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变迁简史（三）

十六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特别动荡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内北方战乱频仍，继东汉末年之后，再次出现大量人口南迁避难的情况。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看似荒凉的西北也有一座避难所，那就是凉州。仅前凉期间（317年-376年）就接纳了近22万中原流民，约为同时期南迁人口总数的1/5。

为什么凉州如此受青睐呢？这就要从河西走廊说起。由于匈奴在秦末占据了河套和河西地区，直接对长安构成了威胁，汉武帝于前138年派张骞（qiān）出使西域（今新疆和中亚地区），以联络大月氏（zhī）夹击匈奴。虽然这次出使没能达成目标，但探明了西域的地理状况和风土人情，为后续交往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的养精蓄锐，汉武帝于前129年发起对匈奴的征讨，并于前127年夺回河套地区。前121年，霍去病击败匈奴昆邪（hún yé）王和休屠（chú）王，占领河西。昆邪王惧怕单（chán）于（相当于国王）伊稚斜（chá）责罚，便杀了休屠王投降汉朝，使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瓦解。汉朝先后在这里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隶于凉州刺史部。

西汉河西四郡

为巩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和强化对西域的影响，前119年，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并与西域诸国建立了军事合作和商贸联系。至此河西走廊正式打通，陆上丝绸之路兴起，汉朝犹如张开一只长长的臂膀，牵连着西域地区，正所谓“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也即张掖地名的由来。

西汉时期全图

由于河西走廊的自然环境以沙漠居多，沿途必须有绿洲补给方能穿越。河西四郡的因为都有祁连山或阿尔金山的积雪融水形成的河流流经，成为了大型绿洲，且彼此之间的距离都在200-300千米之间，正好是古代驼队十天行程的极限，商旅要快速穿越河西走廊，四郡就是最佳的补给点。

不仅如此，四郡都位于丝绸之路的要隘附近。武威南面是关中平原进入河西走廊的卡口乌鞘（shāo）岭。张掖南面是青藏高原进入河西走廊的咽喉扁都口，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走的就是这里。酒泉扼守通往敦煌的讨赖河谷（嘉峪关要到明朝才修建），河谷位于黑山和文殊山之间，黑山以北和文殊山以南都是沙漠，难以穿越。敦煌西邻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玉门关和阳关，南控青藏高原通往西域的当金山口。

武威郡周围地形

张掖郡周围地形

酒泉郡周围地形

敦煌郡周围地形

四郡虽然都位于沙漠边缘，气候干旱，但武威相对最湿润，因为这里的年均蒸发量最低，而年均降水量最高（虽然四郡地区的年均蒸发量都大于年均降水量）。其主要水源石羊河的年径流量与张掖的主要水源黑河相当，都在16亿立方米左右，相比酒泉和敦煌的主要水源北大河和党河要大得多。但武威绿洲的面积巅峰时期达到了1.6万平方千米，是张掖绿洲的两倍，除了相对湿润的气候，主要得益于石羊河丰富的水系（黑河水系比石羊河发达，但在张掖处支流较少）。前凉在这块巨无霸绿洲上屯田，能够“岁收百万斛”，如此规模的粮食产量就是接收大量中原流民的底气。

石羊河水系示意图

武威郡的治所姑藏（今甘肃武威凉州区）虽然不是处在封闭或半封闭地形内，但城墙特意沿着石羊河密布的支流修建，不仅使攻城器械很难展开，还形成了如北斗七星般七城连环、互相照应的布局，使得姑藏很难被整体攻破。

密集的人口、坚固的城池，此即唐代诗人岑参所谓“凉州七城十万家”。此外，姑藏西北方还有亚洲古代最大的军马场山丹军马场，方便组建骑兵，而骑兵可谓是冷兵器时代的战略武器。所以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都在这里建都，姑藏也被称作四凉古都。

地理上的特殊位置又使姑藏成了中原、西域、草原三大文明的交汇处。像前凉一方面沿用晋朝年号，获得中原流民的认同，又允许西域僧侣在这里传佛译经，还接纳鲜卑部落驻牧南山。这种多元兼容性使其既能获得汉人士族的支持以稳固内部统治，又能调动胡人武装抵御外敌，在乱世中左右逢源，获得了相对的安定。正因为如此，姑藏乃至武威才能成为中华文明在南方之外的另一处避难所。

