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留给大唐的国防烂摊子，差点把帝国拖垮

唐朝的国防像一口大锅，武则天往里面加了三把火。锅没烧穿，不是因为她添柴添得好，而是因为锅底够厚

唐高宗麟德年间，太仆寺的账册上记着一笔惊人的数字——全国战马七十六万匹。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唐军的骑兵可以纵横万里，意味着从辽东到西域的漫长边境线上，每一座军镇都配得上足够数量的战马，意味着大唐的铁骑足以碾压任何敢于来犯的敌人。

四十年后，唐玄宗即位时，太仆寺的官员们面对着一个让人心寒的数字：战马仅剩二十四万匹。六十二万匹战马的缺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武则天执政的几十年里。

战马没了，仗还怎么打？

府兵制的“釜底抽薪”，让国防从“不花钱”变成“花大钱”

唐初的府兵制，是李世民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

老百姓按家产被分成九个等级，中等以上的人家，每三丁抽一人当兵。这些府兵平日种地、训练，战时就奔赴前线。最妙的是，他们自己带粮食、自己带衣服、自己带武器，连去前线的盘缠都是自己掏腰包。朝廷要负担的，不过是京城宿卫部队和边镇守卫部队的衣食。

高宗和武则天时代，全国虽有近七十万府兵，军费开支却只占国家岁入的三成。这套制度能把国防成本压得这么低，堪称古代军事史上的奇迹。

可武则天当政的几十年里，这套制度开始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里漏掉。

均田制在瓦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自耕农越来越少。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老百姓有地种，才能自备粮草当兵。可武则天时期，土地兼并已经开始抬头，不少府兵变成逃兵，军营里空额越来越多。更麻烦的是，她为了巩固权力，把精力都放在宫廷斗争上，对军事制度的崩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到玄宗接手时，府兵制已经烂透了，不得不全面改用募兵制——朝廷出钱养兵，军费开支一下子翻了不知多少倍。

这一刀，砍在了唐朝国防的命门上。

七十六万匹战马的消失，国防成本的“断崖式”跳涨

府兵制崩了，战马也跟着没了。

唐太宗、高宗时期，朝廷对马政的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陇右牧场水草丰美，牧监们像管孩子一样管着那些马驹，一年到头围着马群转。麟德年间，太仆寺的账本上写着七十六万匹。那是大唐战马的极盛时期，也是唐军战力的巅峰。

可到了武则天手里，马政开始全面滑坡。

史学家们分析，原因很复杂。管理不善肯定是有的——她把太多精力放在权力斗争上，哪有功夫管那些马？蛮族劫掠也是一个因素，边境不太平，牧场时常遭殃。还有人猜测，武则天对军事的兴趣本就不如对权力的兴趣，马政在她眼里远不如朝堂上的站队重要。

不管什么原因，结果就摆在那里——玄宗即位时，战马只剩下二十四万匹。为了恢复到四十多万匹，后来的皇帝们费了老鼻子劲，可再也回不到麟德时的盛况。没有马，骑兵就成了摆设；骑兵不行，边防就只能被动挨打。

国防成本，就这么被硬生生拉高了。

“息兵”的背后，是主动收缩战线的无奈

武则天提出的“建言十二事”里，有一条写得很清楚：“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这话说得漂亮，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不打仗了，省钱。

高宗时代，唐朝还在跟西突厥、高丽死磕，打出了不少胜仗。显庆年间，苏定方率军讨伐西突厥，在额尔齐斯河畔大破沙钵罗可汗的十万大军，追了三十里，斩获数万。此后，唐朝在天山南北设置了北庭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把西域牢牢握在手里。

可到了武则天手里，风向变了。

垂拱二年，她做了一件让后世议论纷纷的事——主动放弃了安西四镇，还把管理漠北的安北都护府撤回了唐朝本土。消息传开，朝堂上炸了锅，有人说她打了败仗，有人说她软弱无能。

真相没那么简单。当时吐蕃在西域闹得凶，安西四镇已经两度易手。武则天权衡利弊后，干脆主动放弃，把西突厥贵族阿史那斛瑟罗派去当可汗，让他代表唐朝统治西域。这招叫“以夷制夷”，听着高明，实际上就是承认——朝廷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直接控制那些地方了。

漠北的情况更说明问题。同罗、仆固两个部落反叛，武则天派刘敬同率骑兵平叛。仗打赢了，可她却下令把安北都护府撤到同城。陈子昂跟着出征，回来写了篇《为乔补阙论突厥表》，说漠北闹了三年大饥荒，牧民饿得吃野鼠、草根，甚至自相残食，大批人逃到同城一带。武则天把都护府南撤，就是为了安置这些难民。

