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结婚第二天，我找到营部要离婚，营政委出面调解，后很感激他

七十六年离婚

天未亮，窗外就传来几声公鸡的啼叫。这是我和刘明华结婚的第二天。

我睁开眼，看见土坯墙上挂着的那面斑驳小镜子，镜子里映出我二十岁的脸，还有身旁熟睡的陌生人。

昨天，大队的大喇叭从早响到晚，村里人都说刘家娶了个好媳妇，夸我秀气，夸我勤快。我低着头，手里捏着嫁妆里唯一像样的红手绢，任由大婶们在我耳边絮叨着过日子的道理。

那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明天，明天我就去找营部，我要离婚。

窗外，天色渐渐亮了。村子里的鸡鸣狗吠声此起彼伏。我轻手轻脚地爬起来，从柜子里取出昨天的新衣服换上，又从枕头底下摸出父亲塞给我的两块钱，揣进兜里。

刘明华还在熟睡，他的呼吸声均匀而沉稳。我看了他一眼，他其实长得不难看，比我大五岁，在生产队做会计，是村里人眼中的好后生。

可我不认识他，更谈不上喜欢。我们的婚事是两家长辈一手包办的，从相亲到结婚，前后不过半个月。

我悄悄推开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落满了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像是在嘲笑我的举动。我加快脚步，走出院门，沿着村口的小路，朝十里外的营部走去。

春天的戈壁滩上，风还带着凉意。道路两旁的杨树抽出了嫩芽，一簇簇的，在晨光中泛着淡绿色。

远处的群山轮廓清晰，山脚下的营部就像一个小小的岛屿，漂浮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我走得很急，仿佛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赶我。新婚之夜的记忆像刀子一样刺痛我的心。昨晚，刘明华喝了很多酒，他醉醺醺地进了洞房，却只是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我既庆幸又委屈，庆幸他没有碰我，委屈自己的人生竟如此不由自己。

我没走过几次这条路，但方向很明确。营部有司令部、政治部，还有文工团。李叔是营里的政委，以前在我们村驻过队，跟我父亲是老相识。

走了约莫两个小时，脚上的新布鞋已经被露水打湿，两只脚也开始发酸。远处，营部的红砖房逐渐清晰起来。

营区门口站着两个哨兵，腰间挂着红漆木匣子，神情严肃。春日的阳光照在他们的肩章上，闪闪发亮。

＂同志，我找李政委。＂我走到哨兵面前，声音有些发抖。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

＂你是哪个单位的？有介绍信吗？＂年轻的哨兵上下打量着我。他的眼神让我想起村里看见陌生人时的警惕。

＂我是双泉大队马家庄的，李政委认识我爹，有急事找他。＂我紧张地绞着衣角。

哨兵犹豫了一下，让我在门口等着，他去通报。不一会儿，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年人走了出来，正是李政委。

＂小芳？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李政委认出了我，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他的眉头微微皱起，似乎已经猜到了什么。

＂李叔，我想离婚。＂我突然哽咽起来，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看不清李政委的表情。

李政委愣了一下，随即把我带进了营部的会客室。会客室很简朴，墙上挂着几幅山水画，桌上放着一把搪瓷茶壶和几个杯子。

屋子里有淡淡的墨水味和纸张的气息。这让我想起了读小学时的教室，那是我人生中最后的一点自由时光。

＂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昨天不是才办的婚礼吗？＂李政委倒了杯热水给我。水蒸气在杯口盘旋，像我此刻纷乱的思绪。

我抹了抹眼泪，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李政委。原来，这桩婚事完全是父母之命。我爹是生产队的老队长，患有风湿病，干不了重活。

娘早年摔断了腿，落下了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家里还有两个上学的弟弟。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我的肩上。

去年秋收后，刘家来说亲。刘家在村里算得上殷实，家里有三亩责任田，还养了两头耕牛。刘明华在大队会计室工作，每月有工分。两家长辈一合计，这门亲事就定下了。

＂李叔，我不想嫁给一个不认识的人。＂我低着头说，＂我想去县里的纺织厂工作，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陷进掌心，那点疼痛给了我继续说下去的勇气。

