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波恩岁月

在波恩大学的知名校友中，哈贝马斯也许不是最有影响力的，但一定是最长寿的。2026年3月14日，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1929-2026）在巴伐利亚施坦贝格湖畔去世，享年96岁。我最后一次聆听哈贝马斯的演讲，是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五十周年的庆典仪式。

2004年11月，波恩大学决定授予哈贝马斯“金博士”（Goldene Promotion）学位。这是德国大学的一项传统荣誉，用以表彰获得本校博士学位五十周年的资深学者。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指导的电影《野草莓》，讲述的就是一位医学教授返回母校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的心路历程。与伯格曼笔下生命将尽、寻求心灵救赎的医学教授不同，时年75岁的哈贝马斯依然神采飞扬，在思想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波恩大学主楼，大礼堂在二层中间部分 作者供图

庆典仪式在大学主楼举行，可以容纳千人的大礼堂（Aula）座无虚席，许多人站立旁听，现场气氛庄严肃穆，近乎虔诚。二战之前，波恩大学的大礼堂被誉为德意志全境最美丽的学术空间之一。除了巴洛克宫殿华丽的装饰，大礼堂内部还有一组创作于十九世纪初的巨幅壁画，题为“科学与艺术的胜利”。1944年10月18日，在波恩大学建校126周年纪念日当天，大学主楼遭遇盟军毁灭性的空袭，位于主楼核心区域的大礼堂化为灰烬。为了尽快恢复教学功能，战后重建的大礼堂采用了极简风格，内部线条平直而简约，彰显“废墟中学习”（Studieren in Runien）的时代精神。时至今日，大礼堂依然是波恩大学最神圣的场所，用于举行开学典礼、学位授予仪式或举办重要的学术演讲。

主楼的一道侧门 作者供图

1950年，哈贝马斯进入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学、心理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战后的德国百废待兴，波恩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首都，从一座安静的大学城转变为西德的政治中心，见证了德国政治从纳粹独裁走向联邦民主的历程。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构成了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与公共理论的重要背景。

在金博士学位的授予仪式上，哈贝马斯回顾了自己在波恩的求学经历。当时的学术环境仍笼罩在与纳粹遗产的复杂关系中，同时受到战后知识界乐观主义氛围的影响。哈贝马斯把波恩视为学术生命的起点，那是他在战后废墟上重塑世界观的关键时期。他在演讲中感叹，正是波恩大学那种传统的、甚至有点老派的学术氛围，让他学会了严谨的哲学思辨。

埃里希·罗特哈克

哈贝马斯的导师埃里希·罗特哈克（Erich Rothacker, 1888-1965）是哲学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也是当时德国最知名的哲学人类学教授。因纳粹时期的过往，他在战后一度被停止教职。罗特哈克桃李天下，许多学生成为有影响的哲学教授，阿佩尔（Karl-Otto Apel）、冯克（Gerhard Funke）、阿尔伯特（Karl Albert）都是他门下的弟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特哈克还曾指导过一位中国博士生，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熊伟。罗特哈克反对拉帮结派，他希望学生的研究不是为了肯定和宣扬导师的理论，而是自由地发展新的思想。

在波恩求学期间，哈贝马斯就已崭露头角。1950/51年冬季学期，在罗特哈克的研讨课上，哈贝马斯结识了比他年长七岁的哲学家阿佩尔。阿佩尔的积极思考及其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趣，对哈贝马斯日后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在阿佩尔的影响下，哈贝马斯关注到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中存在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1953年，年轻的哈贝马斯向《法兰克福汇报》投稿，发表了第一篇重要的公开辩论文章《与海德格尔一起思考反对海德格尔》（Mit Heidegger gegen Heidegger denken）。

《与海德格尔一起思考反对海德格尔》

1954年，哈贝马斯在罗特哈克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绝对与历史：论谢林思想中的二重性》（Das Absolute und die Geschichte. Von der Zwiespältigkeit in Schellings Denken），时年25岁。罗特哈克称赞他是一位杰出的学生，博士论文“优秀卓越”（egregia）。哈贝马斯的第二导师是哲学家兼数学家奥斯卡·贝克尔（Oskar Becker, 1889-1964），他的现象学方法对哈贝马斯的早期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哈贝马斯把博士论文视为后期对自然主义批判的起点。在荣誉博士授予仪式上，哈贝马斯以人的自由为题发表演讲。围绕脑科学研究和自由意志的辩论，他对还原论自然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主张捍卫人类行为的自主性。

《法兰克福汇报》用圣经中“浪子还乡”的典故形容哈贝马斯的波恩之旅。哈贝马斯在波恩年少成名，五十年后作为世界知名的哲学家回到学术故乡，不再是那个愤怒的批判者，而是一位带着和解之心归来的睿智长者，最终被母校以最高的荣誉接纳。

在庆典仪式上，哲学教授霍格雷贝（Wolfram Hogrebe）的致辞颇具深意。他说，五十年的博士学位并不鲜见，难能可贵的是在有生之年写出一部经典。对于在场的年轻一代而言，博士学位不是终点，而是学术道路上新的起点，在未来的岁月里，既要保持生命之树常青，也要不疾不徐有所建树。

哈贝马斯离世之时，正值伊朗和中东地区重燃战火。他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二战中度过了青少年时光，在战后废墟上经历了国际秩序的重建，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见证了欧洲大陆最持久的和平。但是，步入晚年，哈贝马斯多次对世界局势表示悲观。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国际秩序再度面临崩塌，世界徘徊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边缘。作为沟通理性的倡导者，他感到挫败。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防止人类滑向自我毁灭的边缘，但是数字媒体和社交平台摧毁了他一生捍卫的“公共领域”，导致社会极化，理性的讨论变得愈发艰难。当对话之门被迫关闭，所剩的唯有暴力的逻辑。尽管如此，垂暮之年的哈贝马斯始终坚持继续发声。他相信思想的力量，并寄望于“科学与艺术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