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鹏 | 苏轼兄弟“寄应”开封的制度通道

作者简介

王兆鹏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

苏轼兄弟“寄应”开封的

制度通道

摘 要：宋代进士，须先通过地方州府的发解试，然后去京师参加省试。按规定，举子们必须在本籍参加发解试，不允许到其他地方寄籍应试，即“寄应”。然苏轼兄弟没在本籍眉州应试，却到开封“寄应”，是因为都城开封府的发解额比地方州府的解额要多得多，中进士的机率也高得多。苏洵汲取自己科举失利的教训，亲自带领苏轼兄弟到开封寄应，结果苏轼兄弟顺利一举中第。虽然朝廷明令禁止“寄应”，但实际上留有制度性缺口，只要有朝廷命官推荐，外地举子也可以到开封寄应。北宋时代，寄应开封的情况比比皆是，北宋人在观念上也认同和接受“寄应”的事实。苏轼能到开封寄应，得益于益州知州张方平和文坛宗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支持帮助。所以，苏轼兄弟在开封“寄应”，并没有“违反北宋科举制度”，只是充分利用了制度的特殊通道而已。

关键词：苏轼；苏辙；寄应；宋代科举制度

阅 读 导 引

一、为何去开封府寄应而不在本州解试

二、寄应开封的禁令与制度通道

三、苏轼是如何去开封寄应的

按照宋代科举的惯例，苏轼兄弟应该在本籍眉州参加发解试，可他俩却寄籍开封以应解试，即“寄应”。最早记载苏轼到开封应解试的是南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嘉祐元年，是岁先生始举进士，至京师。秋，请开封府解。”但苏轼到开封取解一事，前贤时彦并未特别在意，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近年致力于宋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诸葛忆兵教授发现外州人“寄应”开封，类似于当今的“高考移民”，不合乎当时科举常规，因此两度撰文讨论，认为“苏轼兄弟在开封寄应，是违反北宋科举制度的”,但也留下困惑，既然寄应是违反当时科举制度的，为何苏氏父子三人和相关人士并无遮掩，仿佛此事理所当然。多年以前，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也曾探讨过“北宋京城地区的‘寄应’问题”,只是未专就苏轼寄应京师一事作出解释。

本文想进一步讨论，苏轼兄弟为何要去开封寄应，又是如何去开封寄应的；如果违反了北宋科举制度，为何苏轼兄弟能堂而皇之地在开封寄应，却无人指责，未受任何非议？

一、为何去开封府寄应而不在本州解试

宋代进士，须经三级考试，先在地方州府军参加发解试，而且应该在籍贯所在地参加发解试。太祖开宝五年（972）诏书说：“诸道举人，自今并于本贯州府取解，不得更称寄应。”地方州府的发解试，因为是秋天考试，所以又称秋试或秋闱。发解试通过后，第二年春天到京城参加尚书省礼部举行的全国性考试，即省试。省试通过后，进入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合格即为进士及第，可以授予官职。

问题在于，全国各地州府的发解试都有名额限制，而各地的解额数量差别很大。又由于各地参加发解试的人数多少不一，因而各地发解率即合格率也大不相同。有的地方应举难度很大，有的地方应举难度则相对较小；有的地方最终进士及第的人数很多，有的地方进士及第的人数极少。这个问题，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第一章第二节《州军解额与解试的地区差异》已有详细讨论。这里再作一点补充。

司马光在治平元年（1064）所上《贡院乞逐路取人状》对各地解额不均、及第人数失衡的情况有详细的陈述。文中指出，全国每年发解到京师参加省试的进士“二千余人”，最终及第的才二百人，而开封府和国子监及锁厅（现任官应试）预奏名进士占了大半，地方州府进士及第的才有百人，其中陕西、河东路、河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偏远路州，及第者只有一二人，各地悬殊很大。他根据贡院掌握的情况，详细统计对比了开封府和其他偏远州府得解进士人数、及第进士的人数和比率，指出开封府每年得解及免解（不参加发解试直接进入省试）人数最多，嘉祐三年（1058）、五年、七年分别为278人、266人、307人，平均每科283.6人；这还不包括在开封的国子监得解及免解人数。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荆湖北路、夔州路、利州路每年解额只有二三十人，梓州路稍多，也只有63人，不及开封府解额的零头。