＂家里人说什么？＂李政委的声音温和但不失威严。

＂他们说女孩子迟早要嫁人，与其漂在外面，不如找个安稳的家。＂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刘家条件好，婆婆也看起来和善，我应该知足。＂

李政委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小芳，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不过，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不能只考虑个人感受。这样吧，我派人去通知刘明华，让他来一趟，咱们当面把话说清楚。＂

我没想到李政委会这么做，心里既紧张又忐忑。我望向窗外，春日的阳光照在军营的操场上，几个战士正在跑步。他们整齐的步伐和响亮的口号声让我感到一种秩序和力量。

中午时分，刘明华和我父亲一起来到了营部。父亲看到我，眼里满是失望和责备。他的手不停地搓着裤腿，那是他紧张时的习惯。

＂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才结婚一天就跑出来，让村里人怎么看我们马家？＂父亲的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他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那一刻我感到一阵心痛。

刘明华站在一旁，脸上没有多少表情，只是时不时地看我一眼，目光复杂。他穿着昨天结婚时的那件蓝色中山装，看起来有些疲惫。

李政委让我们坐下，给大家倒了水：＂老马，小芳年轻，有自己的想法，这不是什么坏事。咱们先听听她的想法，再做决定。＂他的语气平和但不容置疑。

父亲叹了口气，不再说话。李政委转向刘明华：＂小刘，你是怎么想的？＂

刘明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尊重她的决定。如果她不愿意，我不会勉强。＂他的声音出乎意料地平静，没有责备，也没有怨恨。

他的话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他会像父亲一样责备我。那一刻，我对刘明华的印象有了些微的改变。

李政委点点头：＂这样吧，你们夫妻俩单独谈谈，说说彼此的想法。老马，你跟我去食堂吃点东西。＂

父亲不情愿地跟着李政委出去了，会客室里只剩下我和刘明华。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在提醒时间的流逝。

沉默了许久，刘明华开口了：＂为什么想离婚？＂他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我们才认识多久？十天？半个月？就结婚了，我连你喜欢什么，脾气怎么样都不知道。＂我鼓起勇气说出了心里话。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的边缘。

＂那你想知道什么？＂刘明华的声音很平静。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指节有些发白，显示出他内心并不如表面那样平静。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同意这门亲事？＂我终于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

刘明华看向窗外，春日的阳光洒在他的侧脸上：＂我家里有个瘫痪的妹妹，需要人照顾。父母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村里说你勤快，心地善良，我想你会是个好媳妇。＂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无奈，那一刻我意识到，他和我一样，都是被生活推着往前走的人。

＂就这样？＂我追问道。

＂就这样。＂刘明华转过头来，＂我没想过什么感情不感情的事，只是想找个能一起过日子的人。＂

他的坦诚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又陷入了沉默。会客室外传来军营里训练的口号声，有节奏地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寂静。

过了一会儿，刘明华说：＂你想去纺织厂？＂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好奇。

我点点头：＂我在生产队干活，一天挣不到几个工分。听说县里的纺织厂招工，每月能挣二十多块钱。＂说到这里，我的眼睛亮了起来，那是我偷偷憧憬过的生活。

＂那你去吧，如果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刘明华站起身，＂我去告诉你爹和李政委，我同意离婚。＂

看着他的背影，我突然感到一阵茫然。我以为会面临一场激烈的争吵，没想到他这么轻易就放手了。这让我感到一丝失落，好像自己并不值得他挽留。

他的背影在阳光下显得有些孤独，肩膀微微耷拉着，像是扛着什么看不见的重担。那一刻，我突然对他生出一丝同情。

李政委和父亲回来后，刘明华告诉他们我们已经谈好了，准备离婚。父亲脸色铁青，但没有发作。他的手紧紧握着，青筋暴起，显然是在强忍怒气。

李政委沉思了一会儿：＂小芳，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婚姻不是儿戏，结了又离，对双方都不好。＂他的眼神中带着关切和思考。

