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毫无疑问，哈贝马斯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德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而且这里无需加上“之一”。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通过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将民主和世界秩序深深嵌入德国人的政治想象之中。二〇一九年哈贝马斯九十岁生日时，法兰克福大学举行了连续多日的庆祝活动，哈贝马斯亲临校园，在主校区最大的讲堂里做了三场演讲。彼时我还是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博士生，曾在层层叠叠的人群之外远远望见这位“救世主”般的人物。
哈贝马斯幼年曾患有兔唇裂颚，后来虽然通过手术得以治愈，但发音依然含混，德国人也很难听清他的口语。即便如此，那三场演讲依然引得狂热追捧，讲堂大楼里的楼梯和大楼外的广场上都站满了学生和慕名而来的社会人士。
法兰克福大学素来有政治宣讲的传统，学者们通过公开演说将自己的理论和主张传播出去，将“批判的武器”化作“武器的批判”。一九三三年康托洛维茨（按：德国专研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在法兰克福大学做了一场批评纳粹党及其青年追随者的演讲，引来了青年学生的愤怒和报复。后来康托洛维茨逃亡美国，在一九五七年出版了《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
在这本书中，他写道，中世纪的国王都有两个身体，一个是有形的肉身，一个是无形的政治躯体，而现代主权国家通过献祭国王肉身超越了这种国王双身状态。显然，这是一种前现代与现代的转换。而哈贝马斯关注的是如何超越现代民族主权国家，进入规范性的国际宪政主义——我将之称为“哈贝马斯的两个身体”。
二战后西欧在经济一体化上取得的成就使哈贝马斯相信通过扩大的交流与沟通欧洲将完成自我认同的建构、强化对外行动力。在二〇〇三年哈贝马斯发表《论欧洲的复兴：首先在核心欧洲捍卫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其中写道：“在未来的欧洲宪法范围内，不允许、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分裂主义。前进并不意味着排斥。
哈贝马斯在二〇一四年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依然谈道：“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在面对市场时已然失去的谈判能力，只有通过超国家层面的重组才能再次获得。在我看来，欧洲福利国家唯一的救赎之路，就是经由统一货币迈向政治联合。”
哈贝马斯同时看到了俄乌战争对欧洲宪政主义有一种双重作用：哈贝马斯将欧洲认同视为欧洲整合的关键，而今天，欧盟更紧密站在一起的情感正是从对俄罗斯的“令人忧虑的情感中产生出来”。但这场家门口的战争分裂了欧洲民意——极端民粹主义趁此风潮在选举中攻城夺地。在二〇二四年欧盟议会选举、法国议会选举、奥地利议会选举和德国东部三个联邦州的议会选举中，更加关注民族国家利益的极右翼政党都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这世界已经日益是一个政治家的世界，而且是一个由越来越不具备领袖资质的政客们组成的世界。那前一个身体：民族国家的现实，正磨刀霍霍、卷土重来；后一个身体：国际宪政主义，正身陷泥泞、步履蹒跚。中世纪的国王们献祭了自己的头颅，完成了对有形肉身的超越，让位于现代主权国家；现代主权国家又将如何献祭自己，来实现自我超越？这是哈贝马斯的理想，也是哈贝马斯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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