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有一块地盘，由上海管理，每年产出100多亿元

1966年3月的一天清晨，徐州北站的站台还笼着薄雾，一群身着蓝色工作服的上海工程师拎着图纸跳下硬座车厢。领队刘师傅拍拍身上的尘土，对旁边的沛县向导说了一句：“煤在哪儿？咱们得快点儿找到它。”彼时谁也没料到，他们脚下这片平坦的黄土地将被纳入上海的行政体系，变成后来人称“小上海”的大屯矿区，更没想到它能在半个世纪后每年创造超百亿元产值。

那批从黄浦江畔出发的勘探队伍，是上海向北寻煤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承担全国最大工业城市的角色，钢铁、机械、纺织、化工全面扩张，对动力煤的胃口越来越大。数据摆在面前：1953年上海每年用煤不足800万吨，到了“二五”计划收尾时已逼近1400万吨；而上海市内可采煤储量却不到一千万吨，且分布零散。煤轮日夜穿梭吴淞口，一旦外部供应紧张，电厂限电、工厂减产的警报就会拉响。煤炭，对这一座沿海城市来说，堪称“命门”。

同一时期，徐州地区的地质队却在沛县北部不断钻取岩芯。1958年，编号为“ZK—44”的钻孔取出30多厘米厚的优质焦煤岩芯，一下子点燃了地矿人员的兴奋。初步估算，埋深两三百米的煤层总量超过20亿吨，且灰分低、发热量高。交通条件也让这片煤田显得格外诱人：京沪铁路、陇海铁路交会于徐州，微山湖水路可直下长江，连公路都能向东一路通到上海虹桥。对于急缺资源的上海而言，这几乎是老天送来的“及时雨”。

1969年冬，上海市政府将一份名为《请求支持上海建立外部燃料基地的请示》送到国务院。申请的核心并非行政辖区调整，而是一条颇具创造性的思路——由上海出人、出资、出技术，在沛县划出一片“上海直管区”，专门开采煤炭，产品优先供应上海电厂和钢厂；税收关系、劳动力管理与户籍政策则延用上海体系。1970年初，国家计委、煤炭工业部联合批复同意，这便是“上海大屯煤矿建设项目”的正式起点，也让“大屯——上海飞地”成为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一次颇具实验色彩的尝试。

大屯矿区的规划面积245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1971年8月第一道竖井开凿前，上海方面已把行政架构搭建完毕：公安分局、人民医院、子弟学校、供销社、影剧院、菜场，一应俱全。十几万建设者陆续进驻，他们拿上海户口、用上海粮本、孩子念的是上海课本，连菜场的规矩都带着弄堂味——早晨七点开门，十点准时收摊。沛县本地人第一次见识到外地“移民”自带完整城市功能的排场，既新鲜又疏离。

事实上，沛县并非偏僻乡镇。刘邦当年在这里做过泗水亭长，县城周围水网纵横、鱼米丰盛，民间自嘲“靠天吃饭，可水路通京沪”。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比起粮棉油，煤炭更紧俏。大屯矿区投产后，年产量从最初的30万吨一路攀升到1980年的400万吨，上海火力发电厂的标煤中，有近一半来自这座千里之外的“口袋”里。沛县为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资源税分成和基础设施配套，一条专用铁路把县城和矿区紧紧系在一起，道路、桥梁、变电站也随之升级。地方关系虽非一帆风顺，却在现实利益的牵引下渐趋和缓。

文化摩擦不可避免，却也暗藏机缘。初来乍到的上海职工吃不惯当地面食，逢年过节思念家乡小笼生煎；沛县人反倒对“水里游的”鲜有兴趣。没几年，矿区小餐馆里就冒出了红烧划水、清蒸白鱼的沪味做法，而老街上的饭店则开始在菜单上标“麻辣油焖龙虾”。一来二去，双方筷子上的界线模糊起来。一位叫老裴的司机打趣说：“以前不喝白酒的上海老哥，现在一口闷得比咱还横。”这句话至今仍在矿区茶馆里被传为笑谈。

