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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民，我们往往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境下，掌握着对政府进行奖惩甚至更迭的生杀大权。随着澳大利亚工党开启其第二个执政任期，新书《首届阿尔巴尼斯政府》对该政府的第一任期进行了一次冷静而透彻的清算：详细剖析了其推行的改革、犯下的过失以及受到的局限。

身为一名政治学者，审视和批评政党是我的专业素养，亦是本能所在。这通常意味着我要去罗列他们的失败、反复无常以及那些空洞的承诺。这部著作却迫使我意识到，在一个短暂的任期内，政府能够施展抱负的空间已变得何等狭窄。

这篇评论聚焦于《首届阿尔巴尼斯政府：在动荡与分裂时代的执政记录2022至2025年一书，该书由约翰·霍金斯、米歇尔·格拉顿与约翰·哈利根共同主编，由新南威尔士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单一民族党支持率攀升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浪潮，便是其中一大挑战。除此之外，我们还面临着公共空间的日益碎片化、快节奏新闻周期对即时回应的逼迫，以及社交媒体等通信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它们在便利施政的同时，也让虚假信息和网络霸凌呈现出工业化生产的态势。

如果再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极短的任期、无休止的竞选逻辑，以及持续不断的民调与媒体炒作考虑在内，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内阁部长们往往会被表面的政治表现所累，而无暇顾及深度的政策制定。

在我看来，年轻选民比例的不断攀升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年轻一代往往更倾向于在两大主要政党之外寻找政治寄托，有时甚至会支持一些在意识形态上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组合。与建立忠诚度相比，他们更乐于对政党进行惩罚。

在如此严峻的挑战下，首届阿尔巴尼斯政府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我们又该对其第二任期抱有何种期待？

这部著作最卓越的贡献，在于其严谨的证据支撑与克制的价值判断。它深入分析了澳大利亚议会构成的演变，全面评估了政府在各项关键政策领域的表现，并对未来可能的改革方向进行了展望。最后，它将这届政府置于宏大的历史坐标系中进行了审视。

在2022年的大选中，工党在选民对传统政党深感幻灭、独立候选人尤其是那些被称为“青色阵营”的知名女性支持率飙升的背景下，以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低的初选得票率勉强赢得了执政权。

这届政府接手的是一份冗长且棘手的待办事项清单，其中包括在性别平等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重塑澳大利亚的国际声誉，以及修复与全球伙伴尤其是与的关系。

这一切都发生在动荡不安的全球大背景下，包括乌克兰和巴以地区的战火。而在国内，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生活成本危机的蔓延、住房和租房可负担性的持续恶化，以及新冠疫情后大规模移民的涌入，都让政府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在此背景下，阿尔巴尼斯的第二任期同样在动荡的全球局势中拉开帷幕。书中的撰稿人们一致将阿尔巴尼斯的第一任期定调为“谨慎”。在一些人看来，这种谨慎甚至已经滑向了怯懦的边缘。阿尔巴尼斯被反复描绘成“动荡时代里一双稳健的手”，他更倾向于通过微小、渐进的调整来维持局面，而非大刀阔斧地推行具有变革意义的改革。

尽管全书的基调并非完全负面，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明显的沮丧情绪。多位撰稿人指出，即便在政治环境允许其展现更大野心的时候，这届政府依然对重大的结构性变革避之不及。以移民政策为例，人口统计学家莉兹·艾伦犀利地指出，政府“错失了一些重大的历史机遇……未能在重塑那种充满民粹主义色彩的人口恐慌情绪上展现出应有的领导力”。

我对此种评价深表赞同，但政府的这种谨慎态度，很可能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政治生存本能。毕竟，澳大利亚选民对激进的变革向来抱有深深的戒备。

这些替代性的政治力量往往在社会和气候议题上推行更为激进的议程。工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在一个更为广泛的选民联盟中寻求妥协与平衡。在我看来，这种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暗流及其对政府行为的深远塑造，绝对值得在书中开辟一个独立的章节进行深入探讨。

展望未来，我认为尚未解决的核心悬念不仅在于工党能否继续保持其执政的专业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能否在一个忠诚度极低的选民群体中，建立起一个坚如磐石的政治基本盘——以及它能否在这个因规避风险而被迫谨慎、又因过度谨慎而饱受选民抱怨的时代里，清晰地阐述出独属于工党的政治理念。

这正是第二任期之所以至关重要的原因。它将最终决定，工党究竟是继续充当一个仅仅因为对手太弱而“躺赢”的政府，还是能够蜕变成一个凭借自身政治魅力和说服力赢得未来的伟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