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汉奸赴京当官，半路逃走？梁漱溟之子：假的，毛主席没同意

1950年初，北京还笼着寒气。新政权刚刚在北风中站稳脚跟，机关大院里一间间办公室灯火通明，年轻干部伏案写字，老一辈革命者在会上连轴转。就在这样一个节点，有人后来声称：自己本该在这个时候踏上北上的列车，去北京当“文化高官”，却在半路上“幡然悔悟”，转身逃往南方。这个人，叫胡兰成。

有意思的是，这个说法传开以后，不少听众都被故事的戏剧性吸引：前汉奸，居然差一点就给新中国当官？再加上一句“毛主席点头同意”，风声一出，很容易就带上了几分传奇色彩。多年之后，梁漱溟之子梁培宽站出来，干脆利落地给这个故事判了“死刑”——那是胡兰成撒的一个“天大谎言”，连“文化研究所”都没获准成立，哪里来的副手任命。

要理解这一出荒诞戏，得先看看胡兰成是谁，走过怎样的路，又为什么要编出这样一段近乎自我“漂白”的经历。

一、寒门出身，却一心向官场挤进去

1906年，胡兰成出生在浙江一户条件并不宽裕的人家。家境寒酸，却挡不住他好学。没有系统的正规教育，他靠自学硬生生在文字上闯出了一条路。到三十岁那年，已经能在报纸上发表时评，混入时局漩涡，给政客当“笔杆子”。

这一年，他因为评论时政惹祸，进了牢房。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坐牢不光是肉体上的折磨，更像是提前看了一眼政治世界的阴暗角落。可这一眼，不但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更加坚信：不挤进权力圈子，自己的命运就始终掌握在别人手里。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全国局势巨变。以白崇禧、李宗仁、陈济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与蒋介石周旋。为了扩大声势，他们需要媒体鼓噪，有人建议找胡兰成来主办《柳州日报》。对一个一心想要“出头露面”的文人来说，这无疑是送上门的机会。

上任之后，他在报纸上发表长篇议论，把抗日和“民间起兵”“开创新朝”扯在一起，话说得漂亮，却撞在了要害。白崇禧等人需要的是帮他们吆喝的宣传者，而不是在纸面上拆台的“理论家”。事变以妥协告终，他却成了被推出来承担责任的人之一，遭到军法审判，再一次被关进牢里。

命运转折来自他自己的一封求生信。胡兰成知道白崇禧素有“爱才”名声，便详细写信解释自己的观点与用意，话说得既委屈又谦恭。白崇禧看完信，心软了，不仅放人，还给了他五百元路费，送往香港。谁也没想到，这个被宽恕放走的文人，日后会在日伪政权里占据一席之地。

这一段经历，有一个明显特点：一方面，他确实有脑子、有文采；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位置和形势却总是估算得有些偏。论才华不算顶尖，论政治嗅觉也谈不上敏锐，却偏偏执着于“当官”“入局”，哪有门缝就往哪儿挤。

二、投靠汪精卫，成了汉奸阵营里的“笔杆子”

1938年，日军步步南侵，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国民政府退往重庆。就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汪精卫选择脱离重庆，走上投敌路线。12月，汪精卫一行自重庆潜离，转道河内发表对日“讲和声明”，公开站在卖国一边。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步是毁家败名之路；对胡兰成来说，却是一个新跳板。他一直对“做官”心心念念，而战乱年代，正常的政治上升渠道已经碎成片，他看到了另一条路——围绕汪精卫搭建的那套“和平政府”。

为了博得注意，他在报纸上发表《战难，和亦不易》一文，为“和谈”路线张目。文章被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看到，觉得写得入她心意，便专程从香港与胡兰成会面。陈璧君眼中，他虽出身寒微，却是可用之才，于是向汪精卫大力推荐。

1939年夏天，汪精卫到了上海，筹组伪政权，需要鼓吹者、造势者。他想起妻子提到的胡兰成，便召见入府。见面时，他开门见山：“宣传一事，就托付兰成先生了。”为表亲近，还强调要“坚持中国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之类体面说辞，给这条投敌之路刷上一层虚伪的油彩。

