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邓颖超专程看李鹏，只说了8个字，9年后临终喊出他的名字

说起李鹏和邓颖超的故事，这可不是简单的长辈关心晚辈那么简单。1983年李鹏当上副总理，79岁的邓大姐专门去看他，就说了两句话：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这话听着简单，背后藏着的是几十年的革命情谊和两代人的传承。从1939年第一次见面，到1992年邓颖超临终前叫出李鹏的名字，这中间横跨了半个多世纪，见证的不仅是一个革命后代的成长轨迹，更是那个特殊年代里，革命者们如何把理想信念一代代传下去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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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能进入邓颖超的视野，说到底还是因为他那个年仅28岁就牺牲的父亲李硕勋。这个名字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不是一般人，1924年在上海大学入党的时候，李硕勋就已经是学生运动的领头人物，当过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还做过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那会儿的影响力相当大。

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李硕勋偏偏选择了最危险的道路。他在上海、江苏这些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带搞武装斗争，一年时间里就组建起红14军、红15军和红17军，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成就。1930年那会儿，党刚刚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李硕勋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条路的正确性。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1931年李硕勋因病留在香港养病，组织上考虑到他的经验和能力，安排他担任广东省军委书记。就在前往海南指导工作的途中，他被国民党特务抓住了。敌人知道他手里掌握着太多重要情报，各种刑讯逼供的手段都用上了，结果李硕勋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那些特务气得要命，最后用竹筐把他抬到海口市东校场枪决，那年他才28岁，留下了年幼的儿子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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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一个下午，11岁的李鹏正在四川省立实验小学的宿舍里休息，头上还绑着纱布。突然有人通知他，家里来人了。作为烈士后代，李鹏很清楚家里这个词的特殊含义，那肯定是组织上派来的人。他赶紧回到家，看见母亲赵君陶正和一位差不多年纪的女同志聊天。

那位女同志一见到李鹏，马上站起来抱住他，亲切地说：呀，兰兰都长这么高了。兰兰是李鹏的小名，这个名字背后还有个感人的故事。李鹏的母亲赵君陶有个姐姐叫赵世兰，两姐妹感情特别深，赵世兰为了照顾妹妹和外甥，一直没有结婚。赵君陶当年怀孕的时候就说过，不管生男生女都叫兰兰，算是对姐姐的一种纪念。

邓颖超第一眼就注意到李鹏头上的纱布，关切地问是怎么回事。李鹏有点紧张地解释，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时候，整个地面都在摇晃，他从上铺摔下来磕到了脑袋。那时候赵君陶还在做地下工作，考虑到母子俩的安全，邓颖超当场就提出，把李鹏带到重庆去，一来方便照顾，二来离母亲工作的地方也近。

就这样，李鹏被带到了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第一次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也很惊讶，仔细打量了一番后说：越来越像硕勋了。周恩来发现这个高个子男孩有点驼背，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拍拍他的肩膀，让他走路的时候把胸膛挺起来。这个简单的动作，让13岁的李鹏第一次感受到了父爱般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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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很快发现，周伯伯和邓妈妈家里并没有孩子。其实早在1925年8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在简单的婚礼上结为夫妻了。不久后邓颖超怀孕，那会儿周恩来正忙着东征战争，邓颖超也投身于广东妇女革命运动，根本没时间生孩子。

抱着舍小家为大家的信念，邓颖超在广州街头买了打胎药，吃完药后疼得在地上打滚，孩子流掉后只休息了几天就继续工作。她本以为丈夫知道后会大发雷霆，没想到两人在汕头见面时，周恩来只是批评说：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和社会，再说这对你身体也不好，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光属于你自己。

1927年邓颖超再次怀孕，这次肚子里的孩子超重严重，三天三夜都生不下来。医生急了，严厉地对邓颖超说：你再这么拖下去，大人孩子都保不住。邓颖超流着泪同意了，医生最后用产钳帮助她生产。那个重达10磅的男孩终于生下来了，可惜在生产过程中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能活下来。

那时候周恩来正被蒋介石悬赏20万银圆通缉，他想尽办法只给妻子传了个早日离开广州的消息。就在国民党大搜捕的前夕，邓颖超拖着虚弱的身体离开医院，经香港辗转到了上海。到上海后周恩来想办法带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因为生孩子时过度紧张疲劳，再加上没有好好休息，导致子宫没有收缩，以后可能没法再怀孕了。周恩来安慰妻子说：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吧，你的身体要紧。

