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媒体消息：巴曙松失联！对此你怎么看，他主要的贡献有哪些？

3 月 24 日，多个信源媒体披露，港交所前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知名经济学家巴曙松已于近期失联，平台内部分信源称其已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截至本文创作时，相关涉案细节尚无任何官方通报，之前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等官网仍保留其金融学特聘教授、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的任职信息，而港交所方面向媒体确认，巴曙松已于 2025 年底从港交所离职，离职前担任非全职顾问，对其后续相关事宜 “无法评论”！

这一消息，目前已在境内外金融圈引发震动，作为横跨学界、政策研究与国际资本市场的 “三栖” 金融学者，巴曙松的职业生涯深度绑定了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内地与香港金融互联互通的关键十年，其学术研究与政策建言，亦深刻影响了中国银行业转型、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诸多关键节点。

在事件尚无官方定论之际，本文主要回溯其核心经济思想与行业贡献，亦尝试观察这一事件背后，我国金融市场强监管常态化的底层逻辑，但不对其具体后续事项作评论。

一、巴曙松过往行业轨迹

如果我们去梳理巴曙松的履历，其职业生涯始终贯穿 “理论 - 政策 - 市场” 的三重维度，这也成为其区别于多数纯学术型经济学家的核心特质。

1969 年出生的巴曙松，早年扎根商业银行体系，从中国银行总行到杭州分行副行长，再到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亲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与风险出清全过程。

此后，其职业路径转向政策研究领域，先后担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期间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在 2006-2015 年，他是全球中文文献经济学领域被引用频次最高的学者，其研究成果多次回答了金融政策转型的方向。

2015 年沪港通落地，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入快车道，港交所新设内地事务科，巴曙松被任命为首任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这一任命被市场视为港交所打通内地政策与香港市场规则的核心战略布局。在此后十年间，他深度参与了深港通、债券通、沪深港通标的扩容等一系列互联互通机制的设计与推广，成为向全球市场解读中国金融政策、衔接两地市场规则的核心权威解答人。

2025 年 10 月 22 日，巴曙松最后一次以港交所高管身份，在上海 “中国机遇论坛” 公开露面，提出香港应从 “超级联系人” 向 “超级增值人” 升级的战略定位，但随后其就从港交所正式离职，2026 年 3 月港交所发布的 2025 年年报中，管理层名单已无其姓名，直至 3 月 24 日失联消息被媒体披露。

二、巴曙松的核心经济思想

巴曙松的研究主要覆盖金融监管、银行转型、资本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资产管理等多个当下我国金融核心领域，主要理论关系在资本市场政策路径的实施层面，尤其是金融配置和流动性管理、市场开放方面！

（1）香港金融市场定位

这是巴曙松最具行业影响力的研究领域，也是其在港交所任职期间的核心实践方向。

他始终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核心价值在于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渐进式开放，提供了一个 “既对接国际规则、又风险可控” 的缓冲平台。

他提出，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为代表的互联互通模式，是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独创，其不同于传统的西方全面放开资本项目，这种 “管道式开放” 既实现了境内外市场的双向互通，又保留了监管层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可控性，有效降低了开放过程中的金融风险。

在他看来，这种模式的成功，核心在于香港与内地市场在法律法规、监管体系、时区语言上的独特互补性，这是其他境外市场难以复制的优势。

而在近年的观点中，他进一步升级了香港的定位逻辑，提出香港 “超级增值人”观点，即不仅要承担两地市场的基础连接功能，更要在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企业跨境投融资服务、全球资产配置等领域提供高附加值服务，巩固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核心枢纽地位。

这个观点，在3月24日时还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引用！

（2）金融风险管理：本土特色的“巴塞尔协议”与“影子银行的监管逻辑”

巴曙松是国内最早系统研究巴塞尔资本协议、推动其在中国银行业落地的学者之一，其关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研究，是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早在 2006 年，他就系统比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路径的国际差异，提出了符合中国银行业实际的本土化实施路径，此后长期担任中国银监会银行业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深度参与了国内银行业资本监管规则的制定。

尤其是针对 2010 年后国内快速发展的影子银行体系、互联网金融、类金融问题，他提出了极具争议但最终被政策实践验证的 “在线修复” 理论。

他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与欧美不受监管的高杠杆影子银行有着本质区别，其主体是受监管的银行理财、信托产品，本质上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市场对传统信贷管制的自发突破，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真实融资需求。因此，对影子银行不能简单 “一刀切” 关停，而应通过 “在线修复” 的方式，在规范其运作、控制风险的同时，引导其向规范化的资产管理业务转型，避免因硬着陆引发实体经济的融资断层。这一论断，为后续资管新规的 “过渡期安排”、存量资产整改的平稳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但客观上业也引发了后续一些平台通过“绕监管方式”迟缓风险落地的问题。

（3）人民币国际化

巴曙松在人民币国际化领域，坚持 “渐进式、实体驱动、基础设施先行” 的核心逻辑。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不能单纯依靠资本项目的快速放开，而应与实体经济的跨境需求、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进程相匹配，协调好开放的次序与节奏。

他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突破点在于三个方向：一是依托 “一带一路”、RCEP 等区域经贸合作，推动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计价结算，强化其区域货币属性，二是在香港建设符合国际惯例的离岸人民币金融基础设施，完善跨境托管、结算、质押品管理体系，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便捷的人民币资产交易渠道，三是借助数字人民币的技术优势，拓宽人民币在跨境场景中的应用，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 “换道超车” 的机遇。

他多次强调，全球约七成的离岸人民币支付交易经香港处理，香港离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载体。

（4）资产管理与宏观经济

巴曙松是国内资管行业研究的领军人物，自 2009 年起连续十五年主持《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该报告已成为洞察中国银行业与资管行业发展的核心风向标。

针对资管新规后的行业转型，他提出中国资管行业正面临低利率、人口老龄化、新旧动能转换、金融市场开放四大核心趋势，行业的核心逻辑将从 “通道驱动” 转向 “价值驱动”，从刚兑的类信贷产品转向净值化的大类资产配置服务。

同时，他对人口老龄化的金融影响有着系统研究，提出老龄化将深刻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养老金将成为资本市场的核心长期资金来源，需加快完善养老金融体系，推动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与资管行业的协同发展，平滑人口结构转型对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冲击。

此外，他在竞争中性原则、民营经济融资支持、地方政府债务防控等领域均有深入研究。他提出，竞争中性原则是中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核心内容，应通过制度设计消除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融资差异，完善民营企业 “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的长效机制；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他早在 2011 年就系统评估了地方债务的潜在风险，是国内最早的城投债风险警示学者，并为此提出了规范融资渠道、完善债务问责机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三、金融圈没有免罪金牌

本文不对未证实的信息做过度猜测与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再次向整个金融圈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金融强监管常态化的背景下，无论身份多资深、影响力多大、过往贡献多突出，都没有逾越合规底线的特权，更没有所谓的 “免罪金牌”！

过去十年，是中国金融市场快速开放、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金融监管体系不断完善、反腐力度持续加大的十年。从银行体系到资本市场，从监管机构到金融机构，陆续的大案处理彰显了监管层对金融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零容忍” 的坚定态度。

作为深度参与中国金融改革进程的学者，巴曙松的诸多研究与建言，曾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其在两地金融互联互通领域的贡献亦有目共睹。如今其骤然失联，无论最终调查结果如何，都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金融从业，核心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住风险，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