对胡兰成来说，这就是多年盘旋之后终于抓住的“官场阶梯”。很快，他开始不断写社论，为伪政权粉饰太平。初期他并没拿到多高的职务，在汪公馆里也只是个文案人物，看着别人在帽子和位子上争来斗去，他插不上手，心里难免失落。他不通官场斗法，只能用“称病不去”的方式表达不满。

汪精卫摸得准人心，派人去安抚，当面给他画了几张“大饼”：行政院政务处长、立法院外交委员长、宣传部政务次长三个位置随他挑。他权衡之后，挑了最纳得住自己的那一项——伪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至此，他正式在汉奸队伍中占据了一个显眼位置，笔下话语也与国家民族彻底背道而驰。

那时汪伪集团内部，聚拢了一批追随汪精卫的汉奸骨干，被称为“十二金钗”。胡兰成虽不是显赫军政首脑，却因文笔和投靠早，被视为靠前的一环，经常被需要站出来“解释”“粉饰”。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伪政权里虽然卖力，却并非那种只会点头哈腰的角色。他喜欢自诩有见识，有时还故意与同僚唱反调，觉得自己掌握了“更高一层”的政治判断。正是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姿态，给他后来的跌宕埋下了伏笔。

三、与汪精卫翻脸，又试图“另谋出路”

汪伪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本就各怀鬼胎。胡兰成本身爱出锋头，加上不肯完全顺着别人意思说话，很快就与周佛海等人结下梁子。一次赴日访问期间，他与接待的日本官员发生争执，言语冲撞。消息传回南京，周佛海抓住机会，添油加醋地向汪精卫进言，指他“不识时务”。

结果很直接：他被免去伪中宣部次长。表面看是惩戒，实则也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半年之后，汪精卫为了制衡李士群，又把他从冷板凳上拉出来，安排在伪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的位置上。官不算大，权却不小——所有要呈报的公文多要经过他之手批阅。

短时间内，他又踌躇满志起来，感觉自己有机会在伪政权内部“另立标尺”。然而局势变化，比个人心思快得多。

1943年，李士群被日本人下毒除掉后，汪伪内部板块重新调整。周佛海等人积怨已深，对胡兰成“小题大做”“专横”的不满一股脑涌上来，联合在汪精卫面前说他的坏话。汪精卫一怒之下，干脆撤销整个法制局，胡兰成也从权力中心被扔了出去，回到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身份。

就在这一年，局势也到了关键节点。1943年11月，同盟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上节节推进，日本力量衰落已是明显趋势。侵华战线内部，一部分日本政要开始考虑撤兵、议和。胡兰成这时候情绪复杂，一方面对汪伪内部斗争心怀怨气，一方面又看出日本已是强弩之末。

在一次“中日恳谈会”上，他当众说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必败，汪先生政权也无法生存”这样的话。这番话既是对形势的判断，也带着强烈的私怨味道。会后，他还把讲稿写成文章，交给老友、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池田笃纪翻译送回国内。

这下，在会议上“露锋芒”的不只是观点，更是对汪伪政权合法性的直接否定。汪精卫得知后怒火中烧，他早就明白，一旦日本真要与中国谈判，肯定先抛弃这些汉奸傀儡。胡兰成此言无异于当众揭破伪政府的遮羞布，等于拆了他的台。

汪精卫很快下令逮捕胡兰成，意图斩草除根。这时候，很微妙的一点出现了——救他的人，不是中国一方，而是日本方面的势力。胡兰成的侄女察觉风声不对，连夜找到池田求助。池田意识到事情严重，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反映。谷正之认为汪精卫“擅自抓人”越了界，于是通过清水董三向汪方施压，要求保证胡兰成生命安全。

反复交涉之后，日本方面甚至放话：如不释放，将由宪兵出面“采取行动”。汪精卫不得不放人，并签下“仰即释放胡兰成”的手令。出狱后，日本人为确保他的安全，派宪兵日夜看守，明里暗里阻止汪伪再动手。

这段插曲，说明了一个残酷现实：到这个时候，胡兰成已经彻底与汪精卫翻脸，但他生死还要看日本人的脸色。他没再在汪伪系统中谋位置，而是在池田等人的安排下离开南京，去了汉口，挂了一个伪湖北省“主席”的名头，在日伪势力区里当地方头目。

