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先民多高？寿命多长？为啥两个女人合葬？这篇文章都涉猎

在牛河梁遗址，考古专家发现了大量红山先民的遗骸。通过对这些遗骸的分析，我们得以一窥他们真实的身高、样貌和寿命。

值得注意的是，夭折的婴儿和少年并没有资格葬入牛河梁的墓葬，因此墓中埋葬的基本是自然死亡、寿终正寝的成年人。最初检测显示，这些男性红山人的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9.85岁，女性约为35.24岁。但这还不是他们的真实寿命。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因为牛河梁出土的尸骨保存状况较差，专家只能依靠牙齿磨损程度来推算年龄。而红山先民的食物粗糙，牙齿磨损非常严重，这样推算出的年龄，比实际寿命要高出5岁左右。

按这个标准重新计算，红山男性的实际平均寿命大约是34.85岁，女性是30.24岁。如果把那些早夭的未成年人也算进去，红山人的平均寿命还会更低。

位于辽宁朝阳凌源市的田家沟遗址，属于红山文化晚期，这里发现了40多具红山人遗骸。专家分析后发现，这些先民几乎都疾病缠身，生活质量很差。其中一位40岁男性的遗骸很能说明问题。

检测显示，这名男性天生胸骨发育异常，左右不对称。这种先天疾病会压迫他的心脏和肺，导致他稍一活动就气喘心慌，耐力特别差，严重时还会胸闷、呼吸困难。长此以往，还可能引发肺心病、脑供血不足等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病根本无法医治。

此外，他的肱骨（大臂骨）还骨折过，因为没有及时医治，骨头错位愈合，导致胳膊无法承受重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他的骨骼上还留下了椎间盘突出、隐性脊骨裂、关节炎、骨肿瘤等多种疾病的痕迹。口腔问题也很严重，40岁就有牙齿脱落，还伴有智齿横生、牙根发炎等情况。而这还只是能从骨头上检测出来的病，那些看不见的内科疾病，可能也一直折磨着他，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说完寿命，再看看红山人的身高。虽然生活在北方，他们的身高并不突出。检测显示，牛河梁遗址的红山男性平均身高165.64厘米，女性平均身高161.93厘米。

根据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目前我国18至44岁男性平均身高169.7厘米，女性158.0厘米，男女身高差距为11.7厘米。而红山男女的身高差距只有3.71厘米。

这一对比很有意思。红山女性其实相当挺拔，在身高方面几乎能与男性比肩，这打破了很多人对远古女性的刻板印象。至于红山女性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当地水土好、劳作方式的影响，还是族群遗传？目前还没有定论，需要专家进一步研究才能揭开谜底。

在牛河梁遗址，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墓葬，里面安葬着两位女性，年龄相差十岁左右。她们几乎头骨相对、脸庞相望，以一种极为罕见的姿势合葬在一起。

这座墓葬位于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南侧，考古工作者给它编了个号：N2Z1M27。它的特殊之处一眼可辨——其他墓葬要么单人葬，要么合葬者摆放规整，唯独这座墓里的两位女性，遗骨摆放得格外不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郑重与神秘。

1994年9月，考古人员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才将这座墓完全清理出来。主墓室内，一具保存完好的女性遗骨仰面躺卧，头西脚东，姿势规整。她年龄约30岁。

在她的头部左侧、左肩上方，静静躺着一件精美的玉器——通体暗绿，形似勾云，线条流畅，做工精细，长28.6厘米、宽9.8厘米，在同类玉器中堪称大器。有学者认为，这种勾云形玉器实为权杖的象征。若果真如此，这位30岁女性生前地位必定不凡。她的左手腕上还戴着一只淡绿色玉镯，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然而，她的遗体摆放位置却有些反常——并没有居于墓室正中，而是头顶上方空出一片空间，下肢甚至伸到了墓室之外。

更令人诧异的是，在她胸部南侧，紧挨着一个用石块砌成的小龛，长约半米。龛内整齐堆放着一堆人骨，经鉴定，属于另一位女性，年龄约40岁。这是典型的“二次葬”——即人去世多年后，后人将其遗骨捡拾、重新安葬于此。在史前时期，二次葬并不罕见。