要知道，开封府仅是一府，而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和荆湖北路都包含十多个州府。具体说来，北宋梓州路含十一州二军：梓、遂、果、资、普、昌、戎、泸、合、荣、渠州及怀安、广安军；利州路辖一府九州：兴元府和利、洋、阆、剑、巴、文、兴、蓬、龙州；夔州路管九州三军：夔、黔、达、施、忠、万、开、涪、渝州和云安、梁山、南平军。利州路、夔州路每科解额约30人，每个州府军平均只有2—3名解额。梓州路有十三个州府军，共63名解额，每个州府军的解额平均不足5人。由此看来，开封府的解额比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州府的解额高出几十、上百倍。

开封府发解和免解人数多，及第的人数也比外地州府军多得多。据上述司马光的统计，嘉祐三年、五年、七年，开封府解送及第的人数分别为44人、69人、66人，平均每科约60人，平均及第率为21.12％。而嘉祐三年梓州路解送的63人只有2人及第，夔州路和利州路分别解送的26人和28人中只有1人及第。嘉祐五年，夔州路解送的32人，竟无一人及第；嘉祐七年，利州路解送的28人，也无一人及第。好的年成及第率有3％，不好的年份为零。开封府的进士及第人数比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的及第人数要多出几十倍，及第的比率也要高出好多倍。

为什么在公平考试的北宋，开封府的进士及第比率比外地州府高出好多倍呢？司马光也有分析：

盖以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趣时好，易知体面，渊原渐染，文采自工。使僻远孤陋之人与之为敌，混同封弥，考较长短，势不侔矣。

司马光指出，每场科考的主考官，大多是由朝廷两制（知制诰、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和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的官员担任。他们的喜好，早已积习成俗。在京师开封的举人容易掌握，经过熏陶操练，自然能掌握科举考试的路数门径，及第率就高。而外地举子，不了解考试的风向路数，及格率也就低下。另外一个原因是，偏远州军考生，在本地秋闱之后，就匆匆从家乡赶到京师，动辄“五七千里，往来不啻百余程。跋履道途，蒙犯风雪，比至京师，扶持困踬之不暇，使与郊圻安燕之士角其艺能，固不可得”。在京师开封的举子，以逸待劳，而偏远州军的举子，往往要几个月顶风冒雪，长途奔波，到达开封后早已筋疲力尽，省试时体力精力都不占优势，又不熟悉考试的套路，所以，能及第者就很少。

正因为开封的解额多，全国各地州府的举子，都想方设法到开封府参加发解试。仁宗皇祐五年（1053）金君卿《仁宗朝言贡举便宜事奏状》说：

窃原士之所以轻去州郡，而乐趋府、监者，大抵以近者州郡立定解额，多不均一。及开封府、国子监素无定额，比之外郡稍宽，故外郡解额少处，竞奔凑京师。

因为外地州府解额少且有限定，而开封府解额既多，又没有定额，可以根据需求增加扩张，所以，外地州府的举子都纷纷奔向开封府，以寄籍应试，即“寄应”。

二、寄应开封的禁令与

制度通道

寄应，本来是为那些有特殊情况不能回本籍应试的举子开方便之门，可在实际操作中，却被利用为在开封府寄籍应试。寄应制度，特别是寄应开封府，朝廷一方面下令禁止，一方面又开口子，留出通道，实际上是禁而不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太祖开宝五年（972）下诏说：

诸道举人，自今并于本贯州府取解，不得更称寄应。如从化外至者，先投牒开封府，奏请得旨，方许就试。其国学亦不得妄署监生，参预荐送。

既强调不得“寄应”，又留有余地，允许“化外人”即没有发解试、声教未通之地的举子到“开封府投状”寄应。这就留下了人为操作的空间。

太宗淳化三年（992）又下诏说：

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采其乡曲之誉，登于俊造之科。近年举人颇隳前制，不于本贯取解，多是随处荐名，行止莫知，真虚罔辨。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令式明文，固合遵守，宜特行于条贯，庶永绝于混淆。应举人今后并须取本贯文解，不得伪书乡贯。发解州府，子细辨认，如不是本贯及工商杂类、身有风疾、患眼目、曾遭刑责之人，并不在解送之限。如违，发解官当行朝典，本犯人连保人并当驳放。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或举人内有乡里是声教未通之地，许于开封府、河南府寄应。