从那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把那些烈士的后代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培养。有一次周恩来的表姐龚志遗憾地说：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周恩来立刻反驳道：谁说没有，我们有10个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我们能承担起当父母的责任。其实10个并不是确切的数字，而是泛指，只要是遇到需要帮助的革命者后代，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会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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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重庆办事处准备转移到延安时，李鹏也跟着去了。他在延安一直待到抗战胜利，那时候毛主席决定先行占领东北，延安各机关学校组织干部前往东北，李鹏就在其中。出发前周恩来专门把他叫来，认真地说：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不能光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这样才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邓颖超也勉励他说：你去了东北，要和那里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东北的冬天特别冷，邓颖超从自己床上拿了一条棉被给李鹏。李鹏清楚地看到，那条棉被已经洗得发白，和其他普通战士用的一模一样，而且周伯伯的床上就只有这一条。

李鹏说什么也不要，可邓妈妈硬要塞给他：这毯子虽然用了很多年，冬天盖还是很暖和的，你就带上吧。背着这条毯子，李鹏踏上了前往东北的路。过去在延安的日子里，他能经常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去了东北之后，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

因为成绩优异，李鹏后来被派往苏联留学，回国后就在丰满发电厂工作，很快就把学到的东西用到了实际工作中，1958年就当上了副厂长。在那个年代，当管理层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出了什么问题都得他们带头解决。

1958年松花江上游大旱，丰满发电厂还增加了发电量，水位很快就大幅度下降，几乎没有发电库容了。北京的领导到发电厂查看情况，认出了李鹏，勉励他说：你不要听外面的批评声，用棉花把耳朵塞住，照样工作。凭着出色的领导能力，李鹏带领大家度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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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李鹏的儿子李小鹏在协和医院出生。那篇《纪念我们的母亲赵君陶》中记录了李小鹏出生时的故事，妻子朱琳怀孕后住进了协和医院，结果也遇上了早产和难产。赵君陶在医院陪着儿媳妇，林大夫看情况危急，连忙问赵君陶：你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赵君陶没有犹豫，用近乎恳求的语气对林医生说：医生，能不能大人也要，孩子也要。林大夫尽了最大努力，最终朱琳顺利生下了李小鹏。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电力短缺问题，电力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李鹏在电力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在他的领导下，我国第一条500千伏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建成投产，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成就。1983年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更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能源、交通建设中去。

那个在延安学习的男孩已经成长为能挑起重任的国家高层领导人，但在邓颖超眼中，他仍然是个需要长辈不断提醒和帮助的孩子。79岁高龄的邓颖超专门去探望李鹏，对他叮嘱道：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拉着邓妈妈的手，李鹏也十分感慨，在他眼里，周恩来永远都是周伯伯，邓颖超也永远都是邓妈妈，没有他们的悉心关怀，自己这一路走来也不会有如此强大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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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多年艰苦生活，邓颖超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1988年这位刚毅的老人病倒了，除了一些器质性病变外，她还患上了帕金森。三年后她再度住院，病因是肺炎引发的高烧，很多同志听说邓大姐的情况可能不行了。高烧不退对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本身就是天大的事，医院的钱主任无奈地对前来探望的领导同志说：做好准备吧。

1992年邓颖超在医院里度过了88岁生日，那天除了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北京也有很多领导来了，房间被装饰得喜气洋洋。邓颖超还说：我最不爱过生日了。就在那年夏天，邓颖超的情况急转直下，保健医生季建华开始安排邓大姐的后事，哪些需要我们做，哪些要请示报告，整整列了两大张纸。

晚上8点多，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病床前，邓颖超用微弱的声音呼唤道：李鹏。这两个字，也成为邓颖超在世间说的最后两个字。李鹏悲痛万分，按照邓颖超的遗嘱，她不保留骨灰、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遗嘱十分简短，从那一条条简洁的嘱托中，更能看到一位伟人的胸怀。

李鹏写下的回忆录中，记述了很多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往事，那一幕幕仿佛并没有过去太久。从1939年第一次见面，到1992年临终前叫出李鹏的名字，邓颖超用53年的时间，完成了对一个革命后代的培养和守护。这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情谊，更是那一代革命者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和传承。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却把无数烈士的后代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培养，这种精神在今天看来依然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