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科生该被放弃吗？毛主席数学不好，看数学老师王立庵是如何做的

1920年代的长沙城，春末的雨一下就是几天，湘江水面雾气迷蒙。某个星期天的上午，一个穿着洗得发白长衫的青年，沿着石板路快步走向“李氏芋园”。他手里只拿着几本书，脚步却有些迟疑——因为在那里，有一位要“找他谈谈”的数学老师在等他。这个青年，就是当时只有二十出头的毛泽东。

很多年以后，新中国已经成立，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张面孔，仍然会在深夜里想起那段路、那间书房，还有书房里那位沉稳温和却又极有主见的王立庵。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最被后来人称道的，是他非凡的历史眼光和政治胆略，可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他的数学成绩却曾经吊在班级末尾。这样“偏科”的学生，按一般眼光，似乎不值得数学老师花太多力气。可王立庵偏偏不这么看，他做出的选择，也在悄悄改变着一个青年人的方向。

一、偏科与“谈话”：一位数学老师的别样眼光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春天，学校与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合并，改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来人熟悉的“湖南一师”，就这样定了名。毛泽东也随之成为一师的学生。

在这个新学校里，他的表现很鲜明：社会科学门门拔尖，数学成绩却十分刺眼。某次考试，他的数学成绩刚刚擦着及格线，竟然成了全班倒数。批卷子的数学老师王立庵，看着分数，皱了眉，又翻了翻这个学生其他科目的成绩单，很快察觉到情况有些不对劲。

其他课分数整齐漂亮，唯独数学一塌糊涂。这与其说是“不会”，不如说是“不学”。为了弄清原因，王立庵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在课堂上悄悄观察。那段时间，他讲台上写板书时，眼神时不时瞥向座位间那个高个子学生。

不久，他发现了问题所在。数学课上，毛泽东时常把书压得很低，实际上却在看《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这样的大部头文集。有时干脆人影都不见了，只留下好友周士钊递来的请假条，上面理由是“生病”，而实际上，这个“病号”常常在别的教室读书或讨论问题。

在那个时代，逃数学课去读文史，倒也不算什么稀奇事。不过，对多数教师而言，这样的学生很容易被简单归类为“不守纪律”“不重视科学”。王立庵却没有急着在课堂上当众发作，他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先弄明白这个学生到底在想什么。

一段时间悄悄留心后，他确定毛泽东确实是“偏科”，却并不是无可救药。他决定亲自约谈一次，时间选在一个星期天，地点不在办公室，而是在自己家里。这一点，多少流露出他对这个学生的重视。

那天放学后，他在走廊上叫住毛泽东，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润之，星期天到我家来坐坐，有些学习上的事情想同你谈谈。”语气平和，没有指责，也没有训斥。毛泽东心里却明白，事情大概同自己的数学不及格有关。

年轻人一旦自知理亏，难免要先在心里准备几套说辞。毛泽东回去以后，反复琢磨，想好了好几种解释：兴趣不同、时间有限、社会科学更重要……这些话，他预备在那间陌生的书房里，逐一说出。

到了约定那天，毛泽东按时去了“李氏芋园”。推门之前，他还在心里过了一遍自己的“答辩稿”。只是他没想到，一走进那间书房，他原本准备好的那些理由，会在很短时间内被打乱。

书房不大，却四面都是书架。数理化的教材摆在一排，线装的史书典籍放在一排，还有一格放着外文书和翻译作品。毛泽东用眼睛一扫，心里多少有些震动：在他的印象中，数学老师似乎应该是“只认公式”的人，而眼前这间书房，却像一座小型图书馆。

正在他打量房间时，身后传来一句很自然的招呼：“润之，坐吧。”王立庵端着茶走进来，示意他落座，然后才缓缓开口，把话题引到正事上：“听说你最近读书的兴趣主要在文史哲，对自然科学似乎不上心，是这样吗？”

这句话没有设陷阱，也没有先发制人的批评，只是把观察到的事实摊开。毛泽东原本准备好的那些“借口”，在这一问之下，忽然显得有些轻飘。他停了一下，还是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

在他的理解里，当时的中国国民麻木，社会问题繁多，要想改变国家命运，就要从人的思想入手。哲学、历史、教育这些社会科学，是用来改造国民心理的利器。至于数学、物理这类自然科学，在他那时的观念里，似乎对“救中国”作用有限，与其花大量时间学自己不感兴趣的科目，还不如全力投入社会科学。

这个理由，在一个立志“改造社会”的青年口中，说得并不轻浮。不得不说，这种带着理想主义色彩的“偏科”，对于一个普通教师，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考验。