因为地处沙漠边缘，武威的水资源总体来说还是非常有限的，这也使其发展的上限比较低。一旦祁连山雪线消退或石羊河流域被过渡垦殖，这里的生态系统就会面临崩溃，绿洲经济也就难以为继。这种限制迫使武威用屯田维持驻军以保障安全，用河西走廊的商税补贴水利，用水利维持屯田，从而形成一个以军事、商贸和农业循环支撑的复合体，哪一根支柱缺失都会使这个复合体崩塌，水资源的不确定性又使这个复合体尤其脆弱，容易出现沙进人退的窘境。这也是四凉政权都只能偏安凉州，无法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

前文说过，武威南面的乌鞘岭是关中平原进入河西走廊的卡口，前凉曾在这里设置洪池岭督专门镇守（当时称乌鞘岭为洪池岭）。327年，后赵发兵10万攻前凉，在乌鞘岭被前凉军以3万兵力击退。376年，前秦攻打前凉，在乌鞘岭久攻不下，僵持中前凉将领马建投降前秦，导致乌鞘岭防线崩溃，前秦遂灭亡了前凉。

翻开地图，可以看到乌鞘岭是祁连山脉的两条分支代乾山和毛毛山之间的巨大豁口，北方的干冷气流和南方的暖湿气流在豁口处交汇，使岭上天气多变，甚至夏天也会飘雪，年均气温更是低于零度。虽说是豁口，但平均海拔也在3000米以上，行走在这里可能还要承受高原反应。可见古人要翻越乌鞘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为什么非要从这里去河西呢？

其实从关中去河西还有一条路：从长安北沿泾（jīng）河-清水河谷行进，出萧关（今宁夏固原泾源县北）从眴卷（xuàn juàn，今属宁夏中宁县）北渡黄河。这条路没有高山险阻，但渡河后要横穿腾格里沙漠，不仅会多耗费时间，还因为这里沙丘流动迅速，人畜极易迷路，水源补给更是没有，弄不好还得把性命搭进去。如果走乌鞘岭方向，出关中平原后可以沿渭河-洮（táo）河-庄浪河谷行进，总体地势还是比较平缓的，最重要的是沿途都有水源补给。两相比较，古人当然更愿意翻越乌鞘岭，这条路也因而分布着上邽、狄道（今甘肃临洮）、金城（今甘肃兰州）等丝绸之路重镇。

这种情况下，乌鞘岭的战略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谁控制了乌鞘岭，谁就能切断中原与河西乃至西域的联系，往西北可以直接占领河西走廊，往东南可以一路叩开关中平原，直逼长安。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驻守乌鞘岭和河西地区的唐军被调去抵御叛军，吐蕃趁虚而入控制乌鞘岭，进而占领河西走廊和陇西高原，并于763年攻入长安，吓得唐代宗仓皇逃往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唐朝为管辖西域设立的安西都护府在中原补给断绝的情况下苦苦支撑，最终于808年也被吐蕃完全攻占。

吐蕃分裂后，党项人及其后来建立的西夏控制了乌鞘岭和河西走廊，并对过往商旅征收货物价值1/10的过路费，且时常索取优质商品，偶尔还会劫掠商队，使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规模大减。1040年-1042年，西夏连续发起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宋军连吃三场败仗，军力损失巨大，收复河西走廊已然无望。北宋曾想复兴唐时的青海道，走青藏高原前往西域，但这条路通行效率太低，最后被放弃。中晚唐至两宋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大发展，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乌鞘岭丢失以及河西走廊被阻断有莫大的关系。

乌鞘岭的丢失还使中原王朝无法完全控制陇西高原，实控线东撤到兰州-狄道一线至六盘山-上邽一线之间，并随王朝实力的增减在这片区域反复徘徊，中晚唐至北宋就是这样的格局。关中平原的西面也因此成了中原王朝的前线，长安也不再安全，并走向衰落。谁能想到，千里之外的乌鞘岭竟然间接决定着这座千年古都的命运。对北宋来说，不能通过乌鞘岭入主河西走廊还有一个致命点，那就是没有像山丹军马场这样的大型马场，长期缺少军马组建骑兵。这是北宋的经济并不差，但在与辽和西夏作战时却屡屡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重文轻武）。

