在二楼的不动产登记窗口等着了。孙秀芳的肚子比上次来看房的时候又大了一圈,穿着一件宽松的孕妇装,坐在等候区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
“林姐来了。”孙秀芳站起来,笑着打招呼。
“坐坐坐,你别站着。”林秀英赶紧说。
四个人在窗口前坐下,工作人员核对了身份信息、房产证、土地证、买卖合同、贷款审批文件等一系列材料,然后让双方签字按手印。
林秀英签字的时候,手很稳。
她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林秀英。
这三个字她写了三十年了,但这一次,她觉得每一个笔画都有重量。每一笔都是她在那些深夜里做的决定,每一划都是她在那些冷水里泡着的手,每一个转折都是她抱着孩子在房间里走过的每一步。
签完字,工作人员把材料收走,说过户手续大概需要五个工作日,办完之后会通知领新的房产证。
“行了,林姐,剩下的就是等尾款到账了。”王德贵合上文件夹,拍了拍,“大概三到五个工作日。”
“好。”林秀英说。
从政务中心出来,李建国和孙秀芳走在前面,两个人手牵着手,孙秀芳的步子很慢,李建国就放慢了脚步,时不时侧头看她一眼,眼神里全是小心翼翼。
林秀英看着他们的背影,忽然想起自己和沈建军。刚结婚那会儿,他们也是这样,手牵手走在街上,他也会放慢脚步等她,也会用那种眼神看她。
后来呢?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沈建军去了工地,一年回来不了几天。她一个人守着这套房子,等他回来,等他走,再等他回来,再等他走。循环往复,像一个永远转不完的圈。
现在她不想转了。
她骑上自行车,往胜利路的方向走。风从淮河的方向吹过来,带着水汽和泥土的味道,凉飕飕的,但不刺骨。路两边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幅素描画的线条。
路过胜利路一小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学校的铁栅栏门上挂着一块牌子——“蚌埠市胜利路第一小学”。操场上有几个孩子在玩,穿着五颜六色的羽绒服,追着一个足球跑。教学楼是三层的红砖楼,窗户明亮,走廊上挂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
小雨将来会在这里上学吗?
林秀英不知道。她卖了这套学区房,小雨就不能在这里上学了。但她不后悔。她需要这笔钱来度过眼前的难关,至于将来——将来再说。她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相信凭自己的双手,总能养活女儿。
她重新骑上自行车,往家的方向走。
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她停下来买了点菜——一把青菜、两个西红柿、几个鸡蛋、一块豆腐。花了十二块。她又看到有卖鲫鱼的,问了一下价格,六块一斤,她挑了一条,花了八块。鲫鱼汤下奶,她得多喝。
到家的时候,刘姐正抱着小雨在客厅里走,小雨在她怀里睡得正香。
“回来了?手续办完了?”刘姐问。
“办完了。小雨乖不乖?”