由“近年举人颇隳前制，不于本贯取解，多是随处荐名”可知，寄应现象“近年”来屡禁不止。这既是利益使然，同时也是制度条文模糊不明所致。“举人内有乡里是声教未通之地”如何区分，各地掌握标准肯定不同。即使是文化教育发达地区，也有声教不通的“乡里”，因此，制度本身就留下灰色地带。

北宋几乎隔几年就要下令重申不许寄应。如至道三年（997）“仍令‘今年秋赋举人并于本贯州府取解，不得寄应’”。真宗景德二年（1005）龙图阁待制戚纶与礼部贡院上言：

今请诸色举人各归本贯取解，不得寄应及权买田产立户。诸州取解，发寄应举人，长吏以下请依解十否人例科罪，其开封府委官吏觉察，犯者罪如之。乡里遐远、久住京师者，许于国子监取解，仍须本乡命官委保，判监引验，乃得附学。

重申“不得寄应”的同时，又允许“乡里疏远，久住京师者”到国子监取解。政策制度，始终网开一面。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翰林学士晁迥也说到同样的情况：

准诏详定《礼部贡院条制》：……举人并不得寄应，仍不得分人田土，虚立户名。违论如法！如有久在乡县，实无户籍，许召命官一人保明行止非妄冒者，听具本贯家状，于开封府投纳收试。文武升朝官以上骨肉愿于国学请解者，托陈本贯，投状试补。旧是寄应举人，今欲归本贯者，不得叙理前举。

强调按《礼部贡院条制》规定，“不得寄应”，违者以法论之，但对于“久在乡县，实无户籍”者，允许“命官一人保明行止”。只要有朝廷命官担保不是冒名，而是确定没有户籍，就可以到开封府投纳寄应。制度缺口，始终如一地开放着。

到了真宗天禧四年（1020），寄应开封的举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日渐增多，以至常常引起纠纷，真宗又命令翰林学士承旨晁迥等议定条约：

先是，诏以近年开封府举人稍多，屡致词讼，令翰林学士承旨晁迥等议定条约。于是迥等上言：“诸州举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贯难于取解，遂奔凑京毂，寓籍充赋。人数既众，混而为一。有司但考其才艺，解送之际，本府土著登名甚少，交起喧竞，亦由于此。欲请自今有期周卑幼以下服者，听取文解，寄应举人实无户籍者，许召官保任，于本府户籍人数外，别立分数荐送。”诏从之。

晁迥指出，诸州举人常常以丁忧在身不能回乡应试为理由寄应京师，借籍得解，人数众多。而同出一地的本籍举子得解者很少，引起不满，时或闹事。晁迥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对那些近亲丁忧而寄应的，查验当地出具的文书凭证就可以；对于没有户籍的寄应开封的举人，只要有命官担保就行。实际上是默认了寄应的合规性，只是加强查验证明材料而已。

仁宗天圣四年（1026），又下诏说：

解发举人，窃虑妄有保委寄贯户名，宜令开封府下司录司及诸县，并依前后条贯施行，更不得妄保寄贯户名。如有违犯，重行断遣。将来秋赋，限至九月终试毕。

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十九日，有人上言：

《贡举条制》：“进士、诸科如显无户籍，及虽有户籍久离本贯者，许召官委保就试，仍于卷首具标本贯、寄应二处。若虽无田业，见存坟域，久居旧贯，显有行止，亦许召保取应。”伏见近年每开科场，外州举人竞凑京府，寄贯召保，多违此条。……请令举人如有户籍及七年以上，见居本处，即许投状；未及七年，不居本贯者，不在收接之限。其委无户贯者，旧制许召有出身京朝官保明行止，仍不得过二人。无出身京朝官曾勾当事者，亦许保一人。如有违犯，保官以违制失论，举人勒出科场，永不得取应，同保者殿五举。如涉请嘱，自从重论。”……奏可。

虽然仁宗朝加强了管理、严格了规定，但还是允许朝廷命官保举，只是规定，有出身的京朝官可保荐二人，无出身京朝官只能保荐一人。

直到苏轼及第后一年（嘉祐三年），徐积《上赵殿院书》还说：

天下举人所以多就开封府寄应者，亦无他，盖为本土解额人数少。今天下解额又减其半，则是开封寄应者益多，而举人之冒法者愈甚也。

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贡院乞逐路取人状》仍然说：

自间岁开科场以来，远方举人惮于往还，只在京师寄应者，比旧尤多。国家虽重为科禁，至于不用荫赎，然冒犯之人，岁岁滋甚。所以然者，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则人之常情，谁肯去此而就彼哉！

