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性残暴的黄巢，却为中国拔除了一个危害600年的“毒瘤”

文｜老达子

本文共4158字，阅读时长大约8分钟

前言

晚唐的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一股绝望的味道。

在山东曹州，一个叫黄巢的年轻人，可能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天子。他不是读书人，史书上关于他早年最确凿的记载，是他“以贩私盐为业”。

“贩私盐”，在当时可不是小买卖，而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营生。唐朝官府垄断了盐的经营，私自贩卖就是死罪。

所以，还敢干这行的，基本都是些亡命徒、狠角色，他们不仅要有商业头脑，更要有组织能力和一身的胆气，随时准备和官兵火并。

黄巢，就是这群人里的佼佼者，他家境很殷实，能“善骑射，粗通笔墨”，算是个有勇有谋的江湖大哥。

他这样的人，在太平盛世里，或许会成为一方豪强。

但在一个阶层固化、官场腐败、民不聊生的时代，他的野心和能力，就成了一颗最危险的火种。他看到的，是高高在上的世家大族“父子公卿，四世五世”，是鱼肉乡里的贪官污吏，是卖儿卖女也交不起苛捐杂税的贫苦百姓。

这个世界，没有给他这种人留下一条堂堂正正的上升之路。

后世流传着一首诗，叫《不第后赋菊》，这首诗里的杀气，精准地概括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股冲天的杀气，最终席卷了整个大唐，也用他那双沾满鲜血的手，无意间为中国拔掉了一颗盘踞了将近600年的“毒瘤”～

这个毒瘤是什么呢？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来聊聊～

黄“屠夫”

在开始我们今天真正的话题之前，有一件事必须先说清楚：黄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屠夫，一个反人类的恶魔。

这一点，没有任何洗白的余地，我们讨论他行为的客观后果，绝不意味着要美化他这个人。

史书上关于他残暴的记录，不是野史杂闻，而是白纸黑字的记录。

刚开始，黄巢的军队或许还有点义军的样子，但当他攻陷广州这座当时世界级的贸易都市后，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就彻底爆发了。

根据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布·赛义德·哈桑的记录，以及《旧唐书·黄巢传》的佐证，黄巢的军队在广州展开了疯狂的屠戮和抢劫：

死者数以万计，其中不仅有唐朝的百姓，还有大量的波斯、阿拉伯、犹太商人，这场浩劫，甚至 让繁荣的南海贸易航线都一度中断了。

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公元881年，黄巢攻入了长安，登上了皇帝宝座，国号“大齐”。但他根本坐不稳这把龙椅，因为唐朝的军队很快就反扑了，长安城内的百姓因为忍受不了齐军的压榨，开始欢迎唐军，这彻底激怒了黄巢。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唐纪七十》里，只用了十个字，就记录下了那人间地狱般的场景：“巢怒，纵兵屠之，血流成渠。”

血流成渠，这四个字足够让我们有画面感了，黄巢把这场屠杀称为洗城，他要用长安百姓的血，洗刷掉了他们对唐朝的“忠诚”。

如果说屠城已经是人性的底线，那黄巢接下来的行为，则彻底突破了这条底线。

随着战争的持续，他的军队陷入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怎么办？黄巢的有个“天才”的解决方案，让所有史官都感到不寒而栗，《旧唐书·黄巢传》里是这么写的：

“贼围陈郡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黄巢的军队围困陈州时，把抓来的人当做军粮。他们设立了一个叫“舂磨砦”的巨型加工厂，里面有数百个巨大的石臼，像捣米一样，能连肉带骨头一起都碾碎了，做成肉泥吃掉。每天要“加工”几千人。

这不是夸张，这是正史的记录。

所以，请记住这张恶魔的脸孔，他的罪行，罄竹难书。好了，现在，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就是这样一个恶魔，是如何用他沾满鲜血的双手，无意间为中国拔掉了一颗盘踞了将近600年的“毒瘤”～

门阀毒瘤

这颗毒瘤叫什么？

它叫门阀士族。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超级加强版的拼爹制度。它的核心逻辑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官职高低，不是看他的才能、品德，而是看他姓什么，出生在哪里。

这个制度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开始萌芽了，经过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到了隋唐，虽然有了科举制，但这颗毒瘤的生命力依然顽强，死死地盘踞在帝国肌体里的最高层。

当时的社会，被一张无形的网分割得清清楚楚。最顶层，是所谓的“五姓七望”：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这些人，构成了帝国的顶级统治圈。

这帮人到底有多牛？

东晋时期，琅琊王氏的权势滔天，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意思是王家和皇帝司马家，是一起坐江山的。到了唐代，虽然琅琊王氏已经衰落，但这套门阀规矩依然盛行。

唐文宗时期，皇帝想给自己的公主找个好人家，就去问宰相。宰相郑覃回答说，陛下，您想给公主找个好女婿，千万别在当官的里面找，要去民间找。

找谁呢？就找崔家和卢家的人。皇帝听了很纳闷，难道我李唐皇室的公主，还配不上你们这些大臣吗？郑覃慢悠悠地解释道，不是配不上的问题，是崔、卢这些家族的名望太高了，天下的豪门都抢着跟他们联姻，聘礼动不动就好几百万钱，我们皇家的这点俸禄，跟人家比不了啊。

连皇帝嫁女儿，都觉得自己高攀不上这些世家大族，可见当时门阀的势力有多么的根深蒂固。

更关键的是，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垄断了朝廷的高级官职。唐朝的宰相名单翻开一看，一长串都是这几个姓氏的人，这就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就算天纵奇才，也很难进入权力核心，社会上升的通道，几乎被彻底焊死了。