二、从“理想”到“科学”：一次足以改变方向的劝导

面对这样一番表白，王立庵没有马上反驳。他认真听完，沉吟片刻，才缓缓回应。他先肯定了毛泽东对社会科学价值的看法，承认想要改变社会，哲学、历史、教育确实必不可少。但话锋很快转向另一面——自然科学的重要性。

那是20世纪的头二十年，世界格局正在急剧变化。西方列强经历工业革命，技术飞速发展，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完成了工业化起步。中国在列强夹缝中苦苦支撑，落后的工业基础，是绕不开的痛点。

王立庵的话，很直接：“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然科学薄弱，生产力远远滞后。”他指出，社会变革固然需要思想武器，但推动现代国家运转，同样离不开科学技术。只讲革命，不讲科学，最终仍难以真正强大。

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停留在抽象的大道理，而是举了毛泽东熟悉的例子：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些书谈的是社会和思想，却建立在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这种对比，多少击中了毛泽东原有观念中的薄弱点。

听着老师的分析，毛泽东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他意识到，自己之前把“救国”和“科学”简单对立起来，未免有些片面。不过，他很快又抛出了新的顾虑：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如果样样都学，究竟能学到什么程度？这样分散用力，值不值得？

他甚至带着几分自嘲，说自己已经二十一岁，再从头来学数理化，是不是有些来不及了。

这个念头，在当时不少青年中都有影子。老实说，直到今日，类似“二十多岁再学理科还来不来得及”的焦虑，也并不陌生。而王立庵给出的回答，很有意思，也很“老派”。

他先反问了一句：“你才二十一岁，就说自己老了？”随后举出孔子“五十以学《易》”，曾子“七十乃学”的例子，强调晚学总比不学强。很多古人在青年时走过弯路，到了暮年还能奋发用功，照样有所成就。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自怨“年纪太大”，确实站不住脚。

这种看似“老生常谈”的说法，其实很切合当时的环境。一方面，它打掉了“来不及”的心理借口；另一方面，也把“学习自然科学”从考试压力，拉回到个人修养和责任的高度。对一个心怀理想的青年来说，这样的劝说，比简单训斥有效得多。

那次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心里已经有所动摇。他从王立庵那里听到的，不是“你偏科很不对”，而是一套关于“国家为何落后”“科学为何重要”的逻辑。这种把个人学习与时代形势联系起来的方式，很明显超出了普通数学老师的职责范围。

从那以后，毛泽东开始有意识地补学数学。王立庵看在眼里，主动向他伸出更大的援手——不仅在课堂上照顾，更把家门向他敞开。

暑假里，清晨毛泽东在学校抄写《西洋伦理学史》，上午则准时出现在“李氏芋园”，听王立庵给他讲解数学。为了节省往返时间，中午还被留下吃饭。后来见他顶着烈日来回奔波实在辛苦，王立庵干脆让他住进园内的公言杂志社，让这个本就拮据的青年免去了住房之忧。

不得不说，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老师补课”的范畴。课本上的习题固然重要，但在这种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更多东西悄然渗透过去：对知识的尊重，对时代的判断，对青年才俊的惜才与栽培。

数学成绩的确在这段时期明显提高，但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认知被重塑了。他不再把数学视为冷冰冰的考试科目，而是看作理解现代世界的工具之一。多年以后，当他在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处理经济、工业、军事问题时，这种早期思想上的调整，很难说没有影响。

三、从课堂到风云：师生情分延续到共和国年代

时间往前推到1915年。一师校园里，爆发了一场直接关系到师生命运的风波。这件事表面上同数学无关，却把王立庵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推上了另一个层面。

当年6月，湖南省议会颁布新规定：从秋季起，每个学生须缴纳10元学杂费。对于出身普通甚至贫寒的学生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尤其是从四师预科转来的那些人，要多读半年书，就得多交一笔钱，意见自然很大。

有传言说，这项规定是校长张干为讨好当局而主动提出的。情绪一旦积累，就开始寻找宣泄口，一部分学生撰写《驱张宣言》，从“忠孝仁悌”角度指责张干，试图借舆论压力把他“赶下台”。

毛泽东对这种批评并不满意，他认为这些指责没有摸到根子。他重新起草了一份《驱张宣言》，从制度和责任角度界定问题。某种意义上，这份宣言已经带有他后来处理政治斗争时的逻辑痕迹。