可是1945年局势已接近终点。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土崩瓦解。胡兰成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所投靠的一切，正在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

四、逃亡、改名、靠女人接济度日

日本投降时，蒋介石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大量沦陷区需要接管，而国民党正规军一时间难以及时抵达各地。担心这些地区先被共产党接手，蒋介石想出一个过渡办法：暂时改编伪军，让他们维持秩序，等军队到来再接管。

这对不少汉奸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只要顺利完成“改编”，说不定就能从“伪官”摇身变成“合法军政人员”，既躲过清算，又搭上重庆的船。很多人当机立断，争相表忠。

胡兰成却迟疑。他看得出，这种安排本质上是权宜之计。等到真正集中力量肃清汉奸时，这批人未必能轻易全身而退，他担心自己会成为“兔死狗烹”的对象。思索之后，他想出了一个颇为冒险的方案：谋划在武汉一带获取足够武力，先守一段时间，等待局势变化，再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他曾自述向日军提出要一万人的武器装备，准备扼守武汉，预计蒋军东进必经之地。想象中的剧本是这样的：他先顶住两三个月，东南沿海可能会有人响应，届时蒋介石既要顾上海、南京，又要防共产党，还得和他周旋。只要撑出一定局面，就可以变成可以谈判的“地方实力派”。

这个设想，从纸面上看似乎颇有“谋略”意味，但在当时实际局势下，几乎没有现实基础。日军心气已衰，国内外大势已定，一个汉奸文人想靠一万人的武器撑起一块地盘，既低估了战场残酷，也高估了自己。

而现实给出的回应更直接：他还没真正按计划行动，就病倒了。在这种情形下，不论是国民党方面的清算，还是地方民众的仇恨，都可能随时落到他头上。他索性放弃“成事”的奢望，转向最直接的自保——逃。

他先潜入南京，停留两天，见局势并不安全，又化装转往上海。上海毕竟人多复杂，藏身容易一些，但他不敢久留，随后又辗转到了温州。在温州，他干脆改名为“张嘉仪”，低调潜伏，靠张爱玲的接济过活。

他与张爱玲的关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文友”。两人相识于上海文坛，胡兰成读到《封锁》，大为倾心，主动拜访。一来二往，两人谈文学、谈时代，很快走近。张爱玲曾在照片背后写下那句广为人知的句子，把自己比作“低到尘埃里”的人，可从尘埃里又“开出花来”。这种近乎自我牺牲式的感情表达，恰好说明她对胡兰成投入之深。

问题在于，胡兰成当时已有家庭，而且性情风流。张爱玲明知如此，仍执意相随，最后他的原配为此离婚，两人以一纸手写婚书形式结为夫妻。但这样的婚姻基础极不牢固。婚后不久，他又与范秀美关系暧昧。张爱玲忍无可忍，只好离开。却在他最困顿时，仍没完全断绝援助，在金钱上帮他渡过难关。

温州三年，他以“张嘉仪”的身份隐居，看似平静，其实处处提防身份暴露。随着全国范围内“抓汉奸”的风潮逐渐退去，地方社会的注意力慢慢转移，胡兰成的压力才略微减轻。他开始盘算下一步路——既不能回到旧日那种明面上的政治角色，又不甘在角落里永远沉没。

五、攀附梁漱溟，编造“赴京当官”的神话

危险稍退，他想到的第一条出路，并不是彻底洗心革面的生活，而是尝试凭借文才再度踏入学界或文化圈。他非常清楚一点：与官场不同，学界有人更看重才华，未必追问过去每一段履历。只要找到合适的引荐人，就有可能重新浮出水面。

在打听之下，他掌握了梁漱溟的联系方式。梁漱溟在当时的知识界、思想界都颇有影响，提倡研究东方文化，在新旧思潮碰撞的时代很具代表性。胡兰成开始给他写信，从哲学、文化谈起。不得不承认，他在文字上确有功底，表达细腻，对传统典籍也有一定积累。通信往来之中，梁漱溟对这个“张嘉仪”的文章和思路，确实有点欣赏。