＂我考虑清楚了。＂我低着头说，但心里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定。

＂那好吧。＂李政委看了看我和刘明华，＂不过，我有个建议。既然你们才结婚一天，彼此还不了解，不如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互相了解一下，再做决定。这一个月里，小芳可以搬到娘家住，但你们要经常见面，聊聊天，了解对方。一个月后，如果还是想离婚，我帮你们办手续。＂

李政委的话像一盏灯，照亮了迷雾中的道路。他没有强制我们接受什么，而是给了我们选择的机会和空间。

我和刘明华对视一眼，都没有反对。父亲看起来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表示赞同。他脸上的皱纹舒展了一些，眼中的失望也减轻了几分。

就这样，我搬回了娘家，开始了与刘明华的＂相处期＂。最初几天，我们见面时几乎不说话，只是尴尬地坐在一起，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村里的流言蜚语像野草一样迅速蔓延。有人说我不守妇道，有人说刘家娶了个＂倒插门＂的媳妇。每次出门，我都能感觉到邻居们异样的目光。

但刘明华似乎不在乎这些。他依然每天按时来看我，带着他的妹妹手抄的诗集或者县城买来的点心。他从不提这些闲言碎语，只是静静地陪我坐一会儿，然后离开。

慢慢地，我们开始交谈。刘明华告诉我，他喜欢看书，尤其是历史类的。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只读到初中就辍学了，但他一直在自学。

他的梦想是考上大学，成为一名教师。他说话时眼中闪烁着光芒，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热情。

＂为什么不去考？＂我问他，被他的热情所感染。

＂家里有妹妹要照顾，父母需要赡养，哪有时间和条件去考大学？＂刘明华笑了笑，笑容里带着无奈。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眼角的细纹，那是生活重压下的痕迹。

我告诉他，我从小就喜欢唱歌，村里的广播站每次播放新歌，我听一两遍就能学会。我曾经幻想过去县里的文工团，但父母不同意，觉得女孩子在外面抛头露面不好。

＂你唱一首给我听听。＂刘明华说，眼中带着期待。

我有些羞涩，但还是小声唱了一首《绣金匾》。刘明华听得很认真，眼睛一直看着我，直到我唱完。春风吹过，带来远处田野的清香。

＂你唱得真好，嗓子清亮，有感情。＂他由衷地称赞道。他的眼睛亮亮的，像是点燃了一盏灯。

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真诚交流，我感到心里的冰块开始融化。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舞台上唱歌，台下坐着刘明华，他在微笑。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散步，沿着村边的小河，一直走到田野尽头。刘明华会给我讲他看过的书中的故事，讲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讲远方的城市。

他的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宽广得多，这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有时候，我会想象如果他真的能成为一名教师，站在讲台上的样子。

有一次，刘明华带我去看他的妹妹小荷。她比我们小五岁，因为小时候的一场高烧，双腿瘫痪了。她坐在轮椅上，面色苍白但眼神明亮。

她的房间很干净，墙上贴满了她画的画和写的字。刘明华告诉我，他每天下工后都会教妹妹认字写字，希望她将来能自食其力。

＂嫂子，哥哥说你唱歌很好听，你能唱给我听吗？＂小荷怯生生地问我。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害怕被拒绝。

我看了看刘明华，他冲我点点头，眼中满是鼓励。于是我唱了一首《映山红》，小荷听得入迷，眼睛亮亮的。

唱完后，她拍着手说：＂嫂子，你唱得真好听！比广播里的还好听！＂她的笑容纯净而真诚，那一刻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你也很棒，这些画都是你画的吗？＂我指着墙上的画问。

小荷点点头，骄傲地说：＂是啊，哥哥给我买了画笔和纸，我每天都画一点。＂

我走近看那些画，虽然稚嫩但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田野、河流、山峦、晚霞。这个被病痛束缚在轮椅上的女孩，通过画笔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离开时，小荷拉住我的手：＂嫂子，你能常来看我吗？我想听你唱歌。＂