关中平原去往河西走廊的主要通道

439年，北魏灭掉了割据凉州的最后一个政权北凉，并将凉州居民三万余户迁至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以削弱河西地区的实力。至此，北方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长达122年的分裂和动乱，重新归于统一。

北魏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王朝，其统治者拓跋鲜卑与十六国时期大部分全心内迁的游牧部落不同，他们一边渴望占据温暖湿润的中原，一边又割舍不下草原上的故乡，这种矛盾也体现在对国都的选择上。

早在西晋灭亡前夕的315年，拓跋鲜卑就建立了代国，控制了今内蒙古中部和西南部以及山西北部等地区，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盛乐位于前套平原东缘，往东南可穿越参（cān）合陉（xíng）进入大同盆地，从大同盆地往南可经山西腹地的一系列盆地进入关中平原，往东可翻越太行山进入黄淮海平原。代国把都城定在盛乐，无疑昭示着进取中原的野心。顺便说一句，参合陉在清代改叫杀虎口，也就是明清以来山西人走西口的西口，还有一个东口，就是今天的张家口。

但彼时代国要进入中原还非常困难，大同盆地以东和以南先后被后赵、前燕和前秦占据，它们都比代国强大，前秦还在376年灭亡了代国。383年，前秦在淝水之战中败给东晋，元气大伤后趋于瓦解。拓跋鲜卑趁机于386年复国，改国号为魏，初期仍都盛乐，后于398年迁到平城。

平城具有作为都城的所有条件，它坐落于大同盆地中部，盆地周围环绕的山脉为它提供了安全保障，武周川水（今十里河）和如浑水（今御河西干渠）在这里交汇，为城市提供了水源，盆地内产的粮食又可以供养这座城市。作为一座都城，其交通要冲的特性也必不可少。往西可沿十里河谷翻越洪涛山，穿过参合陉去前套平原；往北没有高大的山脉阻挡，可直通漠南草原；往东沿桑干河行进可从居庸关进入黄淮海平原，或转南经飞狐口、广昌县（今河北涞（lái）源县）、紫荆关，同样可以进入黄淮海平原；往南可从雁门关翻越恒山，再从忻（xīn）定盆地一路南下，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平原。忻定盆地东北角还有一道黄淮海平原进入山西的要隘平型关，抗战时期的平型关大捷就发生在这里。

平城地形图

大同盆地周围地形图

自古以来，贺兰山-阴山-燕山山脉一线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天然分界线，这条线也基本就是秦长城的走向。每当中原王朝衰弱，北方游牧民族就会越过这条线，占据河套平原和大同盆地等地区；中原王朝强盛后，又会重新控制这片区域。长久的反复拉锯使这里成了农耕与游牧的交错带，平城便成了连接中原和草原的关键节点，沟通着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这是它之前的都城所没有的特殊之处。北魏定都平城，既为方便继续进取中原，又因为这里临近他们的故乡漠南草原。这时的北魏经济仍以畜牧业为主，不能离草原太远，部民也还没有习惯农耕生活。还有一点就是，拓跋鲜卑还没有学会如何统治农耕文明地区，在统治方式上受到了来自汉族士族的反对和压力。所以他们没有像之前内迁的匈奴（前赵）、羯（后赵）、氐（dī，前秦）、羌（后秦）等民族那样，来不来就把都城定在长安等中原腹地，而是以平城这个农牧过渡带的节点稳扎稳打，避免了像前秦那样短暂统一北方后又迅速崩盘。

贺兰山-阴山-燕山山脉一线是天然的农牧分界线

但在完成北方的统一后，拓跋鲜卑内部却矛盾起来，一方面，他们想继续南下统一南方，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放弃自己的故乡，持续与北面的柔然争夺漠南草原。后者也说明拓跋鲜卑仍没有完成向农耕文明转型，这对中原已成为北魏主要统治区的现状是不协调的。平城离漠南草原太近，容易受到柔然骚扰，又离中原腹地太远，不方便统治中原地区，而且跟长安一样，虹吸了过多人口之后，粮食出现了短缺。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后，确立了以中原地区为根基，南下统一中国的大方向，为此他大力推行汉化，并于494年将都城迁到洛阳，结束了平城作为都城的历史。