可见，直到苏轼在开封寄应的嘉祐元年前后，虽然朝廷一再重申禁止，但寄应现象始终存在，朝廷对寄应制度也一直保留有缺口通道。

嘉祐年间外州进士寄应开封的情况，同样有数据可以佐证。前引司马光统计的嘉祐三年、五年、七年开封府发解和免解的人数分别为278人、266人、307人，这三科来年参加省试、殿试后及第的人数分别为44人、69人、66人。

查《宋会要辑稿》，嘉祐四年进士及第者共163人，其中开封府一地的进士为44人，占26.99％。而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考》搜集的嘉祐四年登科的进士姓名为113人，统计这些人的籍贯发现，他们来自47个州府（另有12人籍贯不详），位居前六名的州府是：建州8人，苏州和福州各7人，泉州5人，抚州和处州都是4人，衢州、杭州、开封、常州、普州、遂州、泰州均为3人，其他三十多个州府都只有一二人。

嘉祐六年进士及第者183人。《宋登科记考》搜集到的进士姓名有145人，他们的籍贯分布在59个州府，又是建州及第的进士人数最多，为13人；其次是饶州和常州，各有6人；再次是福州、兴化军、润州、应天府，各5人；而开封府仅1人。

嘉祐八年全榜进士为194人。《宋登科记考》搜集到的进士姓名为128人，他们的籍贯分布在48个州府，仍然是建州及第的进士第一，为14人，其次是兴化军，为9人；福州、吉州各8人，并列第三。占籍开封府的竟无一人。

兹将嘉祐三榜的有关数据表列如下：

这份统计数据表明，嘉祐四年从开封解送的44名及第进士，只有3人是开封籍，其余41人都是外籍寄应的；嘉祐六年开封解送的69名进士，只有1人占籍开封；嘉祐八年开封解送及第的66人，更无一人是开封籍。这足以说明，嘉祐三科开封府解送的进士，绝大多数是寄应开封者，也就是说，虽然朝廷明令禁止寄应开封，但直到苏轼参加解试的嘉祐年间，寄应开封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嘉祐六年、八年开封府解送的60多名及第进士，竟然几乎全部是外籍寄应者，令人惊诧！

这是统计数据反映的寄籍开封的情况。宋人墓志中记载的寄应开封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如江阴（宋属常州，今属江苏无锡市）人葛书思、葛胜仲、葛立中祖孙三代，都是在开封寄应并及第。

葛书思两度寄籍开封参加解试才及第。慕容彦逢《朝奉郎致仕武骑尉赐绯鱼袋葛公墓志铭》载，葛书思“嘉祐中，试开封府，王文公为考官，得公《事道论》，称之。再试，为陈公襄所知，擢第三。一时群进士歆慕，诵公之文，自以得所矜式。诸公要人，交口赞誉，声问藉藉传四方。中熙宁六年进士，调睦州建德县主簿”。所谓“试开封府”，即寄应开封府。

葛书思之子葛胜仲更是三次寄应开封参加发解试，最终才及第。章倧《宋左宣奉大夫显谟阁待制致仕赠特进谥文康葛公行状》载葛胜仲“年十五而学成，于经史无不精通。年十六应开封举，中其选。年十九丁内艰，二十二再试开封为第四，主文欧阳叔弼见其《封建策》，爱叹之。绍圣三年复预开封优选，明年试南宫。时再用经义取士，知举文节林公希谓公邃于经旨，擢置高等，遂登是岁进士第”。葛胜仲先是十六岁寄应开封，后是二十二岁在开封寄应，最后是绍圣三年（1096）二十五岁时再寄应开封，次年进士及第。

葛胜仲次子葛立中，也曾寄应开封得解。上引《宋左宣奉大夫显谟阁待制致仕赠特进谥文康葛公行状》载次子葛立中“右迪功郎、提举河北盐香司干办公事，尝试开封为第五”。

更有意思的是，哲宗绍圣、元符间，常州宜兴邵氏三兄弟，长兄试太学为第一，仲兄在本地乡试得解，老三邵叔承寄应开封中第二。孙觌《宋故左中大夫赠特进邵公墓志铭》载：

邵氏世家金陵，南唐国除，徙常州宜兴县。至公四世，皆以儒学传其家，故多名人在世议中，而公与二兄尤称于天下。绍圣、元符间，朝廷崇尚经术，推选四方髦俊，聚之太学，而举开封进士亦无虑数千人。公试开封中第二，伯兄柽试太学中第一，而仲兄彬亦屡荐于乡。文誉蔚然倾一时，号“三邵”云。公讳某，字叔承。

