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启迪 | 在流动中谋求自主的中国数字游民

近年来，数字游民从一个舶来概念，逐渐转化为中国语境中可实践的生活方式。从大理、安吉、黟县到三亚，各类数字游民社区不断涌现，吸引年轻人暂时离开城市，以远程工作的方式，重新安排工作、生活与自我。然而，如果仅将数字游民理解为“边工作边旅行”的自由浪漫想象，显然遮蔽了这一现象更为深层的社会意涵。中国语境下的数字游民，是一种深嵌于结构压力之中的生存实验。为什么说是实验呢？面对不稳定的收入结构、流动的生活状态，很多人难以为继，因此中国数字游民的流动，并非彻底的脱嵌，而是在场与离场之间的试探性空间协商。

夹缝中的流动

数字游民及其数字游牧的生活方式最早出现在《数字游民》与《每周工作4小时》等国际出版物中，这些著作描绘了一种以技术为支撑的未来生活图景：借助互联网与智能移动设备，人们可以摆脱固定办公场所的束缚，在流动中实现工作与生活的重组。在中国，数字游民并非简单的技术预言和自由实践，而是在技术和结构性压力交织下形成的一种现实选择。一方面，数字技术与平台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释放了空间，使“离开办公室”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青年人在大城市遭遇职业天花板，使得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成为其结构性压力下的被动选择。在“内卷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职业发展路径趋于收窄，工作中的情绪消耗与不确定性持续累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主动离职、阶段性退出，甚至开启数字游民式的间隔年。

从工作形态来看，中国的数字游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能够稳定远程办公的雇佣型人群，多集中于外资或跨国企业，其工作模式虽具有空间灵活性，但整体仍嵌入既有组织体系之中；第二类是依托数字技能变现的自雇者，这也是中国语境下更具代表性的数字游民群体。这部分人群在离开传统职场后，依托既有技能转向自由职业、项目制合作或以内容变现为主的个体化工作模式，其收入来源多元灵活但波动较大，需要持续寻找项目与机会以维持生计。

与数字游民渲染的“自由”想象不同，这种工作方式往往伴随着不稳定收入、社会保障不够完善与自我秩序管理压力，导致工作与生活边界进一步模糊，个体在流动中既要维持生计，又要不断重建社会联结与职业路径。因此，数字游民并非一种轻盈自由的生活选择，而更像是在不确定情境中展开的一种生存策略与生活实验，它既承载着对自由与自主的想象，也深刻嵌入现实压力与风险中。

“复合能力自雇者”

并不容易成为现实

在缺少组织背书和稳定收入的前提下，数字游民努力将自身培养为具有强资源链接能力和市场价值的个体，其技能、经验和人格特质都被纳入可以获得收入的范围。这种能力的培养，促使他们向工作组织中的“复合能力自雇者”转变。

所谓“复合能力自雇者”，是指脱离传统工作组织雇佣关系，以至少一项核心技能为基础，整合多项跨领域能力，自主承担从技能生产、价值包装、市场连接到收益获取全过程的个体劳动主体。其核心特征在于对技能变现链条的整体掌控，而非仅涉及工作中的某一个环节。在当前技术发展背景下，“复合能力自雇者”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Web3.0式的生产关系、社交媒体等生产场域，实现一人公司式的远程工作模式。

在地方发展实践中，“复合能力自雇者”正逐渐成为嵌入地方发展的行动主体。皖南碧山村的黏菌俱乐部的实践展示了其介入乡村发展的可能性。在灵活协作机制下，团队成员以各自的专业能力为基础，通过发挥设计、品牌叙事与内容生产能力，建立地方风物品牌“地儿地儿”，帮村民卖出了土椒酱、野蜂蜜、黄牛肉酱，让缺乏市场包装能力的乡村好物，获得被讲述、被看见和被购买的可能性。“复合能力自雇者”以个体能力为节点，以创意生产能力为核心，在流动到乡村等地的过程中，或许会演化为连接乡村生产与城市市场的中介节点。但当前大多数数字游民仍属于“接零活”的状态，呈现出技能碎片化、议价能力弱、收入高度波动的特点。该群体能否以“复合能力自雇者”的身份持续嵌入乡村发展，取决于其是否能够逐步完成能力整合以及对乡村资源的连接和变现。

