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要早朝，百官竟敢来的稀稀拉拉？

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万历皇帝朱翊钧年仅22岁，怠政的苗头已然显现。

炎热的六月二十九日，大早上7点多，一道突如其来的圣旨从内廷传出——万历皇帝竟然要临朝视事。

这道圣旨成为京城的大新闻。这时还没长久怠政，常朝只是中断五个多月而已。平时，有啥公事还是会处理的。

其实万历即位初期，在张居正的辅佐下他曾有过一段勤政岁月，彼时他遵照明朝祖制，逢三、六、九日举行早朝，即便年少，也能坚持按时视事、批阅奏章，聆听儒臣讲读经史。

但这份勤政，在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后逐渐变化了——亲政初期，万历虽仍有步行祈雨、祭祀祖陵等勤政之举，却日渐倦怠于繁琐的常朝，朝会次数大幅减少。

至万历十三年正月，他出席了最后一次正常的大型朝会，也就是正旦大朝会，此后五个多月，常朝基本中断，文武百官也确实人心有点散。

思想上从最初的，啥？今日不上朝？啥？今日还不上朝？啥？今日依然不上传，啥？啥？啥——好吧，再睡会~大家都开始习惯性懈怠了。

万历皇帝为何会逐渐疏于朝会？

首要原因，便是对张居正长期严格的非人管束的反弹，心理大逆反。

他自十岁登基，张居正就是如影随形，让他噤若寒蝉。张既是他的老师，也是实际掌控朝政的内阁首辅，小至日常言行，大至朝政决策，万历都受到严格约束。

比如日常读书，万历幼时读《论语·乡党》，误将“色勃如也”读成“色背如也”，张居正当着众大臣的面厉声呵斥，吓得他连忙低头纠正；

又如朝政用度，张居正力劝万历节用爱民，不仅废止了上元节午门鳌山烟火的铺张习俗，还驳回他为母亲装潢宫室的想法，不许他沉迷珠玉玩好；

更严苛的是，张居正还反复告诫万历要清心寡欲、远离女色，叮嘱他不可沉迷声色犬马，需专心于朝政与经史。

可后来万历渐渐得知，这位口口声声劝诫自己戒绝欲望、标榜正人君子、以“为人师表”自居的老师，自身却全然相反——家中修建豪宅别院，陈设极尽奢华，物质享受无所不尽其极，更在女色上纵欲无度，丝毫没有践行自己所宣扬的操守。

这份极致的言行不一，让张居正在万历心中的人设彻底崩塌，也给了万历沉重一击，那份被长期管束的压抑，再加上被“欺骗”的愤怒，更坚定了他的逆反之心。

这种长期的压抑，在张居正死后彻底爆发。他清算张居正的家产、剥夺其荣誉。与此同时，也开始逃避张居正为他设定的勤政节奏，将上朝视为一种负担而非责任。

再有，就是与文官集团日益加剧的矛盾。

虽然“国本之争”（争夺太子之位）正式拉开序幕是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但此时万历与文官集团的分歧已在酝酿。

文官集团坚持“祖制”，动辄引经据典反驳万历的意愿，对他的言行加以约束，这种处处掣肘的感觉，让万历逐渐感到无力与厌烦。

他不愿再面对文官们的喋喋不休，便以“身体不适”“政务繁杂”为由，减少上朝次数，用消极的方式对抗文官集团的制衡。

此外，万历此时的身体已初现不适，后来被证实的驼背、头晕眼黑等症状，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上朝的意愿，为他的怠政提供了借口。

回到万历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清晨，突然接到诏令的文武百官，仓促赶往紫禁城。皇极殿的朝班本该整齐有序——明代朝仪严苛，需提前列队、遵序站位。几个月的废弛，官员们既无准备，也无积极性，都是敷衍拖沓。

而且这道诏令下的过于仓促，未能给官员充足准备时间。明代常朝需文武百官提前在午门等候，鸣钟后按品级入班。而这次乃万历临时决定，部分官员未能及时接到传召，尤其外朝官员往返不便，难以及时赶到。

更糟的事，张居正死后，反张浪潮席卷朝堂，言官以“反张为忠”，滥击张居正旧部，导致大臣人人自危、无心履职，不少官员甚至刻意回避朝会，避免卷入纷争。

当万历皇帝像模像样的仔细梳理一番，身着龙袍，极其正式的登上皇极殿的宝座，目光扫过结果下方寥寥无几、参差不齐，气的直骂。

他当即命文书官宋坤口传圣旨：“今日朝班十分人少，着鸿胪寺查。钦此。”

鸿胪寺作为掌管朝会礼仪、查点朝班官员的机构。接到圣旨后不敢怠慢，本欲即刻查点缺席官员的名单，却发现朝会结束后，官员们早已四散离去，那时候也没有摄像技术，根本无法逐一核实。

无奈之下，内阁辅臣只得向万历回奏，说明情况：“朝官各已散出，难以查点。合传与鸿胪寺申饬百官，今后如朝班人少，即请旨点名，合行本寺遵照施行。”

这番回奏，看似是合理的解释，实则也暗含着对万历怠政的隐性回应——正是因为你长期不上朝，才让官员们逐渐松弛了对朝会的敬畏之心，以至于出现朝班稀疏的景象。

万历皇帝虽心中极为不悦，但也深知此时已无法再追查缺席官员的责任，只得默许了内阁的提议。命鸿胪寺日后严格约束百官，若再出现朝班稀疏的情况，即刻请旨点名问责。

这场非常奇特的上朝，最终以一场不了了之的“查核”落幕。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此后鸿胪寺虽对朝班官员加强了约束，也曾查点出四百四十三名缺席朝会的官员，对其处以夺俸二月的处罚。

史学家认为，这是万历亲政后勤政与怠政的一道重要分水岭——既是万历对朝局的一次短暂“过问”，也是他日后长期不上朝的一次预演，也成为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微小缩影。

没多久，万历十四年起，朱翊钧开始以“头晕眼黑，力乏不兴”为由，频繁取消经筵与朝会，最终开启了长达近三十年不上朝的统治，创下了明朝皇帝怠政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