一门三兄弟，既有在本地解试的，也有寄应开封的，这足以说明寄应开封有特殊的制度通道，使地方州府的举子能顺利到开封寄应。其中说“举开封进士亦无虑数千人”，也表明寄应开封人数之多。

常州寄应开封者，远不止上述数例。据邹浩《中大夫直龙图阁知青州军州事王公墓志铭》说：“常州士喜学……常之士试开封、礼部及策于廷皆第一。已而相属为从官、郎吏、二千石者甚众，世益以为美谈。”所谓“常之士试开封”，是说常州士人寄应开封、及第后为官者众多。

不止是常州，福建莆田有到开封寄应者。如福建莆田人黄庭佥“试开封府进士，居第一，同时学士大夫，绝不敢与比肩而进。庭佥四黜于礼部，翰林学士郑獬、御史中丞滕甫、知贡举王珪、进士许安世等若干人交章论荐，乃得召试舍人院”。黄氏四度寄应开封，都在省试环节落第。可翰林学士郑獬、御史中丞滕甫、知贡举王珪等并不认为他寄应开封有何不当，仍然举荐他为官。

成都也有人到开封寄应。如“怀安军金堂县（今属四川成都）人”钱衮“庆历初，举开封府进士，试廷下，不中”。宣州也不乏寄应开封者。如宣州宁国（今安徽宣城）人章彦明“就举开封，有司第其文常在第一，文出，无不满其意者。明年春登进士第”。杭州也有多次寄应开封府的，如“世为杭州钱塘人”的叶杲卿“凡三试开封府进士，而考官率以高等处君”。

更值得注意的是，墓志铭里记载这些外籍寄应开封的情况，没有丝毫的责备愧疚，甚至以之为荣。这表明宋人对于寄应开封是坦然、认可接受的，并不认为有何不当。

如果说上面所引诸家墓志是他人记载，那么，宋初嘉州洪雅（今属四川眉山）人田锡在为乃父写的墓碣铭中自言寄应开封得解，则无异于自炫：

锡入关拔解，开封府寄应首荐，御前就试。太宗嗣位之三载，岁在戊寅，九月二日，一举登第。

语气中充满着自豪与自信。苏洵跟雅州知州雷简夫、益州知州张方平等协商让苏轼兄弟寄应开封时，也很坦然（详后）。袁燮将其五世祖袁毂“秋试开封，实为首选，而东坡苏公第二”,写进墓表里，同样是以此事为自豪。正因为寄应开封现象很普遍，所以，宋人对寄应一事习以为常，观念上是接受认可的，至少目前未见有指责非议某人寄应开封的记载。

三、苏轼是如何去开封

寄应的

明白了偏远州郡的解额比开封府少得多，而朝廷又留有寄应开封的缺口通道，苏轼兄弟自然会选择去开封寄应。

首先，苏轼的家乡眉州所在地益州路（后改名成都府路），解额也不多。前引司马光统计的数据里，没有提到益州路的数据，但益州路与夔州路、利州路、梓州路同属四川，每年的解额应该与梓州接近。嘉祐五年（1060）二月七日朝廷给那些解额“绝少”的州府增补解额，益州和眉州正在增补名单中：

礼部贡院言：“准《祫飨赦书》，增诸路州军进士解额绝少处。今请苏、明、常、衢、睦州共十一人，歙、饶州共四人，洪州、建昌军共八人，福、建、泉、南剑、漳、汀州、邵武、兴化军共四十五人，广、韶、新、端、康州共八人，桂、宾州共八人，益、眉、陵、绵、汉、嘉、邛州、永康军共三十二人，遂、资、果、普、合、昌州、广安军共二十人，渝州、云安军共三人。”从之。

很显然，直到嘉祐五年，也就是苏轼进士及第后三年，益州、眉州还属于“进士解额绝少处”。其后李廌也说：“今夫江、浙、闽、蜀举人极多，而解额极少，至有百分取一者。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诸路举人或多或少，然解名此为最优，故十取二三者有之，十取四五者有之，十取六七者有之，至于解名有余、举人不足者亦有之。”嘉祐元年（1056）苏轼准备参加解试时，益州和眉州的解额都“绝少”。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兄弟当然会选择到解额多、及第机率高的开封府寄应。