学潮很快升级，张干得知宣言出自毛泽东之手，内心又怒又羞，索性下定决心，将毛泽东在内的十七名学生开除出校。这种决定，在当时的教育环境里并不少见，很多“刺头学生”就是这样被学校一脚踢出。

关键在于，王立庵和杨昌济等老师，并没有选择旁观。他们在教职员会议上公开为这些学生说话，明确反对开除决定。要知道，站出来替一群“闹事学生”说话，意味着与校方管理层对立，甚至影响个人前途。这种时候愿意出头，本身就说明了价值取向。

在他们联合施压之下，张干只好后退一步，将“开除”改为“记大过”。这一次转圜，对毛泽东来说意义巨大——如果当时真的被逐出校门，他后来的人生路径，很可能会被迫改写。

从那以后，师生之间已经不只是单向的“教与学”，更多了一层患难与共的信任。王立庵不但在课堂里帮助这个学生，在风浪翻涌时也站在他这边。而毛泽东也清楚记住了，自己在最危险的一次校内危机中，是谁为自己“挡了一下”。

1915年以后，毛泽东逐步走上更宽阔的社会舞台，创办文化书社、参与新文化活动、投身革命组织。这些事情，都离不开资金与社会支持。得知他筹办文化书社资金紧张，王立庵与友人主动集资500元交给他，让这个年轻人的实践不至于因囊中羞涩而夭折。

这笔钱，在当时绝不是小数目。对于工资收入不高的教师而言，拿出500元，既是对事业的支持，也是对人的信任。文化书社之后的发展，大家都知道大致方向，但对这段“财务背后”的故事，了解者并不多。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支持并不止于个人。毛泽东当年经常出入“李氏芋园”，与王家子女多有接触。王立庵的儿子王人路，与他关系格外亲近，习惯称他为“毛大哥”。这种称呼，听起来带着几分江湖气，却浓缩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友谊风格。

战争年代，青年们陆续离开长沙，各自奔赴不同的战场。王立庵于1926年逝世时，毛泽东已经深陷革命工作，未能在第一时间知晓消息。等到建国以后，他在北京得知这位老师早已长眠多年，不得不说，心中难免有一块空缺。

1950年前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举。就在政务如山、内外交织之际，一封从江南寄来的信件，意外打开了一道通往旧时芋园的门。

写信的人，是无锡的吴启瑞——王人路的遗孀。她原本是中华书局的美术编辑，与丈夫一起编过儿童画报，在北伐时期也投身过革命。王人路于1948年去世前，对她说过一句话：如果将来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毛大哥”。

多年以后，生活重压之下，她终于拿起笔，写下那封略带试探又略带无奈的求助信：八个孩子，自己一个人支撑，希望能让几个子女进入干部子弟班读书，好减轻一点负担。这封信上没有过多铺陈，只是依照旧日叮嘱，叫了一声“毛大哥”。

这封信送到中南海时，毛泽东已经是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看到信中的名字，很快意识到，这正是昔年芋园旧事延续下来的那一家人。对于很多亲友提出的“照顾”，他通常态度很慎重，多数情况是拒绝或转给组织按规定处理。而这一次，他的态度明显不同。

1950年7月18日，他在信件上批示，建议相关负责人酌情办理，明确表示自己“没有不赞成”，只是具体收容名额由地方考虑。第二天，他又抽空给吴启瑞亲笔回信，用的是一贯简洁却不失温度的文字，既关心生活困难，也尊重制度程序。

无锡方面很快落实。吴启瑞的三个孩子被安排在无锡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免收学费，为了便于照看孩子，学校还在教员宿舍为她安排了住处，每学期发放生活补助。这些安排，都与当时普通教师的待遇拉平，并没有制造特殊特权，却确实帮助这家人渡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从某个角度看，这一连串举动，是对当年芋园那杯茶、那几个暑假、那一笔五百元的迟来回响。

四、再见“毛大哥”：教师世家与念旧之情

1960年6月，距离那次暑假补课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毛泽东来到上海视察工作，行程紧凑，却在议程中专门提出，想见一见吴启瑞。无锡统战部门闻讯，马上派人把她接到上海。

她难免心里发虚：对方已是全国瞩目的领袖，自己不过是一个教员，一个带着八个孩子熬过困难年代的寡母。再见面，会是什么情景？这种心理落差，不难想象。

25日这天，在上海文化俱乐部，当吴启瑞被工作人员引进大厅时，毛泽东快步从沙发上站起，迎上前去，伸手握住她的手，叫了一声：“吴老师，你好啊！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语气亲切，称呼简单，却把她从紧张情绪中拉回到了“毛大哥”的年代。