“乖得很,中间醒了一次,喝了六十毫升奶,又睡了。尿了一次,我换了。”
“刘姐,谢谢你。”林秀英真心实意地说。
“谢啥,邻居嘛,应该的。”刘姐把小雨递给她,拎起自己的包,“那我先回去了,老周快下班了,我得回去做饭。”
刘姐走了之后,林秀英把小雨放到婴儿床上,去厨房把鱼收拾了,炖了一锅鲫鱼豆腐汤。汤炖好之后,她舀了一碗,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喝。鱼汤很鲜,豆腐很嫩,热乎乎地下肚,整个人都暖和了。
她一边喝汤一边想,明天要去张公山那边的新房子收拾一下,擦擦灰,拖拖地,把东西搬过去。东西不多,就是衣服、被子、锅碗瓢盆这些,她一个人慢慢搬,两三天就能搬完。
她打算正月十八搬过去。
正月十八,黄道吉日,宜搬家。
十
正月十八,搬家。
林秀英起了个大早,把最后一批东西打包好——主要是衣服和日用品,装了两个编织袋和一个行李箱。家具她一样没要,床、衣柜、沙发、茶几、电视,都是房东的,她不需要搬。她只带了自己的衣服、小雨的东西、厨房的锅碗瓢盆,还有那盆绿萝。
秀军从固镇开了两个小时的车过来帮忙。他把面包车停在楼下,上楼扛起两个编织袋,噔噔噔地下楼,一趟就搬完了。林秀英抱着小雨,拎着绿萝,锁了门,站在走廊上最后看了一眼这套房子。
六十七平米,两室一厅,她住了三年。
在这里,她结了婚,等了丈夫两年,生了女儿,独自坐了月子,做了卖房子的决定。
现在她要走了。
她把钥匙装进包里,转身下楼。
秀军在楼下等着,已经把编织袋和行李箱塞进了面包车后座。他打开副驾驶的门,让林秀英上去,又把小雨的纸箱子放在后座,用衣服固定好。
“姐,走了。”秀军发动了车。
面包车从胜利路拐出去,沿着朝阳路往南,过了淮河路,上了东海大道。路上的车不多,两边的行道树飞快地向后掠去,阳光从挡风玻璃照进来,暖洋洋的。
林秀英看着窗外,看着胜利路一小、看着妇幼保健院、看着淮河百货大楼、看着那些她熟悉的地标一个一个地向后退去,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
她忽然觉得,那些东西——那些让她痛苦的、疲惫的、委屈的东西——也随着这些地标一起,在向后退,在变小,在消失。
不是原谅了,不是释怀了,只是远了。
张公山的新房子在东海大道边上,一个叫“张公山新村”的小区。说是新村,其实也不新了,是九十年代末建的,外墙的瓷砖有些已经脱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但小区里很安静,绿化也不错,有几棵老槐树,夏天的时候应该很凉快。
秀军把车停在楼下,把东西搬上四楼。四楼有电梯,这是林秀英最满意的地方。她抱着小雨,拎着绿萝,走进电梯,按了四楼。
新房子在403,门是深绿色的防盗门,锁有点涩,要用点力才能拧开。进门之后是一个小小的玄关,左边是卫生间,右边是一个开放式的大开间,大概三十来平米,最里面是阳台改的厨房。
林秀英站在门口,环顾四周。
房子很小,但很干净。墙面是白色的,地板是浅灰色的瓷砖,窗户朝南,阳光洒进来,整个房间亮堂堂的。房东吴老师留了一张折叠桌和两把折叠椅,放在靠窗的位置,上面铺了一块碎花桌布。
林秀英把绿萝放在窗台上,把小雨的婴儿床靠墙放好,把编织袋和行李箱打开,开始收拾。
秀军帮她装了灯泡——厨房的灯泡坏了,房东说之前是好的,可能是放了太久没人住,钨丝烧了。秀军从面包车里翻出一个备用灯泡,踩着折叠椅换上,厨房亮了。
“姐,你看看还缺啥,我下午去给你买。”秀军说。
“不缺了,你先回去吧,修车铺里不是还有活吗?”
“不急,我帮你收拾完再走。”
姐弟俩一起收拾了一个多小时,把东西归置好。林秀英把衣服挂在衣柜里——衣柜是房东的,一个两开门的老式木衣柜,漆面有些斑驳,但结实耐用。她把锅碗瓢盆放到厨房的柜子里,把小雨的奶粉、奶瓶、尿布放在折叠桌上,把那条红色围巾搭在椅背上。
收拾完之后,秀军在折叠桌前坐下来,林秀英给他倒了一杯水。
“姐,”秀军喝了一口水,看着她,“你以后咋打算的?”
“先带孩子,等产假休完了回去上班。设计院那边我干了好几年了,领导对我还不错,应该没问题。”
“那房子的事……姐夫那边怎么说?”
