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国徽的诞生：众多设计中林徽因等人的方案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五星红旗升起来了，义勇军进行曲唱起来了，唯独国徽这件事，迟迟没有落实。

一个新生国家的国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反复拉锯、几番落选、几番重来，才最终变成了我们今天胸前、门牌上、证件里那个熟悉的样子？

1949年的夏天，新中国还没正式成立，但筹备工作已经铺开了。

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那年7月向全国发出征集公告，国旗、国徽、国歌，三件大事同时启动。

组长马叙伦带着这个小组，把征集通知发到各大报刊，消息传出去之后，全国各地的来稿就陆续涌进来了。

光国徽这一项，就收到了112件设计稿，展开来足足有900幅图案。

数量不少，问题是质量。

这900幅图案摆在评委面前，整体上看，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问题——大量的设计稿都在往苏联国徽的方向靠。

那个年代受苏联影响是真实存在的，很多设计者可能觉得，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国徽也该往那个方向做。

齿轮、麦穗、红色、星星，这几样东西被用烂了，几乎每隔几张就是相似的组合，换汤不换药。

完成度高的稿子有，但经不住推敲。

完成度低的更多，有些图案千奇百怪，根本没有落地执行的可能。

评选小组看了一圈，谁也拍不了板，这批稿子最终被搁置，极少对外公开，外界基本上没见过这些方案长什么样。

到了8月22日，马叙伦提议：公开征集这条路走不通，换一个方式，请专业人士来做。

于是两支设计队伍被拉进来，一支是清华大学营建系，一支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

这个决定，直接把国徽设计带进了真正的竞争阶段。

两支队伍接到任务的时候，距离新中国成立只剩不到两个月。

清华这边的梁思成、林徽因还在研究方案，中央美院那边的张仃已经先交卷了。

1949年9月25日，张仃带着几套设计方案出现在国旗国徽国歌纪念国都协商会座谈会上，当场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他的方案里，地球上放着光芒，三十一道光芒对应三十一个省级行政单位，齿轮和嘉禾代表工农联盟，五角星代表党的领导，红色绶带上写着国名。

听起来逻辑完整，每个元素都有来历，每个细节都有说法。

评委们看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

问题很明显。

张仃这套方案，跟他自己几个月前刚设计完的政协会徽长得太像了。

那枚会徽是1949年7月赶制出来用于新政协会议的，张仃参与了设计，风格上和这次提交的国徽方案几乎是一个路子出来的。

更关键的是，整体构图和苏联国徽的味道高度相似，这一点毛主席专门提出了意见。

新中国刚刚站起来，国徽是国家形象的核心载体，用一个跟苏联国徽神似的图案，政治上说不过去，形象上也立不住。

张仃的方案就这样出局了，虽然他后续还参与了中央美院的第二轮设计，但第一版就此告终。

清华那边看到这个结果，也开始加紧推进自己的方案。

林徽因带着团队，把研究重心放在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艺术体系上，想走一条和苏联风格完全不同的路。

1949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营建系提交了第一份正式设计方案，主设计是林徽因和莫宗江，梁思成、邓以蛰、王逊、高庄等人提供了技术意见。

这份方案的核心视觉元素是玉璧。

玉璧在中国古代是最高级别的礼器，周代就有"苍璧礼天"的说法，皇家祭祀、重大典礼，玉璧是不能缺席的。

林徽因把这个形象搬进国徽设计，本意是用中国最具分量的传统符号，来承载新国家的象征意义。

玉璧的纹饰采用了唐代卷草的样式，国名用汉八分书写成金色，五颗星直接取自国旗上的样式，金色齿轮代表工人，金色嘉禾代表农民，红色绶带和绶结象征团结。

整体造型的审美来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造像风格，把几千年的艺术积累压缩进一个圆形图案里。

从纯艺术的角度看，这个方案是有分量的。

林徽因在中国古建筑研究上花了二十多年，对传统形制的理解没有人比她更深，玉璧方案里那种厚重的历史感，是张仃的方案完全不具备的。

交上去之后，评委们确实给了认可，但两个硬伤挡住了它。

第一，齿轮几乎看不清楚。

玉璧的纹饰太复杂，把齿轮压得几乎消失在整个图案里，工人阶级的象征就这么被弱化掉了，政治含义上说不过去。

第二，唐代卷草纹样精细繁复，用于国徽这种需要大量复制、印刷、悬挂的场合，每次制作都是麻烦，实用性太差。

玉璧方案就这样落选了。

林徽因没有放弃，把这份稿子带回去继续改。

这一改，就改出了后来的走向。

值得一提的是，玉璧设计的那种"金镶玉"构思，后来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设计上重新出现，以另一种形式走进了公众视野。

1950年6月，中央美术学院也交来了两套新方案。

周令钊主导的那套整体样式算是拿得出手，问题是天安门的图案画得不完整，而且齿轮的位置和大小显得突兀，整个构图失衡。

张仃主导的那套和他之前的思路差别不大，只是把天安门塞了进去，换汤不换药，评委一眼就看出来了。

两套方案双双落选。

清华这边，林徽因的团队在吸收了各方意见之后，把玉璧方案彻底推翻重做。

新方案里，天安门的元素被加进来了，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梁思成最初坚决反对放天安门，理由是天安门是封建王朝的皇权建筑，拿来做新中国的国徽不合适。

但评审方的意见是天安门承载着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是新中国宣告成立的那个地点，这个象征价值无法替代。

清华团队接受了这个方向，开始在新稿里加入天安门。

之后的几版修改稿，一版比一版接近最终的样子。

第三款的时候，评委们明确表示认可，提出把第一款的外圈样式和第三款的主体内容合并，就此定下了国徽的最终平面稿。

方案通过了，但事情还没完。

梁思成推荐了清华营建系的高庄教授来负责这项工作。

高庄接手之后，仔细研究了已经通过的最终稿，发现有几处地方在艺术上还有问题：绸带的走势缺少张力，稻粒的排列方式太乱，外圈不是正圆，这些细节放大了看都不对劲。

问题是，最终稿已经经过审议通过了，这时候再提修改，压力极大。

高庄思量再三，还是决定直接向毛主席写信陈情。

信的开头他写道，毛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但艺术上的判断需要专业人士来把关，国徽是国家永久性的象征，必须做到艺术上无可挑剔。

毛主席看完，同意了。

高庄用了整整一个半月，把国徽模型从头塑造了一遍。

绸带重新调整，弧度和方向都有了规律感；稻粒重新排布，看起来饱满而不散乱；外圈改成标准正圆，视觉上干净，制作上也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