短暂寒暄后，他主动让她坐下，问起家里情况。一旦提到孩子和教育的话题，气氛就更自然了。得知她的女儿也在当教师，他由衷地笑了，说王立庵先生是教师，女儿是教师，儿媳是教师，连孙女也在当教师，这一家可称得上是“教师之家”。

吴启瑞半带感慨地说：“现在搞教育，哪有搞工业吃香。”在很多人眼里，教师岗位清苦，待遇有限，是“清水衙门”。毛泽东却摆摆手，几乎是脱口而出：“不是那样的。教育是立国兴国之本，没有昌济和立庵先生这些教师，哪会有今天的毛泽东？”

这一句，听起来像是简单致敬，却把个人际遇与教师群体的作用紧紧连在一起。他还提到自己的女儿李讷正在北师大附中读书，班主任就是王立庵的女儿王明夏，他明确支持女儿将来当一名人民教师。

对于一个在国内外风云中心打转多年的人来说，能如此清楚地记得老师的子女情况，再顺势谈起自己的孩子，无疑说明，这份记忆并非礼节，而是刻在心底的旧账。不少人在读到这段时，不由得会多看两遍——这的确有些“念旧”到近乎固执。

谈到王立庵时，他说：“王立庵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他是我的老师。在他的教育之下，我受益匪浅。当年我爱读文学，不喜数学，他并没有歧视我，还帮我慢慢对数学生出兴趣。”说到后来得知老师早已去世，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又提起王立庵生于1867年8月19日，按农历算，当年再过几天就是六十寿辰云云，细节之清晰，很难不让人感叹记忆之深。

这次见面中，他叫来卫士，把自己的三百元稿费交给吴启瑞，嘱咐用来缓解生活。考虑到当时物价，这笔钱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足够撑上一阵子。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吴启瑞担心他久坐劳累，请他去休息。他却提议到院子里走走，边散步边继续聊。

在那个相对安静的院子里，两把椅子，一台相机，留下一坐一立两张合影。临别时，他把她送到门口，叮嘱她多保重，并代他向母亲和孩子问好。车子开走后，他在门口站了很久。对于旁人，这只是一个动作；对他自己，大概是又一次在心里默默走回芋园。

值得一提的是，回到无锡之后，吴启瑞又写信向他汇报子女的政治学习情况，同时提到当地很难买到《毛泽东选集》。毛泽东看到信后，从自己保存的样书中挑出第一至第三卷，还有在上海拍的五张照片，让秘书寄给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在1960年8月底回信说明此事，他本人则在9月2日再写一封短函，确认收信与寄书情况，并祝她保重。

这些往来信札，看似简单，却非常具体：选集几卷、照片几张、寄出的日期，都有清楚记录。对已经身处国家事务旋涡中心的他来说，每一件都需要时间与精力，而他偏偏愿意把时间用在这样一件看似“私人”的事情上。

1961年底快到春节时，他考虑到吴启瑞家中仍不宽裕，又拿出一千元稿费，让秘书寄去，并特地说明是赠送，不必归还。后来，等到她几个孩子陆续参加工作，家庭收入稳定下来，便主动把这笔钱如数汇回。秘书徐业夫收到后，发去一封简短的电报：“如数收到，勿念。”

从经济上看，这是一笔先给后还的资金往来；从情分上看，却是一段跨越几十年的师生关系的延续。王家后来八个孩子中，有七个接受了高等教育，步入各自的工作岗位。对于他们来说，被帮助的记忆与自身的成就交织在一起，很自然地被理解为对祖父王立庵的一种告慰。

芋园已经不在，王立庵也早已不在。但这个家庭里流传下来的，对教育的执着，对阅读的热爱，对国家的投入，却没有断。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王立庵，就没有今天的毛泽东。这话或许略带感性，却并不夸张。一个敢于为“偏科生”费心的老师，一个肯为学生在学潮风波中发声的老师，一个愿意把薪水拿出来资助书社的老师，确实可能在无形间，改变一个人的路线。

偏科的学生值得不值得被放弃，这个问题本身，放在考分至上的环境中，往往显得冷冰冰。而在1910年代的长沙，有一位数学老师用自己的一系列选择，给出了另一种回答：不急着贴标签，不急着下结论，先看人，再教书。

后来，这个曾经数学考过倒数第一的学生，在复杂局势中做决策时，能够同时谈经济、谈工业、谈科学发展，也就不那么奇怪了。知识的补课，也许永远不会太晚；在适当时候伸出手的那位老师，更加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