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用关税解决全球失衡或是条“弯路”

本文转载自3月25日腾讯财经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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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资本流动规模大幅扩张，跨境融资日趋普遍，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推进，无论是中国的沪港通、深港通，还是欧洲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都意味着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已今非昔比。

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传统上属于各国内政范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社会对跨国政策协调的需求并不强烈。货币是本国货币，通胀是本国通胀，收支平衡与财政问题也主要在国内框架内处理。然而，随着全球化持续深化，这一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历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推动国际协调的直接催化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G20）于1999年正式启动财长和央行行长部长级会议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更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可视为“危机驱动政策协调”的典型案例，即正是金融危机，促使各方坐到一起讨论政策制定与政策协调。

然而，危机终会消退，协调的紧迫感随之下降。当前，地区性冲突频发，其根源多在于国内因素，国际社会的介入与斡旋作用仍不明朗。但是看起来并没有人紧急呼吁二十国集团去关注、去提供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这些地区性冲突，其实也会加剧大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并且提升各国对于国内利益的关注，而不是对于国际协调的需求。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想协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它比过去处理起来更棘手了。

在此背景下，当前仍存在强烈国际合作需求的四个重点方向：

其一，气候变化。尽管美国已退出巴黎协定，但是从全球看大部分国家，尤其是欧洲和亚洲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是非常关注的，他们希望做出地区性的努力，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减轻气变的影响。

其二，支付系统。将支付系统和数字货币定位为金融基础设施，其不应仅依赖于商业银行或私营平台，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已在跨境支付领域取得积极进展，未来游客消费、线上商户、中小额贸易结算等场景，均有望借助跨境支付体系实现便捷的互联互通。

其三，债务问题。新冠疫情之后，部分发展中国家仍面临沉重的债务问题，G20于2020年推出的债务延期支付政策及此后启动的债务重组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一诉求，但问题至今尚未得到非常好的解决。

其四，全球失衡。比如汇率机制，随着全球的发展，可以看到人们更多去讨论，在这个新的阶段，比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发挥更多的作用，去解决全球的不平衡问题。当然这个不平衡有不同的形式，（包括）投资的不平衡，资本流动的不平衡，需要多边的解决方式，不仅仅是双边或区域措施，去解决全球不平衡的各类问题。很遗憾的是，美国事实上也处于这种全球不平衡的境况之下，但是美国决定不使用汇率机制或者类似机制来解决这个不平衡问题，而是使用税收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不平衡问题。但是税收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应该使用IMF的框架措施，来解决不平衡的问题。

针对亚洲经济体为何普遍倾向于汇率稳定、而非浮动汇率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作出解释：

一方面，中国等具有计划经济历史的国家，传统上倾向于价格稳定，惯用购买力平价衡量汇率的合理性，认为既然购买力平价未发生变化，汇率便无需大幅波动，这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历史延续。

另一方面，很多国家都会关注国内经济实体的信心，他们会关注异常的资本流动，如果这些信心发生了变化，可能会有大量的资本内流或外流，也就是说它的流动规模会比你预期的更大。这样的一种资本流动，实际上会夸大经济的问题，不管是国际收支的平衡还是其他问题。所以在汇率发生变动的时候，不管是30%还是50%的变动，从经济学上来讲会认为需要的调整不会那么大，也就是汇率浮动超过了需要调整的幅度，它会给决策者带来相当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