就连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都对这帮人头疼不已。他刚即位时，想修一本《氏族志》，把天下家族排个座次。

他的本意是想把皇族李姓排第一，结果负责编修的大臣高士廉，还是按照传统习惯，把山东的崔氏排在了第一等。

李世民龙颜大怒，说：“我百思不得其解，崔、卢、李、郑这几家，早就没落了，没什么厉害人物了，怎么还自视甚高，非要跟他们联姻？我如今贵为天子，难道还不如这几个家族吗？”

最后，李世民靠着皇权强行干预，才把李姓抬到了第一等。但这种行政命令，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观念。

这颗毒瘤的危害有多大？它不仅造成了严重的阶层固化，扼杀了社会活力，而且这些门阀大族在地方上拥有大量的土地、庄园和人口，形成了半独立的“国中之国”，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

整个唐朝，从皇帝到寒门学子，无数人都想搬走这座大山，但它已经和帝国长在了一起，盘根错节，谁也动不了。

谁能想到，最后来给这颗毒瘤动手术的，不是某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而是一个贩私盐的屠夫。

屠刀与手术刀

黄巢的起义军，从南杀到北，他们有一个非常朴素的阶级观念：谁有钱，谁是官，就杀谁。

而在晚唐那个时代，有钱人和当官的，这两个身份和门阀士族这个标签，是高度重合的。

所以，黄巢的屠刀，在客观上，就变成了一把精准切除的门阀毒瘤的手术刀。他的毁灭路径，堪称全方位、立体式、毁灭性的。

黄巢大军一路北上，剑指两京：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是门阀士族最集中的地方，是他们的权力中心和老巢。

所以，当黄巢的军队冲进长安，进行那场惨无人道的洗城时，无数世代簪缨、钟鸣鼎食的大家族，就这样被连根拔起，满门抄斩了。

史书上那些曾经显赫的姓氏，在战乱的记录里，成片成片地消失了。这场屠杀，不是有计划的政治清洗，但却胜似一场最高效的政治清洗，它直接从物理上，把这个阶层给“格式化”了。

门阀靠什么维持他们的奢华生活和政治地位呢？靠的是遍布全国的庄园和土地。黄巢的军队所到之处，烧毁庄园，抢掠财富，解放奴仆。那些士族们几百年积累下来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人死了，钱也没了。

那门阀最看重什么呢？是他们的郡望和族谱，这玩意儿，是他们身份的证明，是他们区别于“凡人”的血统证书。在连绵的战火中，那些记录着他们高贵血统的卷宗、藏书、碑文，都在大火中化为了灰烬。

人死、财失、名亡，一套组合拳下来，门阀士族这个阶层，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黄巢之后的一个军阀，朱温。

公元905年，朱温已经完全控制了唐朝的朝政。他嫌那些以“清流”自居的士族朝臣碍手碍脚，于是在一个叫白马驿的地方，将宰相裴枢等三十多名朝廷高官（基本都是门阀士族的最后精英），全部捆起来，扔进了黄河。

朱温对他的亲信说：“此辈清流，可投于浊流。”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马驿之祸，如果说黄巢的屠杀是无差别扫射，那朱温的这次行动，就是对门阀士族的最后一次“斩首行动”。

从此，那个从东汉末年开始，风光了近六百年的门阀士族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彻底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新时代的开启

黄巢死了，唐朝也亡了，在一片废墟之上，经过五代十国的混乱，宋朝建立了起来。

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世界，真的不一样了。

那道曾经横亘在寒门学子面前的天堑，消失了。没有了门阀的阻碍，科举制度真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宋朝的皇帝，特别是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唐朝藩镇割据和门阀坐大的教训，极力推行文人治国的方针。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这不再是一句空话。

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这些名垂青史的宰相名臣，大多出身于普通家庭。一个全新的阶层“士大夫”阶层，通过读书和考试，登上了政治舞台。

他们的忠诚对象，不再是某个姓氏的家族，而是皇帝本人，是这个国家。

这也使得宋朝的中央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皇帝的权力，再也不会受到某个超级家族的掣肘，整个社会的结构，从血缘贵族政治，真正转型为了官僚政治。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而完成这惊天一跃的背后，那个最初的、最野蛮的推动力，竟然来自黄巢那把不分青红皂白的屠刀。

黄巢本人，当然没有任何“打倒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宏大理想。他只是一个被社会不公逼到墙角的亡命之徒，一个充满破坏欲的野心家。

他只想推翻那个不给他机会的旧世界，然后自己坐上龙椅，成为新的主宰。

然而，他掀起的滔天巨浪，并没有把他送上权力的顶峰，却意外地冲垮了旧世界的堤坝。

他想当皇帝，却无意中成了旧时代的掘墓人。

老达子说

回看这段历史，总让人感到一种深刻的无力感和宿命感。

一个根深蒂固、看似坚不可摧的旧制度，靠内部的改良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即便是李世民那样的英主，也只能对着门阀这颗毒瘤摇头叹气。

最后，终结这一切的，竟然是一种最极端、最血腥、最不理性的暴力。

这也或许揭示了历史演进中一个残酷的规律：有时候，当一个系统内部的新陈代谢功能完全失灵时，它所面临的，必然是一场来自外部的、毁灭性的“格式化”。

伟大的变革，有时也可能是由最卑劣的人，以最丑陋的方式来完成清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