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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燕公子
湘雅女研究生坠江事件,在舆论关注多日之后,又浮现出两条值得细谈的新信息。
一条是医院院长的回应。涉事医生谷某萍的门诊停诊,媒体就此询问院长雷某华,院长的回答耐人寻味:
“谷医生并没有被停职,只是因本人受到很多来自社会的骚扰,所以暂无法开展工作。”
另一条是关于坠江研究生孙同学的学术成果。有媒体发现,孙同学曾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中华神经科杂志》发表论文,而其导师谷某某的名字,则被放在最末尾。
先说雷院长的回应。他那番话里最值得琢磨的,是“骚扰”这个词。医院领导用这个词来形容社会公众的关注,传递出的信息量不小。
什么叫骚扰?骚扰是指无端干扰、恶意打扰。院长用这个词,等于直接把外界的舆论监督、媒体追问、公众关切,都划到了一个负面范畴。
它意味着,虽然调查结果还没出来,但至少在医院的层面,已经对这件事有了内部定性:谷某萍个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们外界这些毫无边界感的人,也就是舆论。
其实,在很多类似的公共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护犊子”式的反应:管理层面对外界时,展现出一种高度一致的、对内庇护的姿态。
这让人感到熟悉,也更感到遗憾和失望。
再来说说孙同学的论文署名情况。
首先我们要确认的是,《中华神经科杂志》是国内的顶级医学期刊,是目前全国神经疾病学界公认的反映我国神经疾病科学研究和临床进展的最高级学术刊物。
孙同学能在这个级别的期刊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意味着从课题设计、数据收集,到实验操作、论文撰写,这一整套核心工作,大概率是她自己主导完成的。
别说研究生,很多博士生都做不到这一步。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说,孙同学在学术上绝对是过硬的,是非常优秀的,这无可争议。
而她把名字放在第一,把导师放在最末的这个举动,似乎就有一些解读空间了。毕竟我们都知道,学术圈存在潜规则,有些“懂事”的学生,会主动把导师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
但实际上,把导师放在最后“通讯作者”位置的情况其实很常见。一篇论文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作者”和最后的“通讯作者”。
“第一作者”往往是对论文作出最主要贡献的人,通讯作者是指在论文发表过程中负责与期刊编辑部、审稿人以及读者进行沟通的作者,通常是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或主要指导者。
还有一些顶级期刊也会明确规定,作者必须按贡献大小排序,第一作者就是核心贡献者,最后一位的通讯作者同样重要,只是角色不同。
所以署名事件还真的不必过度解读。只需正视事实就行了:这位年轻的研究生,用扎实的学术成果证明了自己的优秀。而如今,她已经永远离开了。
这几年,规培生、研究生自杀的消息接二连三传来。每一次都让人心里一沉,每一次都会引发一阵讨论,但讨论过后,似乎又没什么改变。
这些年轻人,很多都和孙同学一样,优秀、努力、有追求。他们本该是医学的未来,却成了悲剧的主角。
一把“对口儿生产”的钥匙打不开门,可能是钥匙的问题;如果十把钥匙都打不开同一扇门,那恐怕得想想,是不是门本身有问题。
同理,一个年轻生命的消逝,我们可以说是个人心理脆弱;两个三个,我们还可以说是偶发事件。
但当一个又一个优秀的年轻人选择以这种方式离开,我们就必须好好想一想了。
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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