这里需要稍加讨论的是，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曾认为“嘉祐二年眉州的一个属县眉山县通过解试的人数就有45人，可以想见整个眉州及成都府通过解试的进士数量将相当可观”。与本文的看法正好相左。林岩的依据是苏轼《谢范舍人书》所言：“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小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十五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则其他可知矣。”苏轼此书，是在进士及第后，写给蜀中前辈范镇的感谢信，所言当然可信。但需要注意的是，苏轼说嘉祐元年眉州取解后入围礼部试的“四十五人”、次年进士及第的十三人，是包括苏轼兄弟俩在内的，因为苏轼明确地说“轼也在十三人之中”。这就意味着，眉州获得解试资格的四十五人，不全是在本州取解的，而有部分人是到开封取解的。苏轼对范镇说眉州获解有四十五人，旨在说明眉州文风之盛及前辈范镇的引领之功，而不是说眉州的解额很多。苏轼致谢范镇的信，倒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嘉祐元年眉州到开封寄应的，并不止是苏轼兄弟二人，可能还大有人在。

其次，苏洵有前车之鉴。在乡里寒窗苦读的苏轼兄弟，未必了解各地科场的利弊。但苏洵曾经考过进士，铩羽而归。他总结自己失利的原因，一定明白，除了自身的主观因素，与本地解额少、竞争激烈、又不了解科举考试的风向有关。他曾经在京城开封闯荡多年，对于开封科场的优势自然了如指掌。深通谋略的苏洵为苏轼兄弟谋划选择去开封府寄应，就成为自然而然之事。

凭什么说苏轼兄弟去开封寄应，是苏洵的谋划选择？嘉祐元年初春，苏洵携苏轼兄弟入京之前专程到雅州（今四川雅安）拜访知州雷简夫，请雷简夫向当道举荐。雷简夫写信给自己的老上司、当时在政坛风头正劲、次年就当上宰相的韩琦，推荐苏洵，说：

今春将二子入都谋就秋试。幸其东去，简夫因约其暇日，令自袖所业，求见节下，愿加奖进，则斯人斯文，不为不遇也。

所谓“二子入都谋就秋试”，就是指苏轼兄弟俩前往开封寄应。苏洵拜托雷简夫向韩琦说明二苏寄应之事，言下之意，当然是希望韩琦能为苏轼兄弟寄应开封有所援手照应。雷简夫直接坦率地在信中谈及“谋就秋试”，说明苏洵和雷简夫以及受信人韩琦都不忌讳寄应之事。说“谋就”，表明不是常规的参加“秋试”，而是要“谋”划才能参加秋试。“谋”，当然是苏洵为年青的苏轼兄弟谋划，也是苏洵请雷简夫帮忙谋划。

由前文所引诏书可知，赴开封寄应，需要有出身的京朝官保明行止。一直居家读书、尚未出茅庐的苏轼兄弟俩，自然不易找到保举人。身为布衣的苏洵，也没有足够的影响力直接请到合适的京朝官来担保。于是，他带着二苏先到邻近的雅州，请知州雷简夫帮忙谋划。

雷简夫起于草泽，因范仲淹、韩琦推荐而被授官,他对寒门出身的苏氏父子的境遇应该是感同身受。他对苏洵的才学又特别欣赏,可说是苏洵的第一位知音，见苏洵带二子前来寻求帮助，很是给力，一连写了三封信，一封给益州知州张方平，一封寄相州知州韩琦，另一封呈送文坛宗主、翰林学士欧阳修，向三位政坛大佬推荐苏洵。其中给欧阳修的举荐信言辞尤为恳切：

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于人，则简夫为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闻左右。

他说，欧阳修“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一言九鼎。我想改变苏洵贫贱的命运，却无能为力，责任也不在我；但如果我了解苏洵的才能而不告知阁下，那就是我的罪过。所以，特将苏洵拜托阁下关照。雷简夫信中没有提及苏轼兄弟，只是在韩琦的信中说及。