然而大同盆地作为农牧文明拉锯带的历史一直在持续。早在秦末汉初，匈奴趁着中原内乱进入这里，刘邦一心想赶走匈奴，却因轻敌冒进被匈奴围困在平城西北面的白登山，七天七夜才解围。到汉武帝时，汉朝终于夺回该地区。东汉末年，中原再次陷入内乱，拓跋鲜卑占据了这里，并隔着桑干河与中原王朝对峙。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北魏统一北方，北魏也从大同盆地的占领者变成了防护者。隋末唐初，这里又被突厥占据，李世民即位后再次夺回该地区。

唐末，契丹占据大同盆地北部。五代十国时期，石敬瑭（táng）为借助契丹的力量助自己称帝，将幽云十六州地区割让给契丹。云州地区在大同盆地中南部，幽州地区包括今燕山山脉在内的北京大部和河北北部。契丹对这两个地区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视，在云州设立大同府，作为西京，在幽州设立析津府，作为南京。幽云十六州的割让使得后来北宋在面对辽和金时在黄淮海平原无险可守，在山西地区则后撤到恒山以南，恒山上的豁口雁门关因此成为北宋至关重要的防御据点。

雁门关并不是一座单独的关隘，而是由两关四口十八隘组成了防御体系。两关即设在恒山山脉中段勾注山上两个大豁口处的雁门关和西陉关，其中雁门关为恒山山岭的最低点，四口即两关南北两端的出入口。由于恒山沟壑众多，为防止敌人绕过两道主关从其它豁口渗透，又在十八个较大的豁口处设置了关隘。

雁门关地形图

历代中原王朝之所以在这里严防死守，是因为大同盆地一旦失守，雁门关基本就是最后一道防线。恒山以南缺少大的险阻，沿忻定盆地向西南经太原盆地和晋南盆地，从蒲津渡渡过黄河，可进入关中平原。或向东南进入上党高地，南下穿过太行陉（与下文的滏（fǔ）口陉和白陉都是太行八陉之一），从铁谢渡渡过黄河威胁洛阳，也可向东从柳园口渡渡过黄河，威胁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就算不走太行陉，穿过上党高地东面的滏口陉或白陉，可威胁到古代中原的大城市邺城，走白陉还能同时威胁东京。

可见雁门关确实是中原王朝的命门，也难怪古人会说“天下九塞，雁门为首”。早在战国时期，赵国名将李牧就在这里抗击过匈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蒙恬从勾注塞（即雁门关）出兵，收复了阴山以南的广大地区。西汉时卫青和霍去病反击匈奴也是从这里出兵。西晋末年，雁门关防守松懈，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通道之一。唐初再度从这里出兵夺回阴山以南。

北宋时，杨家将曾在雁门关大破辽军。987年（宋太宗雍熙三年），北宋发起旨在收复幽云十六州的雍熙北伐。杨家将率西路军出雁门关，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由于前期准备不足和总体指挥失误，这次北伐迅速失败，杨家将的领袖杨业（即文艺作品中的杨令公）受伤被俘，绝食而死，杨业之子杨延玉战死。不过很多人知道雁门关还是因为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萧峰为阻止宋辽再度开战，自尽于雁门关前。

如果实力允许，中原王朝更愿意把防线北推到阴山至燕山一线。但大同盆地以北段的阴山山势平缓，游牧部落容易翻越。明代沿这段山脉南麓修筑了长城，与居庸关段长城相连，以防止蒙古南下侵扰，又沿雁门关、平型关、紫荆关一线另筑长城，也北连居庸关，构筑起中原以及北京城的第二道防线。但凡事总有例外，1449年，蒙古瓦剌部突破长城攻入大同盆地，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却在土木堡（今河北张家口怀来县东南）被瓦剌军包围。明军因水源被瓦剌断绝而溃败，明英宗也被俘，这就是土木堡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