林秀英沉默了一下。
“他知道了,没反对,也没支持。他就是那样的人,什么都拿不定主意。”
秀军皱了皱眉头:“姐,我跟你说句实话,你别生气。”
“你说。”
“姐夫这个人,人是好人,但他太听他妈的话了。你以后跟他过日子,有的受。”
林秀英笑了一下:“我知道。”
“那你还——”
“秀军,”她打断他,“我不是要跟他离婚。我只是要让他知道,我不是他妈手里的木偶。我卖了这个房子,不是为了跟他分家,是为了让我和小雨能活下去。他要是想明白了,愿意跟我好好过,那就过;要是想不明白,那就再说。”
秀军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姐,你比以前硬气了。”他说。
林秀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是吗?可能是因为当妈了吧。”
秀军走了之后,林秀英抱着小雨站在窗前。
张公山新村的窗外没有胜利路的繁华,没有淮河百货大楼的霓虹灯,没有来来往往的公交车和出租车。窗外是一片老旧的居民区,灰色的楼房一栋挨着一栋,楼与楼之间拉着晾衣绳,上面挂着花花绿绿的被子和衣服。远处可以看到张公山的轮廓,山不高,但满山的松树绿油油的,在冬天的灰暗色调中格外醒目。
楼下有个小广场,几个老太太正在晒太阳,旁边有几个小孩在追逐打闹。一个老头推着一辆婴儿车慢慢地走过,车里坐着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舔得满脸都是。
林秀英看着这些,忽然觉得心安。
这个地方虽然旧,虽然小,虽然远,但是——是她的。
不对,不是她的。房子是租的,不是她的。但她在这里的生活,是她自己的。她不用再站在阳台上看着纬四路的方向,不用再等着谁来,不用再在冷水里洗尿布的时候想着二十分钟的距离。
她可以重新开始。
小雨在她怀里动了动,哼唧了两声。林秀英低头看她,小雨正睁着那双黑豆一样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小雨,这是我们的新家。”林秀英说,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了什么。
小雨眨了眨眼睛。
林秀英把她抱紧了一点,转身离开窗户,在折叠桌前坐下。她把小雨放在腿上,一手扶着她,一手拿起桌上的奶瓶——里面是提前冲好的奶粉,已经凉了,需要热一下。
她站起来,把奶瓶放到厨房的锅里,加了点水,打开煤气灶,小火加热。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起来,蒸汽从锅盖的缝隙里冒出来,在厨房的窗户上凝成一层雾气。
透过那层雾气,她能看到窗外的张公山,山上的松树在风中轻轻摇晃。
她忽然想起一句话,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生活不是等待风暴过去,而是学会在雨中跳舞。”
她觉得这句话说得不对。
她没有在雨中跳舞。她只是在雨中一步一步地走,走得很慢,走得很累,走得很孤独。但她走过来了。
从胜利路到张公山,从六楼到四楼,从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到一间租来的小屋。
她走过来了。
奶热好了。她把奶瓶从锅里捞出来,甩了甩上面的水,拧上奶嘴,在自己手腕内侧试了试温度——温的,刚好。
她把奶嘴放到小雨嘴边,小雨立刻张开嘴,含住奶嘴,用力地吸起来。小脸上满是满足的表情,眉头舒展着,像是在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林秀英看着她吃奶的样子,笑了。
这次是真的笑了,不是苦笑,不是自嘲,不是强颜欢笑。是那种从心底里泛上来的、温柔的、带着一点酸涩的笑。
窗台上的绿萝浇过水之后,叶子挺起来了,有几片新叶从根部冒出来,嫩绿色的,卷曲着,像一个个小小的问号。
外面的阳光很好,照在窗台上,照在绿萝的叶子上,照在小雨的脸上。小雨眯着眼睛,一边吃奶一边享受着阳光,小嘴吧唧吧唧的,吃得心满意足。
林秀英伸手把窗帘拉开一点,让更多的阳光照进来。
她想,春天快来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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