拿到雷简夫的举荐信后，苏洵和苏轼兄弟北上成都，拜见张方平。张方平在这之前对苏洵已有所了解，曾推荐苏洵“代黄柬为郡学官”,只是朝廷没有采纳。也许是苏洵觉得自己面子不够，在张方平面前说话没有分量，于是苏洵请故人雷简夫向张方平推荐。张方平本来就有知人之明，善于发现人才，也乐于举荐人才，特别欣赏苏洵的文才学识，有了雷简夫的推荐，自然格外上心。

苏洵也上书张方平，请求援引苏轼兄弟：

洵有二子轼、辙，龆龀授经，不知他习，进趋拜跪，仪状甚野，而独于文字中有可观者。始学声律，既成，以为不足尽力于其间，读孟、韩文，一见以为可作。引笔书纸，日数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尝更变，以为天子之爵禄可以攫取。闻京师多贤士大夫，欲往从之游，因以举进士。洵今年几五十，以懒钝废于世，誓将绝进取之意。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

自己年届五十，已断进取之念，不忍心二子也跟自己一样沉沦乡里，言外之意是不想他俩在本地应举，以免跟自己一样落第，所以，准备带他俩去“京师”寄应以“举进士”，期望张方平能施以援手。

苏轼兄弟到达成都后，把平时写作的诗文编成“文卷”呈献给张方平。这是唐代以来形成的风气，北宋时期依然盛行。张方平一见二苏的文卷，十分惊异，赞许为“天才”,以“国士”对待。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叙》回忆说：“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苏辙《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并引）》也说：“予年十八，与兄子瞻东游京师。是时张公安道守成都，一见以国士相许，自尔遂结忘年之契。”

张方平对苏轼兄弟进京寄应秋试，提供了两大帮助。一是精神鼓励，人脉支持。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记载：

初，君将游京师，过益州与仆别，且见其二子轼、辙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将以从乡举，可哉？”仆披其卷，曰：“从乡举，乘骐骥而驰闾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从此选，犹不足骋其逸力尔。”君曰：“姑为后图。”遂以就举，一上皆登进士第，再举制策，并入高等。今则皆为国士。

苏洵请教张方平，二子想赴开封乡举是否有可能。话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制度上能否从眉州到开封寄应，二是兄弟二人的现有水平能否通过乡举。张方平的回答很肯定，二人的才华学识，只参加乡举未免屈才，好比乘骏马在小巷里驰骋，无法施展其手脚。即使直接参加更高层级的制科考试,也不足以发挥他俩的能力。张方平的回答很策略、很艺术，在苏轼兄弟这种天才面前，没有什么考试可以难住他俩，无论是制度许可层面，还是水平测试层面，都不是问题。

很显然，张方平是充分肯定、十分支持苏轼兄弟到开封寄应的。他甚至建议越过乡举、省试，直接参加朝廷为选拔更卓越的人才而设定的制科考试。张方平本人就是两中制科而进入仕途的,所以他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苏洵参考。为稳妥起见，苏洵还是决定让苏轼兄弟先到开封寄应，考取进士后再作下一步打算。既然张方平鼓励支持苏轼兄弟到开封寄应“就举”，他当然会考虑如何从制度层面提供保障。

苏轼兄弟究竟以什么样的身份、资格去开封寄应，其详不得而知。据天圣七年（1029）十一月癸酉所颁《诫约举人不得妄冒乡贯诏》：

举人有开封府户籍七年以上不居他处者，听取解。虽无户籍亦不曾占名他州者，先经所属投牒察访行实，召京朝官二人保之，违犯则保官以违制论。

苏轼兄弟或属于“无（开封府）户籍亦不曾占名他州者”之列。只要有两名京朝官保举，苏轼兄弟就可以顺利在开封寄应。

于是，张方平跟翰林学士欧阳修写信，推荐苏氏父子。《文安先生墓表》说：

“远方不足成君名，盍游京师乎？”因以书先之于欧阳永叔。君然仆言，至京师，永叔一见，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献其书于朝。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时相韩公琦闻其风而厚待之，尝与论天下事，亦以为贾谊不能过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

张方平此处只提及写信推荐苏洵，到京师后得到欧阳修的“称叹”奖掖，从此名动天下。因为是为苏洵写墓表，所以文中没有提及向欧阳修举荐苏轼兄弟事。实际上，张方平的书信是一同举荐三苏父子的。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