真正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狭小的龛室内，那堆二次葬遗骨的上方，端正地放置着这位40岁女性的头骨，头骨面朝东方。而这个小龛，恰好紧邻30岁女性的头部。于是，一幅奇特的画面就此定格：两位女性，几乎脸对着脸，仿佛在凝望彼此，跨越千年，默默相守。

这种刻意而为的安葬方式，让考古工作者也百思不解。

她们是母女？姐妹？还是师徒？年龄相差十岁，却以如此亲密而郑重的姿态相伴长眠，究竟是出于怎样的情感与信仰？

直到今天，专家学者们仍未能给出确定答案。这成了红山文化中一个未解之谜，等待着后人继续探寻。

而这样的谜团，在红山文化研究中并非孤例。它们也不断引发更深层的追问：那个时代的红山先民，社会结构究竟是怎样的？他们是否已经告别了原始的平等，开始有了亲疏远近、高低尊卑？在婚姻与血缘关系上，他们处于怎样的阶段——是已知父系，还是仍停留在“只知其母”的年代？

在红山文化诸多标识中，女神头像无疑是最为人熟知的一个。

从女神庙出土的残件来看，这尊头像并非孤零零的一张脸，而是完整人像的一部分。那么，这尊女神究竟以何种姿态示人？是站立，还是端坐？种种证据指向后者——她大概率是坐着的。

这个结论并非凭空猜测，而是有多重线索支撑。

首先，是手的“动作证据”。女神庙遗址出土过两件手部残件，大小不一，却有一个共同点：手掌均呈向下按压状，仿佛按在某个平面上。这种姿态，与端坐时双手搭于膝上、或置于身前台面的动作高度吻合。手不会说谎——这个细微的动作，为推断女神姿态提供了第一条线索。

如果说残手是“动作证据”，那么腿部残块就是“姿态证据”。在女神庙旁的冲沟里，考古人员发现了数块塑像腿部残片，尺寸不小，且大腿与小腿明显弯曲。这是坐姿的典型特征，为坐姿说增添了有力佐证。

更关键的发现来自女神庙“南单室”。试掘中，考古人员不仅发现了大型人像盘腿而坐的间接痕迹，还在人像残件旁找到了方形土台的残块。这个土台会不会就是人像的“座位”？这个可能性，让坐姿的推测又多了一层支撑。

当然，要确定女神姿态，不能只看牛河梁一地，还得放在整个红山文化背景中考量。

距离不远的东山嘴遗址，同样属于红山文化晚期，恰好提供了重要参照。这里出土的一件残破陶塑像，呈现清晰的盘腿打坐姿势。这种一致性绝非巧合，更像是红山文化祭祀人像的固定样式。有此参照，牛河梁女神像为坐姿的判断，就更加可信了。

东山嘴遗址还出土了两尊小型孕妇塑像，它们展示了另一种坐姿。从正面看，很容易误以为是站姿，但从侧面观察就能发现破绽：上身微微前倾，膝盖弯曲，臀部与大腿间呈近90度角——这完全不符合站立的平衡规律，反倒像是“靠着东西坐着”。更关键的是，塑像臀部后方留有支撑物的痕迹，说明它们原本就是倚靠在台座或祭台上的坐姿形象。这个发现不仅纠正了“站姿”的误判，还揭示了红山祭祀人像的另一种坐姿形态。

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画面就清晰了：女神庙残手的“按压动作”、腿部残块的“弯曲形态”、南单室的“盘腿痕迹”，加上东山嘴遗址的“坐姿传统”作为文化参照——多重证据指向同一个结论：牛河梁女神像，是坐着的。

当然，考古研究讲究严谨。她究竟是像东山嘴那件中型塑像一样盘腿端坐，还是倚靠某物半坐？她的“座位”具体是什么形制？这些更精细的谜题，还需要等待未来的发掘与研究成果，才能一一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