被重组的时间与关系

数字游民表面上摆脱了固定工位、朝九晚五的时间规训以及职场晋升的等级秩序，但这种“自由”并非意味着彻底脱离时间和关系约束，而是一种被重新组织的、不稳定却更具弹性的状态。

在工业社会的时间观中，工作与休闲通过制度化安排被明确区分，如八小时工作制、上下班边界等。然而，数字游民的工作时间渗透进日常生活的缝隙之间，这恰恰是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所描述的状态：当外在规训消失，个体往往转而内化为自我驱动的主体，在自由的名义下承受持续的自我施压。

若仅将数字游民的时间经验理解为“无边界劳动”，则容易忽视其积极实践的一面。在个体时间层面，他们打破线性的人生节奏，尝试将时间主权重新交还给个人意志，根据个人的能力、工作强度、情绪状态和生活需求灵活调配工作与休息。此外，他们寻求可协商的时间，如灵活协作的拼工作、临时发起的集体活动，这种节奏不同于上级对下级的发号施令，而是建立在协商与自愿基础上的弹性可控的节奏。除了对具体时间掌握权的收回，数字游民开始对按部就班、阶段递进的线性人生发展轨迹进行反思，在效率、意义与自由之间探索新的平衡。

此外，数字游民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关系重组。他们一方面在弱连接社区中寻求情感支持，另一方面仍需向原有社会结构不断释放可回归的信号，以换取这段流动生活的合法性。所谓自由，更像是一种被暂时允许的结构缝隙，而不是彻底的结构退出。以安吉等地的数字游民社区为例，这里形成的是一种轻盈、即时、去科层化的社会连接方式，这种“液态关系”以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为纽带，虽不稳定，却在流动状态下为个体提供了关键的情感支撑，其本质正是青年在疏离的社会中，尝试重新建构附近与具体之人的努力，是对都市冷漠社交的一种修复性回应。

数字游民释放的青年发展信号

我们谈论数字游民是为了寻求一种具有指示意义的社会信号。它反映了流动背景下当代中国青年在既有发展模式下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对新型工作生活方式的向往，也揭示了制度供给与青年实践之间的结构性脱节。

它引发了对稳定和成功的再定义。数字游民从表面来看，是青年对稳定的排斥，但这并非源于对责任的逃避，而是对单一成功叙事的反思。当稳定被不断压缩为高强度劳动、长周期投入与低可预期回报时，流动反而成为青年争取控制感与主体感的一种方式。长期以来，社会对青年的评价高度集中于学历、体制身份与资产积累。数字游民的出现，展示了“生活在别处”的现实可能，也提示了人生并非只有按照社会时钟的线性攀爬，而是可以存在流动的、探索性的支流。

它揭示了间隔期作为社会减压阀的制度意义。数字游民在实践中往往扮演着一种人生缓冲带的角色。在高竞争、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中，它为青年提供了一个被默许的暂停空间，使其得以进行心理修复、技能重组与方向校准。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脱轨并非对社会秩序的否定，而是一种为回归所做的准备。但是，当前相关的制度保障仍然高度绑定地理位置与单位系统，这也提示政策与公共服务应对非标准人生阶段给予更多机会和可能的支持。

它呈现出中国语境下的个体韧性。在中国，数字游民是以自身行动展开的一场带有不确定性却高度真实的生存实验。它表明，在户籍制度、家庭观念依然具有重要影响的背景下，青年的能动性并未消失，而是通过更为流动、灵活的方式在其中不断协商寻找自我自洽的位置。数字游民通过空间移动和技能积累，为与制度展开重新谈判争取筹码，体现出一种在关系中争取自主的实践逻辑。

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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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王亮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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