张安道与欧阳文忠素不相能。庆历初，杜祁公、韩、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为。文忠为谏官，协佐之，而前日吕申公所用人多不然。于是诸人皆以朋党罢去，而安道继为中丞，颇弹击以前事，二人遂交怨，盖趣操各有主也。嘉祐初，安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不以其隙为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在此。”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子瞻兄弟后出入四十余年，虽物议于二人各不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

叶梦得此段记载的重点是突出张方平（字安道）与欧阳修不计个人恩怨、大力举荐三苏父子的度量，但其中也透露张方平写信给欧阳修，不止推荐苏洵，也推荐了苏轼兄弟。如果作大胆推测，张方平还会为苏轼兄弟担保其行止。作为州官，张方平具有作担保人的资格。天圣二年（1024）正月《贡举条约诏》规定：“开封府举人无户籍者，召有出身京朝官保二人，无出身曾历任者保一人，外州如命官、使臣为保，不得过一人。”张方平是“外州命官”，可以保举。而欧阳修作为“京朝官”，也可为苏轼兄弟寄应开封作担保，而不仅仅是为三苏父子扬名而已。苏轼兄弟顺利在开封寄应并通过发解试，一定得到了张方平、欧阳修这类有影响力的京朝官的大力保荐。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史料予以证实，尚待新材料的发现。

虽然目前还不能考定苏轼是以“无（开封府）户籍亦不曾占名他州者”的身份、资格寄应开封，但一定是以合法合规的身份和资格寄应的。如违反制度，不仅寄应的举子要以“违制论”，保官同样要“以违制论”。张方平、欧阳修、雷简夫等人，显然不会为苏轼去违背法令制度。

总之，从制度上说，苏轼并没有“违反北宋科举制度”，只是充分利用了制度的特殊通道而已。大约与当今上大学一般都要通过全国高考，但有的优秀考生不经高考而直接保送到重点名牌大学的情况类似。正因为如此，在宋代，尚未见对苏轼兄弟寄应开封有过责难非议。

张方平对苏轼兄弟第二个方面的支持是提供经济援助。张方平为三苏父子入京，筹措了盘缠，置办了行装，上引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言“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说的就是这层意思。

张方平的经济援助，是应苏洵的请求而提供的。前引苏洵《上张侍郎第一书》续云：

今年三月，将与之如京师。一门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数口。为行者计，则害居者；为居者计，则不能行。恓恓焉无所告诉。夫以负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奋身而往，尚不可御；有明公以为主，夫焉往而不济？今也望数千里之外，茫然如梯天而航海，蓄缩而不进，洵亦羞见朋友。明公居齐桓、晋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忧，则又何说？不然，何求而不克？轻之于鸿毛，重之于泰山，高之于九天，远之于万里，明公一言，天下谁议？将使轼、辙求进于下风，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愿赐诛绝，以惩欺罔之罪。

苏洵说今年三月，将携二子赴京师。可父子三人，路途千里，开销不少。家中还有十多口人要吃饭，而家底不厚，顾得了父子三人外出的用度，家中人就无法度日；把微薄的钱留给家里，可父子三人又无法上路。遥望迢迢千里之外的京师，真如登天渡海般艰难，希望明公给予资助。

张方平没有让苏洵失望，为他们父子三人备办了盘缠行装。这既是张方平爱惜人才的善举，也是蜀中惯例。蜀中自真宗至道年间张咏帅蜀以来，益州（成都）州官都会资助举子赴京应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记载，天圣三年（1025）八月二日辛亥，“知益州薛田言：‘本州发解举人，自张咏以来，例给馆券至京师。今得三司移文，乃责吏人偿所给官物，恐非朝廷之意。’上曰：‘汉贡士皆郡国续食，今独不能行之远方耶？其令悉蠲之’”。当然，州官给多少官物资助、标准如何，暂无法考知。张方平是用公款资助还是自掏腰包，也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张方平纾解了三苏的燃眉之急，让他们一行三人顺顺利利去京师寄应。

苏轼兄弟一举及第，自然是因为非凡的才华学识，但寄应开封，也为他俩顺利及第铺平了道路。如果是在眉州乡举，受解额所限，是否也像父亲苏洵那样名落孙山，还真说不定。张方平和欧阳修的举荐奖掖，是苏轼兄弟打通寄应开封道路的关键节点。所以，苏氏兄弟终生感恩张方平和欧阳修。而寄应开封一应事项，都是英明的父亲苏洵所谋划运作和掌控的。

本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引用 / 转发等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参考注释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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