在往返信札里，他刻意遮掩自己的旧身份，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失业文人”，略带落魄感，又不失傲气，话语中隐约流露出“希望有人提携”的意思。他没有直言“帮我找个位置”，却不断抛出类似“建国应重视文化研究”“应设比较研究机构”的建议，引导对方往“可以用我”的方向去想。

多年以后，胡兰成在自己的讲述中，把这一段交往描绘得极为戏剧化。他说：1949年底，他给梁漱溟写信，谈了几条“建国意见”。梁漱溟进京觐见毛主席时，把信呈上，并建议成立一个“文化比较研究所”。毛主席沉思片刻，问谁适合当副手。梁漱溟当即推荐“张嘉仪”，毛主席点头应允，还下了让“张嘉仪”赴京的指示。

故事讲到这里，气氛营造得恰到好处：昔日汉奸，仿佛因为才华与思想，被新政权的最高领袖网开一面，还要委以新职。胡兰成接到“任命”后，据他自己说，本来满怀激动，踏上北上的路。途中却被一路所见所闻震慑——发现共产党纪律严明、办事雷厉风行，想到自己曾经的汉奸身份，一旦进入北京，恐怕就不是“高官上任”，而是“自投罗网”。于是他“中途醒悟”，毅然南返，一路逃往香港，最终偷渡到日本。

这样的叙述，很容易给听者留下两层印象。一层是：“毛主席曾经不计前嫌，打算起用一个有污点的文人”。另一层是：“胡兰成看透形势，宁可逃亡，也不愿在新中国做伪装的自己”。对他个人形象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柔化，甚至带着几分自我美化：既显示才华被看重，又暗示自己对政治风险有超常判断。

然而，真正的史实，把这层包装拆得干干净净。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宽后来公开说明，所谓“毛主席同意成立文化研究所”“同意任命副所长”一说，完全不存在。他提到：梁漱溟确实有向毛主席建议设立专门的文化研究机构，但毛主席当时并未同意，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既然机构本身都没有获准设立，自然谈不上“谁当副手”“点名张嘉仪”。胡兰成所谓“奉命北上、半路折返”的情节，只能归入他“撒的最大的谎”。

从逻辑上看，这个故事也漏洞很多。1949年前后，新中国在筹建中央机关、整顿社会秩序，对重要岗位人选的政治历史审查极其严格。一个在汪伪政权中屡次担任要职、经过日本人保护的汉奸，要在短时间内洗白身份几乎没有可能。更何况他自己曾在日本投降之际谋划武装据地，这类背景一旦曝光，问题只会更大。

那他为什么要编造这一整段？原因不难推测。一方面，他希望在自己的后半生叙述中，不只是一个“亡命之徒”“逃到日本的汉奸”，而是曾经有机会被“新中国看重”的人物，只是因为某种特殊原因“没去”。这样的讲法，多少能冲淡一些污点。另一方面，他愿意强调自己的“文化才华”曾被梁漱溟认可，甚至转而被最高层关注，从而在日本、在后来可能接触到的读者面前，赢得一点虚荣。

自1950年代起，他在日本谋生，靠授课、写稿维持生活，嘴上仍不离“故国”“文化”，身上却带着撕不掉的汉奸印记。期间，他不改旧性情，与房东之妻有暧昧关系，又因对方不愿离婚而告终。之后又与上海滩旧日黑帮人物吴四宝之妻佘爱珍相识，并最终结合，成为他的最后一任妻子。

1981年7月25日，他在东京青梅市寓所因心脏衰竭去世，终年七十五岁。一个月后，葬礼在日本举行，来宾收到一份印有“江山如梦”的小物件，据说是他生前题写的最后一笔。这四个字后来被他的最后一任妻子赋予许多意味：江山，是故国山河；如梦，是空，是遥，是理想。但把这一切放回他的一生轨迹中看，多少显得有些讽刺。

从青年时执念“做官”，到中年投靠伪政权，再到战后逃亡、改名、攀附名家，最后流落异国，他几乎每一个关键选择都带着一种相同的味道：着急走捷径，又不断高估自己的政治身量。编造“赴京当官，半路逃走”的故事，只是这条路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梁漱溟之子的一句话，把那块布揭开，剩下的，只能是一个复杂而不光彩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