我看着她渴望的眼神，心里一软：＂当然，我会常来的。＂

回去的路上，刘明华说：＂谢谢你对小荷这么好。她很少有人陪她说话，村里的孩子都怕她的病会传染。＂

＂她是个好孩子，很聪明。＂我说，心里为那些无知的孩子感到愤怒和悲伤。

＂是啊，如果不是那场病，她应该上学了。＂刘明华的声音中带着遗憾，＂我想尽可能多教她一些东西，希望她将来能靠自己的本事活下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决定。我想离婚，是因为不喜欢这种被安排的命运，但刘明华何尝不是如此？

他也是被家庭责任所迫，却没有抱怨，而是默默地承担着一切。他的肩上扛着比我更重的担子，却从不言苦。

一次，我们经过村口的小学，看到几个孩子在操场上追逐打闹。他们的笑声在空气中飘荡，充满了无忧无虑的快乐。

刘明华停下脚步，看了很久。阳光洒在他的脸上，勾勒出他侧脸坚毅的轮廓。

＂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在这里教书。＂他轻声说，目光中满是向往。

＂为什么不去试试？＂我问，＂村里缺老师，你有初中文凭，应该可以当代课老师。＂我的声音中带着鼓励。

刘明华摇摇头：＂现在不行，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等过几年吧，等妹妹的病情稳定了，父母的身体好一点了。＂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庭。我们何其相似，都被家庭的责任所束缚，都有着无法实现的梦想。

不同的是，他选择了坚守，而我却想逃离。这个认识让我感到一丝羞愧。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开始期待与刘明华的见面。他总能带来新鲜的话题，让我看到生活中不同的可能性。

他告诉我，县里正在筹建文化馆，以后会有更多的文艺活动。他鼓励我继续唱歌，说也许有一天我真的能在那里表演。

我也开始关心他的生活，问他工作上的事，问他妹妹的情况，问他最近读了什么书。不知不觉中，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一天傍晚，我们坐在村边的小河旁，看着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空气中弥漫着田野的气息，远处传来收工的锣声。

＂你知道吗？我小时候经常一个人来这里。＂刘明华突然说，＂每次家里吵架或者挨打，我就跑到这里来，看着河水发呆，想象它会流向哪里。＂

他的话让我心头一震。我从未想过他也有过艰难的童年。在我眼中，他一直是那个稳重可靠的大队会计。

＂我也喜欢河边。＂我轻声说，＂特别是夏天，蝉鸣声、水流声，还有风吹过芦苇的声音，让人觉得很安静，很舒服。＂

刘明华看着我，眼中带着温柔：＂你喜欢声音。＂

＂是啊，我总觉得每种声音都有它的故事。＂我说，被他的注视弄得有些不好意思。

＂那你最喜欢什么声音？＂他问，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河边的宁静。

我想了想：＂雨声吧，下在屋顶上的雨声。小时候，每逢下雨，我就躲在被窝里，听雨滴打在瓦片上的声音，感觉很安全。＂

刘明华笑了：＂我也喜欢雨声。下次下雨，我们一起听吧。＂

那个简单的约定，像一颗种子，悄悄地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时间过得很快，一个月的期限即将到来。在最后一次见面时，刘明华问我：＂明天我们要去见李政委了，你决定好了吗？＂

我沉默了一会儿，看着眼前这个我已经开始熟悉的男人：＂我不知道。你呢？＂

＂我尊重你的决定。＂刘明华还是这句话，但这次他的眼神不再平静，而是带着一丝期待。

那一刻，我知道他希望我留下。不是因为需要一个人照顾家务，而是因为在这一个月里，他也开始在乎我了。

第二天，我们再次来到营部。李政委看到我们，笑着问：＂怎么样，一个月过去了，你们有什么决定？＂

我和刘明华对视一眼，他点点头，示意我先说。他的眼中有紧张，也有信任。

＂李叔，我想...＂我深吸一口气，＂我想再试试。我不想离婚了。＂我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刘明华的眼睛亮了起来，嘴角微微上扬。他没有说话，但他紧绷的肩膀放松了下来。

