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兰：忆恩师王玉哲先生二三事

2005年5月8日，在恩师王玉哲先生的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简约而深刻地道出了我的心声——“学界悼巨擘，弟子哭名师”。作为宅心仁厚的长者和学富五车的名家，恩师生前严以律己、厚以待人、春风化雨育后生的大家风范，伴随着深深的怀念，一幕幕涌上心头。

我是1978年“文革”后王先生招收的首届硕士研究生。由于大学时代赶上许多政治运动，大三搞“四清”,大四参加“文革”,所以，我与同时代的其他本科毕业生一样，实际上只是学习了一些基础课，选修课一门未上，毕业论文更是无从问津。况且，时年我已35岁，家中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缠身。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读名师，一开始真是心里没底，忧心忡忡，如履薄冰。王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忧虑，便鼓励我说：“只要坚定信心，刻苦攻读，定能学有所成。”他根据我的具体情况，指导我将学研重点定位于“三代”之后的春秋战国时代，还特别指点，要先将《史记》、《左传》结合起来阅读，然后再通读诸子，才能逐步进入角色。就这样，在先生热忱而耐心的教诲和指导下，我的内心渐趋平静。经过夜以继日的不懈努力，到研二时，我对先秦、尤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资料和研究状况已经开始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并在研二下学期写出了平生第一篇先秦史论文—《试论商鞅变法中的赋税改革》。先生看过初稿后，先是肯定我有新见，同时又指出了不足。他对我第二稿中不尽如人意之处，还亲自动笔修改，然后高兴地说：“送到《南开大学学报》去吧，我看可以发表。”在先生的勉励下，我鼓足勇气将稿子投了出去。不久，果真如愿以偿，被采用了。

当拿到载有我论文的《南开大学学报》时，我的激动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不易呀，我这位几近半路出家的大龄女弟子，终于由先生手把手地教会了写作历史学、而且是难度较大的先秦史方面的学术论文。

可是，首篇论文仅仅是就一个小范围内的问题发表见解，寥寥六七千字而已，而硕士毕业论文必须要驾驭重大论题，而且字数要在数万以上，要求相当高。我能写好吗?而且，由于当时的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促使我选择了“商鞅变法”这一自汉以来就不断有人潜心研究的课题，作为后来者，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发前人之所未发呢?当我心怀忐忑地向先生谈了自己的想法时，先生却从容言道：“学问从来是无止境的，不管是有多少人研究过的问题，后人总能根据新的时代眼光找出新的研究角度来，更何况，《睡虎地云梦秦简》刚刚出版，你可以利用前人不曾看到过的资料再辟蹊径!”先生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信心倍增。于是，我一鼓作气，从南开到北图，把当时所能找到的中外研究“商鞅变法”的文章尽数搜集起来，结合我所看到过的各种原始资料，仔细研读，还真是发现了许多遗阙，从而也就找到了创新的空间。尤其是《睡虎地云梦秦简》中许多涉及秦的土地、人口、税收制度等方面内容的简文，确系前人所未知、未涉，正好为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全新的佐证。此后，在先生悉心指导下，一篇数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商鞅变法的性质和作用新探》顺利脱稿，在通过了格外庄重严格的论文答辩之后，看得出先生对他“文革”后的第一位女弟子圆满完成学业颇感欣慰。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人感动。当时，为了展现国内首届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和成果，江苏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历史学研究生论文集，其中专设《中国古代史》分册。当编辑向名校名师约稿时，恩师为了检验自己弟子在全国同期毕业生中的水准，便把我的论文推荐了上去。出版社在对全国各地推荐的几十篇论文进行严格筛选后，决定录用我的论文。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消息传来，师徒尽欢。因为，先生能将一个刚入学时对先秦史尚涉猎甚浅的弟子，仅历时三年，就培养成在该领域可登堂入室的学人，不能说不是其呕心沥血教诲有方的硕果。后来，听就读于先生门下的师弟们说，先生为了激励他们走向成功，每每向他们提起我，说我靠刻苦攻读而赢得了短时期内的有所长进。其实，我内心清楚，没有先生因人而异的高明指导，只靠个人的刻苦，恐怕会事倍而功半。遇上这样大仁大智的好导师，真可谓三生有幸。

毕业后，正是凭借读研时在先生栽培下积累起来的一点功底，再加上自己在工作中的持续努力，我的论文写作水平和发表频率不断提高，有的论文在国内还产生了一点影响。譬如，1987年，我的《战国七雄改革成败得失散议》一文发表后，就被《新华文摘》以封面黑体字标题全文转载。此后，我的《战国时代国家授田制的由来特征及作用》、《论创建华夏礼乐文明模式的周公改革》、《汉初人才问题与汉武帝隆儒抑老之策》等文章也先后被多刊转载。我还陆续参编、主编了几部著作，出了专著,其中《修身、治国、平天下新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现代价值》已被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三次再版。对我在事业上的些许进步，先生总是及时给以鼓励，还每每针对我的不足，给以善意的点拨。从先生身上，我不仅学到了学问和如何做学问，更学到了如何做人。死守善道、终生为仁，便是我在先生熏陶下形成的价值准则。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先生对我恩重如山，因此，每逢过年过节或先生的生日庆诞，我和其他弟子们都要去看望先生。先生对时事的明察、对人生的达观、对学问的严谨、对弟子们的关爱，总让人从内心流淌着无限的感佩之情。

现在，93岁高龄的恩师溘然谢世，离我们而去了，可他那作为一代宗师的高风亮节，却令后学高山仰止，难以忘怀。对我来说，尤其是他那春风化雨般循循善诱育后生的大家风范，将永远铭铸于心田。“是真名士自风流”,愿先生的名师风范万古流芳，长存天地。

来源：《仰止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