真正的考验来自井下。大屯煤田埋深大、水害重，1974年二号井曾突涌3万立方米涌水，数百名矿工被困井下。抢险间隙，有人对上海来的总工程师鲍启文喊：“鲍工，咱们这是顶着洪水取黑金啊！”鲍启文只是点点头：“宁可自己苦一点，也不能让上海工厂停火。”在那段“保发电”等同于“保大局”的年代，这句朴素的誓言透出浓浓时代味道。

时间来到1983年，大屯煤矿从上海市划归煤炭工业部直属，标志着地方试点完成任务，企业纳入国家能源战略版图。十年磨一剑，产量突破700万吨，井下综采机械化率快速提升，煤质在全国焦煤市场名列前茅。随之而来的，是管理体制的再一次变革——1997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劲头最足的中层干部平均年龄刚过三十五岁。

1998年归属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集团（即今天的中煤能源），使大屯具备与国际接轨的窗口。1999年，大屯煤电作为主发起人设立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进军资本市场铺路。2001年8月，“上海能源”股票在沪市挂牌交易，首日成交额突破10亿元。上市后的头三年，企业加速横向扩充：微山湖畔两座2×350兆瓦坑口电厂并网，配套铁路专用线延伸至京沪干线，甚至收购了安徽一家氧化铝厂，产业链从“挖煤—发电—制铝—运输”一条龙打通。

2011年营业收入突破101亿元，2018年资产总额超160亿元，“小上海”已非昔日井口小镇。矿区中心广场矗立着一块黑色焦煤雕塑，底座数字写着：年产煤1200万吨、年发电80亿度、铁路运量1300万吨——这些数字背后，每个环节都与上海的钢铁、电力和化工企业高度对接。也正因为此，外界才说大屯是“江苏籍，上海管，服务全国”。

对沛县财政而言，大屯更像一条源头稳定的大河。公开资料显示，矿区税收加利润分配长期贡献县级公共预算四至五成，其溢出效应带动周边装备制造、餐饮服务，间接就业规模超过4万人。本地一位退休干部曾半开玩笑：“要不是这堆煤，县里可能得多种几年水稻。”话虽不无夸张，却折射飞地经济对区域发展的驱动力。

“飞地”这个词并不限于能源领域。北京在河北境内建设的首都机场跑道延长区，深圳在惠州大亚湾投资建立的石化基地，都是各省市为资源或空间而做出的异地布局。不过，与这些区域管理主体和属地政府的“合作”模式不同，大屯在上世纪70年代就确定“户籍、教育、警务”全属上海体系，直到今天矿区派出所户籍簿首页的上级栏依旧写着“上海市公安局”。这种涵盖行政、经济、生活多重维度的“全配套飞地”，国内寥寥可数。

资源有枯竭的一天。根据最新可查可采储量测算，大屯主力井田可再开采年限约二十年。企业早在2015年就启动转型，关闭老旧采区，向绿色矿山、智慧矿山过渡。矸石回填、井下充填采煤、矿井水再利用，项目一项项落地。微山湖北岸原先堆满煤渣的弃土场，如今被坦平种上水杉，不挂招牌也已成附近钓友的“野生公园”。沛县地方政府亦顺势发展装备制造和文化旅游，以降低对煤炭的依赖。

对于上海，这块异地矿山的意义逐渐从“能源保障”转为“体制试验”与“产业协同”。当年那份国务院批复里，清晰写着“跨省市共同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之试点”，大屯完成了它的任务：在计划经济末期，它让一座缺煤的沿海城市稳住了工业基座；在市场化浪潮中，它又给国有能源企业提供资本运作的现实范本。如今电力负荷高峰时，上海电网调度员仍能在屏幕里看到来自大屯电厂的一抹耀眼绿线，五十年不曾中断。

“我们挖的不只是一吨煤，更是一座城的心脉。”今年矿区50周年座谈会上，一位白发斑驳的老矿长提起当年进场的那趟列车，话音不高却震住全场。沛县与上海，也因这条心脉紧紧连在一起。几年后当主井停风、提升机封存，大屯矿区或许会彻底变身新能源和现代物流基地；矿灯熄灭，但那段交织了迁徙、协作与坚守的历史，已深深嵌进苏北与江南共同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