李政委笑着拍了拍我们的肩膀：＂好啊，这才是明智的决定。婚姻需要经营，需要双方的努力和理解。你们年轻，有大把的时间去了解彼此，去建立感情。＂

我们回到村里，重新开始了共同的生活。起初，还是有些尴尬和不适应，但我们都在努力。

刘明华帮我申请了大队广播站的播音员工作，我每天早晚负责播报新闻和通知，偶尔还能唱几首歌。而我鼓励他去小学应聘代课老师，同时承担起照顾他妹妹的责任。

小荷很高兴我搬回来，她说终于有人陪她说话了。我教她唱歌，她教我画画。虽然她坐在轮椅上，但她的世界比很多人都要丰富。

刘明华的父母起初对我有些戒备，担心我会再次离开。但渐渐地，他们也接受了我。特别是婆婆，看到我对小荷的关心，眼中的冷漠逐渐被温暖所取代。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生活逐渐有了规律和默契。刘明华教我认字、看书，我教他唱歌、跳舞。

我们一起照顾双方的父母，一起种地、喂猪、打理家务。有时候，我会想起那个差点离婚的自己，觉得那像是另一个人的故事。

那一年秋天，我们迎来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孩。看着襁褓中的婴儿，刘明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

他的眼中有泪光闪烁，那是幸福的泪水。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这个孩子，是我们爱情的结晶，也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见证。

孩子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欢乐和责任。刘明华工作更加努力了，除了在生产队的会计工作，他还在晚上去小学代课。

他回家后，不管多累，都会抽时间陪孩子玩，给他讲故事。那些他从书上读来的故事，现在有了新的听众。

我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在照顾家庭的同时，我依然在广播站工作。每天清晨和傍晚，我的声音会通过喇叭传遍整个村子。

村里人都说，自从我当了播音员，他们更愿意听广播了。有时候，我会唱一些自己喜欢的歌，那些歌声飘荡在村子的上空，成为田间劳作时的背景音乐。

十年后，我们的儿子上小学了，他的老师就是刘明华。那时，刘明华已经通过自学考上了函授大学，成为村里正式的教师。

他在课堂上讲课时的样子，和他当年对我描述的梦想一模一样。他用知识点亮了许多孩子的心灵，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而我，在乡里的文化站工作，负责组织各种文艺活动。我的歌声不再局限于村子的广播，而是有了更大的舞台。

每次演出，刘明华都会坐在台下的第一排，目光中满是骄傲和爱意。那些掌声和赞美，是对我坚持梦想的回报。

小荷也长大了，尽管身体的限制让她无法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但她凭借自己的画功，成为了县里知名的民间画家。

她的画被挂在文化馆的展厅里，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观赏。那些画中的色彩和线条，展现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感知。

二十年后，我们的儿子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工作。他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希望能帮助更多像小荷这样的人。

他说，是我和刘明华的故事让他明白了坚持和责任的意义。那一天，我和刘明华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回忆起了那个我差点离婚的日子。

＂如果当初真的离婚了，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我问他，手轻抚着老槐树粗糙的树皮。

刘明华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谁知道呢？但我很庆幸我们没有分开。＂他的手上有岁月的痕迹，但依然温暖有力。

我也笑了，想起了李政委。他退休多年了，但每年过年都会给我们寄一张贺卡。他的调解，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我们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有过贫穷的日子，有过争吵的时刻，有过失望和困难。但我们一直手牵着手，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

如今，当我回望那个七十六年春天的早晨，那个急匆匆赶往营部要求离婚的年轻姑娘，我不禁想问：人生的路口，我们是被命运推着向前，还是在看似无奈的选择中，悄悄掌握了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