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红军鼎平独立团政委，母亲被敌折磨致死，他忍痛死战血洒杜山

罗烈生，又名纯绸，1908年1月出生，浙江平阳县渎浦乡平南村（今属苍南县）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兄妹4人，他排行老大。父亲罗经潘为维持全家生计，农闲时兼做小本生意。

罗烈生10岁入小学读书，15岁即辍学务农。有时，他也随父亲去矾山、马站及浙闽边山区做小买卖。

1926年冬，张培农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回到平阳，领导农民运动，在江南、蒲门等地相继成立农民协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和平粜粮食的斗争。农民运动的开展，使罗烈生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

他很敬佩张培农，曾多次到马站南坪去拜访。1927年秋天，罗烈生在马站沿浦当学徒时，与好友林开儒一起加入沿浦农会。192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同年6月19日，平阳、永嘉、瑞安3县党的领导人在平阳鲸头山召开联席会议，决定举行3县农民武装联合大暴动。会议期间，罗烈生负责站岗放哨。联合暴动失败后，罗烈生一度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1931年3月，罗烈生到了沿浦林开儒所在的药铺。在林开儒的帮助下，他带着一张去福鼎桐山进货的药单和一枚私章，以药店采办的身份，只身前往福鼎寻找党组织。

他抵达福鼎不久，正值党领导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他找到了当地党的领导人黄淑琮等人。从此，他又在党的领导下，在秦屿、太姥山一带开展工作。

1933年底，中共福鼎县委成立，黄淑琮任书记，罗烈生任县肃反队队长。

在党的领导下，福鼎县的抗租、抗税和抗粮斗争日趋高涨，使国民党福鼎县县长极为恐慌。福鼎县城仅有县保安中队驻防，福鼎县长请求上峰调兵来帮助“剿共”。1934年1月，国民党保安团1个连首先进入福鼎，与县保安中队会合，到沿海和上南区“清剿”。

2月19日，福鼎县委书记黄淑琮在胡章村安福寺被捕，23日在秦屿牺牲。罗烈生在敌人残酷“清剿”的险境中，艰难困苦地坚持斗争。

1934年2月7日，为了加紧武装暴动、打击敌人、保卫革命根据地，罗烈生与叶秀藩、陈宝鼎、王丹成等在冷城组织赤卫队，联合革命群众共400多人，一起到岚亭打土豪、分粮、筹款。驻秦屿的国民党军闻讯，联络岚亭的地方武装，倾巢出动，赶来冷成“围剿”。

在这紧急关头，为了迷惑敌人，罗烈生与陈宝鼎、王丹成3人赶到岚亭，声言红军即刻就到，令土豪黄阿泰等立即准备粮饷和午餐供应红军。正在冷城“围剿”的敌人，得到红军即将进占岚亭的报告，便放弃冷城回援岚亭，冷城才得以解围。

中共福鼎县委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经过周密研究，再次部署了冷城暴动。3月19日，叶秀藩、罗烈生、谢作霖等领导组织赤卫队连同革命群众共600多人，分为18支队伍，在冷城集中。

当天晚上，暴动队伍在罗烈生等人的率领下，向店下进军。但敌人已获悉暴动的消息，预先派兵布防于店下后埕。暴动队伍抵达后埕时，遇到敌人伏击，暴动失败。

国民党又调来第七十八师一个营的兵力，驻扎于秦屿、店下等地，并设立了“剿共办事处”，更加猖狂地派兵到福鼎南部地区“围剿”。于是，南部地区的一批共产党人转移到福鼎西部和东部地区进行活动。

罗烈生、陈辉读等人，在福鼎东部的前岐与平阳交界地区（今苍南）又开辟了上东、下东新区。

4月16日，罗烈生与陈辉读、陈宝鼎等7人抵达前岐定湾村，在当地农民小组刘凤玉等18人的配合下，智袭前岐镇大帝宫的毛培基民团团部，当场击毙哨兵1名，缴获步枪8支、短枪2支。接着，他立即率队奔袭国民党焦宕盐务所，缴获长枪2支、短枪1支，胜利返回根据地。

在此期间，罗烈生经常化名邱烈生，带队往来于高垟山、狮头山、南头山（今均属苍南县）等地打游击。他作战机智勇敢、处事讲究策略，打土豪时既注重眼前利益，也考虑到长远利益。

有一次，他和陈辉读率领游击队来到南宋北山街，先没收了一位李姓土豪的部分物资，以解决战士穿衣的燃眉之急，又将剩余的一部分分给当地劳苦人民。撤退时，他们把李姓土豪也带走，向他讲解党的政策。经过一番教育，李姓土豪感激共产党的不杀之恩，被释放后又为游击队提供了一批活动经费。

在多次血与火的斗争磨炼下，罗烈生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增强，中共闽东特委和红军领导人对他进行了表彰。

1935年6月，中共鼎平县委成立，罗烈生任委员，后又兼任鼎平独立团政委。他率领部队先后奔袭矾山镇、藻溪镇等敌据点及宜山大王殿的敌保卫团筹备处。国民党的《浙瓯日报》惊呼：“罗纯绸率七八十名武装土匪袭击赤溪”，叫嚣“逮住罗烈生，赏银圆一千元”。

罗烈生既是红军部队指挥员，又是地方工作干部。他为党的基层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10月，面对福建事变后闽东敌人的疯狂“围剿”，他指派在福鼎入党的朱大孝回家乡坦岐建立瑞泰边联络站，在瑞泰边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他自己则带领队伍活动于福鼎、泰顺、平阳3县交界地区，在这一带发展党组织。

罗烈生注重地方建党，更注重部队建党，先后介绍过好多干部和战士入党。他介绍的党员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出色的指挥员和领导干部，如解放后曾任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的郑丹甫和中共泰顺县委首任书记周钦明便是他介绍入党的。

在开展地区工作中，罗烈生对敌人的耳目的打击不遗余力，曾多次发动群众开展肃反斗争，镇压恶霸地主和地头蛇。

这更引起敌人对他的嫉恨。国民党逮不到他本人，就加害他的亲属，不仅烧毁了他的住宅，还先后抓走了他的二弟、三弟，其妻被迫改嫁，妹妹被迫乞讨度日。

敌人还不罢休，多次提审他体弱多病的母亲，妄图从她的口中获得罗烈生的下落。坚强的母亲为不使唯一的儿子落入虎口，缄口不言，最后被折磨致死。

为了革命，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但这一连串的打击，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决心。

1936年3月下旬，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考虑到罗烈生的实际情况和革命需要，决定调他到浙东南瑞青泰地区开展工作。

罗烈生从鼎平到瑞青泰地区后，积极配合红军挺进师开辟革命根据地。他转战于瑞安、平阳、青田、泰顺4县边境，特别在双溪、汇溪、岭后一带活动频繁，这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从杭州急忙赶来浙东南，坐镇泰顺百丈口，并令高姓团长率领300多名敌兵紧紧咬住红军不放。

1936年11月23日早晨，敌人从尾下村动身，由一个保长带路，经崎岖小道，在杜山与红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敌人居高临下、层层进逼，将红军包围在山谷之中。罗烈生临危不惧，镇定自如地组织战士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击。

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由于敌众我寡，为了使整个部队安全转移，罗烈生身先士卒突围，身中数弹，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年2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