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局长亲口承认：正在购买美国公民数据，谁还敢说隐私安全？

安思罗普曾反对政府滥用其技术，但当局正在购买美国人的数据，从而具备以规模化方式监控公民的能力尽管安思罗普提出抗议，美国联邦调查局仍声称，即使不依赖人工智能也能实施大规模监控。

安思罗普与美国国防部之间的对峙，核心之一在于这家人工智能公司拒绝让自己的技术用于对国内进行大规模监控。即便没有人工智能公司的配合，本周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的发言仍显示：以任何合理标准衡量，当局事实上已经在运行一套能够对公民实施规模化监控的体系。周三，帕特尔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确认，联邦调查局正在主动购买市场上可获取的美国人商业数据。

帕特尔是在宣誓后作出上述回答的。此前，参议员罗恩·怀登追问该机构是否在购买公民的位置信息，而联邦调查局曾在2023年承认购买过此类数据。近几个月，围绕美国联邦政府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争论不断升温。这一争论也让外界再次注意到：在人工智能之外，当局早已具备追踪和监控公众的庞大能力。

帕特尔的承认凸显了一个现实：即便政府一再保证会依法使用人工智能、遵守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对“不合理搜查”的保护，当局仍可能借助现有机制开展规模化监控。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通常被认为禁止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个人的历史位置信息。

为什么联邦调查局要购买人们的位置信息，又如何使用这些信息？

一般而言，美国联邦执法机构若要获取手机历史位置或实时位置数据，通常必须申请搜查令，并向法官证明存在“合理理由”。美国最高法院在2018年裁定，执法部门不得强迫公司交出包括手机位置记录在内的信息。

但该裁决并未明确禁止当局通过购买方式获取包含此类信息、甚至更广泛内容的数据。通过与一批数据经纪商签约，当局得以接入原本需要搜查令才能取得的信息。这些数据经纪商从应用程序、网页浏览器以及其他线上来源汇集信息。

购买此类信息往往以“批量”方式进行，可能绕开对搜查令的要求，因此许多隐私倡导者将这一做法称为违宪。数据经纪产业在全球价值数千亿美元，是现代营销与定向广告的重要支柱。

消费者的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信息、浏览习惯、位置以及其他可识别信息，都是可交易的高价值商品，同时也一直存在被滥用的风险。

多年来，隐私倡导者、研究人员和记者持续记录：来自数据经纪商的信息可以在公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用来推断其私密细节。其中包括健康状况、精确位置等敏感个人信息。

2019年，《纽约时报》利用一大批智能手机位置数据展示：即便数据被宣称“匿名化”，也几乎可以轻易追踪并确认绝大多数人的身份。在其中一个案例里，《纽约时报》甚至依据一名国防部高级官员及其妻子的日常移动轨迹识别了他们。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让解析、比对与交叉引用海量数据集变得更容易，外界对“数据经纪商被用来构建大规模监控”的担忧进一步加剧。《连线》杂志4月报道称，这类能力又与政府机构的相关行动叠加。报道提到，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内的一些力量，正在推动建立一个总数据集，其用途之一被指向“锁定移民”。

这类数据的使用，早已有现实后果。

404媒体去年报道称，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推动大规模驱逐的行动期间，该机构转向使用基于商业数据的监控系统，监视社区，并依据手机位置将人追踪到住处或工作地点。2024年，有公司被指追踪了近600次前往美国计划生育协会相关地点的访问记录，以向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堕胎广告投放活动提供数据。

阿莫代伊写道：“按照现行法律，政府可以在不获得搜查令的情况下，从公开来源购买关于美国人行动轨迹、网页浏览和社会关系的详细记录。”

在“数据经纪商漏洞”之下，对美国人详细个人信息的分析可能并不违反现行隐私或监控法律。怀登将这种情况称为“对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一次骇人的规避”在安思罗普拒绝配合五角大楼相关要求后，开放人工智能公司与美国国防部签署了一份合同。该协议起初在“人工智能是否会使用商业数据”问题上留有模糊空间。

在舆论反弹后，开放人工智能公司为协议补充限制条款，称其人工智能系统“不得被故意用于对美国人员及美国国民的国内监控”。开放人工智能公司在协议达成后的声明中表示：“国防部将这一限制理解为：禁止对美国人员或美国国民进行刻意追踪、监视或监控，包括通过采购或使用商业获取的个人信息或可识别信息来实现。”

不过，一些数字隐私专家对这份补充条款能否有效阻止人工智能被用于大规模监控表示怀疑。他们特别指出条款中的“故意”“刻意”等措辞，认为其强度不足。在过去，政府曾辩称：其掌握个人信息是使用大型数据集时“附带产生”的结果。隐私倡导者认为，这一灰色地带让当局得以延续多年持续存在的国内监控操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