放弃漠北、漠南，收缩战线，减少军事投入。这套操作在朝臣中很受欢迎——毕竟省钱了。可代价是，唐朝的版图缩水了，边防的缓冲区变窄了，国防压力全都压到了长城沿线。

“当道自供”模式的诞生，军费负担转嫁给地方

边防收缩了，可该花的钱一分没少。

唐军在西域、北疆广设军镇，用节度使统领各军镇。问题来了——军费从哪儿出？以往朝廷从中央财政调拨，可军镇越设越多，调拨越来越吃力。

武则天和高宗想了个办法：让边州的税收留在当地，直接供给军队。这叫“当道自供”，意思是你们自己养自己。

《仪凤三年度支奏抄》里记载得很清楚。桂州、广州都督府收上来的税，不再全部送往东都，而是在当地留两年，除去官员俸禄和行政费用，剩下的用来供军。交州都督府更绝，直接留足三年的军粮，多余的才送中央。

这套模式听着合理，实际上等于把中央的财政负担转嫁给了地方。边州的税收被截留，中央财政收入减少，可军队该花的钱一点没少。到玄宗时期，军费已经占到财政支出的六成以上。天宝年间，岁入租粮1260万石，军费预算占了62%多；岁入绢布2345万匹，军费占了27%以上。

这个窟窿，到安史之乱时彻底炸了。

契丹营州之乱，一年换三个年号的代价

武则天的军事能力到底怎么样？契丹营州之乱是个很好的观察窗口。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举兵反唐，攻陷营州。消息传到洛阳，武则天大怒，派兵讨伐。这场仗打得并不顺利，李尽忠、孙万荣都是狠角色，唐军吃了不少亏。

有意思的是，这场叛乱从始至终也就闹了一年多，可武则天特别喜欢改年号，从万岁通天到万岁登封，一年里改了三四次，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打了很久。这种操作，与其说是军事上的胜利，不如说是宣传上的胜利。

真正让武则天头疼的，是后突厥的默啜可汗。这人老奸巨猾，手下有个叫暾欲谷的中国通当军师，把武则天耍得团团转。她对后突厥一直束手无策，直到退位都没能彻底解决。突厥骑兵南下侵扰，武则天只能被动应对，打不过就议和，议和完接着打。

这倒是省钱，可边防安全呢？

收复安西四镇的虚与实

不能把武则天的军事成绩说得一无是处。

安西四镇是她手里丢的，也是她手里夺回来的。垂拱年间失去四镇后，武则天力排众议，派军队收复，并长期派兵驻守，从此四镇再没丢过。长安二年（702年），她设立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西域的管理体制从此稳定下来，一直维持到安史之乱爆发。

从这一层看，她的手腕还是有的。西域能保住，吐蕃被挡住，后突厥也没能染指天山南北。可问题是，这些成绩是拿什么换来的？府兵制崩了，马政废了，中央财政被地方截留，国防成本被推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

没崩，是命好

武则天留给玄宗的国防盘子，看着还行——西域在手，吐蕃被挡，后突厥没能做大。可底子已经烂了。

府兵制没了，募兵制的军费是天文数字；马政废了，战马数量断崖式下跌；边防收缩，缓冲区消失，国防压力全压在长城沿线。这套体系能撑到安史之乱才崩，不是因为武则天打好了基础，而是因为玄宗前三十年把家底攒得够厚。

开元年间，玄宗大力恢复马政，战马恢复到四十多万匹；整顿边防，重新部署兵力；改革财政，填补窟窿。可即便如此，安史之乱一来，唐朝的国防体系还是轰然倒塌。根源在哪？根子在武则天时期就已经埋下了。

史学家岑仲勉批评武则天时用词很重：“突厥横行于北地，吐蕃跳梁于西陲，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这话有点过了——她收复了安西四镇，设立了北庭都护府，西域的防线一直撑到安史之乱。可她的军事能力确实不如太宗、高宗，对外族的应对常常捉襟见肘。

与其说她是军事家，不如说她是个精明的权力玩家。她执政几十年，同时播下了唐朝繁盛和危机的种子。幸运的是，危机在她手里没有爆发，而是留给了后人去扛。不幸的是，后人没扛住。

那口国防的大锅没在她手里烧穿，不是因为她添柴添得高明，而是因为锅底够厚。太宗攒下的家底、高宗留下的余威，替她扛了几十年。等她走了，锅底的铁皮也薄了，安禄山一脚就给踹漏了。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那个把大唐推上巅峰的女人，也在不知不觉中，为它的跌落铺好了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