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为什么突然把寇准召回京城？他需要一个站自己角度发声的人

千百年来，世人皆将北宋名相寇准视作宋太宗赵光义一朝的魏徵，认定他能得帝王极致信任，全凭一身刚正直谏的风骨。可翻遍现存史料便会发现，寇准最受太宗倚重的人生节点，无一不与大宋初年波谲云诡的立储之争深度绑定。历来立储之事是皇家大事，外人不敢轻易置喙，那么为何寇准偏偏敢跟皇帝讨论这件事呢？

大宋的魏徵
世人多以为，太宗将寇准比作贞观朝的魏徵，是看中他不避权贵、犯颜直谏的品性，可朝堂之事哪有这么简单。淳化年间寇准最轰动朝野的一次直谏，本质上却是一场精准的政治打击。
寇准那次弹劾的矛头直指时任参知政事的王沔，而王沔正是皇次子赵元僖阵营里的核心骨干，寇准的弹劾看似是肃清朝堂贪腐的刚正之举，实则是在太宗的默许之下，直接动摇了赵元僖的储君根基。
就连张唐英所著的《寇准传》中都有明确记载，宋太宗曾专门向寇准问计，该如何废黜赵元僖的储君之位。
这桩桩件件都足以说明，寇准从一开始就不是立储之争的旁观者，而是太宗手中最信得过、也最敢出手的一把利刃。
所谓寇准的直言敢谏，只不过是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看清了一件事，谁当继承人，那都是太宗皇帝说了算的。所以他只有站对皇宋太宗，才会真正的站对继承人。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淳化三年十一月，皇次子赵元僖突然暴毙身亡，淳化四年十月，针对赵元僖王府的全面调查尘埃落定，寇准随即被罢官出京，外放青州知州。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偌大的开封朝堂之上，竟无一人敢再提及立储二字，人人都心知肚明，太宗腿上的箭伤日渐沉重，时日已然无多，谁先开口提立储，谁就可能卷入杀身之祸。

躲不过的立储
看似风平浪静的朝堂之下，各方势力都在暗中蛰伏，直到淳化五年九月，靠着方技之术得到太宗荣宠的崇仪副使王得一，在宫中私下向太宗进言，“潜述人望，请立襄王为皇太子”，襄王便是后来的宋真宗赵元侃。
耐人寻味的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并未记载太宗对这一提议的任何明确反应，只写了王得一随即上书请求解官归田，太宗二话不说便下了优诏准许。
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方技之士，就像一块投入深潭的石子，看似没激起半分水花，实则彻底搅动了水下的暗流，因为他辞官的消息刚传开，太宗便立刻下旨，紧急召回远在青州的寇准。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寇准从青州风尘仆仆赶回京城，入宫面见太宗的那一刻，便注定了这次会面会被写入大宋的国史。

太宗见到寇准的第一句话，便是带着几分埋怨与亲近的“卿来何缓”，寇准不卑不亢地回了一句“臣非召不得至京师”，一句话既撇清了自己私下结交京城势力的嫌疑，又把君臣之间的默契拉到了极致。
紧接着，太宗不顾帝王的体面，当场撩起衣服，给寇准看自己腿上的箭伤，那是当年高梁河之战留下的旧疾，这么多年反复发作，早已到了药石无医的地步。
后世不少学者都认为，太宗这个反常的举动，说白了就是在向寇准交底，自己时日无多，立储这件关乎国本的大事，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必须找一个最信得过的人，帮自己拿定最后的主意。
关于这场决定大宋国本的核心对话，现存史料中至少有三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也由此引发了后世无尽的争论。
这其中流传最广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太宗问寇准，自己的诸多皇子之中，谁可以托付江山社稷。
寇准回答说，陛下为天下择君，不能和后妃、宦官商量，不能和身边的近臣商量，只能由陛下亲自选择那个符合天下人期望的人。
太宗屏退左右，低头沉思许久，再问赵元侃是否可行，寇准只回了一句“非臣所知也”。这个版本里的寇准，简直是恪守臣道的典范，从头到尾都在刻意避嫌，不肯沾染半分定策的功劳。

可元朝官修的《宋史》中，同一个场景之下，寇准的回答却变成了“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看似依旧谨慎持重，实则已经明确附和了太宗的想法，根本不是完全置身事外。
而更早成书的《寇莱公遗事》中，记载更是天差地别，里面写太宗强行要求寇准给出具体人选，寇准最终直言“臣观诸子皇孙，无不令美，至如寿王，得人心深矣”，直接把定策的首功安在了寇准的头上。三个版本，三种截然不同的寇准形象，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的真相？
其实要读懂寇准的真实立场，根本不用纠结他到底有没有亲口说出赵元侃的名字，只要看懂他那句“谋及妇人宦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便会发现他的态度早就昭然若揭。

对于皇帝来说，他选择继承人，其实越是很多人支持的，越他不想要。就像著名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当所有人都支持八阿哥的时候，偏偏证明了八阿哥已经被推到了康熙的对立面上，他注定是要被踢出去的了。放在这里也一样，当所有人都支持赵元佐的时候，对于一个还健在的皇帝来说，那么他就是非常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寇准一针见血的非要支持赵元侃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