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病菌、观念与社会： 病菌如何影响现代生活

《病菌、观念与社会：

病菌如何影响现代生活》

本书不仅是一部医学社会史，更是一部关于观念如何改造社会的启示录。它提醒我们：人类与微生物的关系，始终是科学认知、文化习惯与社会权力交织的战场。

Part 1

内容简介

本书深刻揭示了“病菌观念”在美国的兴起与普及并非简单的科学知识传播。它远非枯燥的科学发现史，而是一场席卷厨房、客厅、公共场所乃至国会的深刻革命。我们从本书中可以看到公共卫生斗士如何像推销员般“兜售”健康理念；广告商如何利用恐惧推销从白瓷马桶到冰箱的“抗菌神器”；家庭主妇又如何肩负起“微生物战士”的重任，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从禁用共饮水杯的激烈争论，到“短裙运动”的胜利，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在为“无菌”而战。

然而，这场革命是柄双刃剑。它挽救了无数生命，催生了现代卫生设施，但也放大了对“污秽”的恐惧，将偏见烙印在移民与穷人身上，更让“清洁”成为一种昂贵的社会资本。

Part 2

作/译者简介

作者：南希·托马斯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于“大众如何理解身体与疾病”，并且出版了多本相关书籍。

译者：张英杰

贵州贵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笔译专业，译有《奥斯曼的宦官》《地心说的陨落》《母乳主义》等。

Part 3

目录

前言： 往昔的疾病记忆

引言： 病菌观念

第一部分 病菌观念兴起（1870—1890）

第一章 病菌理论的先驱

第二章 白冢57

第三章 病菌企业家

第二部分 病菌观念获胜（1890—1920）

第四章 科学实验的信徒

第五章 “结核病教”

第六章 驯服病菌

第三部分 病菌观念实践（1900—1930）

第七章 美国人的抗菌意识

第八章 肮脏的代价是死亡

第九章 双刃剑

第四部分 病菌观念退场

第十章 热情消退

后记： 艾滋病时代的病菌观念

注释

致谢

Part 4

精彩书摘

引言： 病菌观念

1989年，某女子写信向专栏作家安·兰德斯（Ann Landers）征求建议。她的未婚夫执意邀请一位患艾滋病的朋友参加婚礼。虽然她知道没有哪位宾客会因为跟此人共处一室而感染艾滋病病毒，但她还是忧心忡忡：“万一有谁不小心用了他的餐叉，或者和他共用一个杯子呢？万一他对着桌子打喷嚏，或者亲我一下表示祝贺呢（但愿他千万别亲我）？”这位准新娘担心，如果有位宾客是艾滋病人的消息泄露出去，其他宾客就不敢来参加她的婚礼了。

面对大众对艾滋病病毒的忧虑时，许多公共卫生专家都有些不耐烦。安·兰德斯也不例外，她给了这个困惑的女人一句没好气的回复：“你需要自学一下相关知识。”兰德斯的观点当然没错。公共卫生专家所说的“偶然”接触并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偶然”接触指的是病人与健康人之间的非亲密接触。然而，尽管专家一再做出保证，很多美国人依然担心，只要以任何形式接触到艾滋病人，甚至只要接触到他们碰过的物品，就会染上艾滋病。人们坚定地认为偶然接触有危险，这种成见给那些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造成了难以形容的痛苦与残忍的伤害。

本书无意为这种残忍的伤害辩解，但仍试图去理解众多美国人在面对艾滋病肆虐时感到的恐惧。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同性恋的憎恶和种族歧视，但这种恐惧反映的不仅仅是无知、非理性或者偏见。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源于一些基本观念，这些观念涉及传染及其与某些行为和物品的联系——就连最开明、最仁慈的人也抱有这样的看法。艾滋病患者和那些关爱他们的人也害怕看似稀松平常的接触会传播这种疾病。本书探究了这种集体恐惧感产生的过程和原因。

上文中的那个准新娘在表达她对餐叉、杯子、亲吻的担忧时，也在不经意间证明了我所说的“病菌观念”，即认为微生物会引发疾病，而某些防御行为可以避免微生物的侵袭。如今的我们知道有许多种类各异的生物体能够引发疾病；这些微生物俗称为“病菌”，实际上包括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寄生虫、真菌等。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涉及病菌存在的观念是得到最广泛认同的指导日常生活的科学准则之一。尽管还有一些人可能对于特定微生物与特定疾病之间的联系存在分歧，但基本观点很少受到质疑： 病原微生物能够引发疾病。就像万有引力定律或者日心说一样，所谓的病菌理论也带有永恒而普遍的真理光环。

因此，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 要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感官无法察觉的病原体，并避免与他人产生某些形式的接触——比如要避开他人的喷嚏、咳嗽、粪便等，从而防止感染病菌。家长、老师、卫生专家、广告商都在不断强化这样的观念： 洗手、冷藏食物等做法有利于保持身体健康。生活中有太多规避病菌的习惯做法，这些做法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真理，所以我们甚至不太记得是什么时候或者从哪里学来的。

然而，我们的病菌观念以及对病菌的恐惧是相对较晚才形成的，远远谈不上“永恒而普遍”。就在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还不知道传染病的病原是微生物。人类的身体和家园、空气和食物中都存在着大量微生物，其中一些微生物还相当危险——这在如今的我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但在从前，只有通过悉心的讲解，祖辈们才能明白这一点。美国人是如何开始相信病菌确实存在的？这种认识又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以上两个问题即为本书的主题。

要想了解这种改变的程度有多大，最好的办法就是考察19世纪末之前普通美国人对疾病的看法。早在病菌理论得到普遍接受之前，美国人就已经意识到，患有天花、黑死病等疾病的人会散发出某种无形物质，这种物质能让其他人也患病。人们普遍认为，病人呼出的气体以及他们的皮肤、排泄物和衣物中都有可能藏着疾病的“种子”，这些“种子”会传播到健康的人身上。但在那个年代，这种传染物质的性质还是个谜。有许多疾病可以在与病人没有任何已知接触的情况下传染，这一事实让很多医生怀疑有一种存在范围更广、能在空气中传播的传染源。这一观点常被称作“瘴气”理论。

19世纪的多数美国人对天花或霍乱患者避之不及，却不怎么在意可能致病的偶然接触，也不太关注水和食物的污染，而今天的人则会为了健康而规避这些接触和污染。那时候的美国人在家与亲人同床，在旅馆和陌生人共枕，不会去深究同床者的健康状况。他们与别人交换使用梳子、发刷甚至牙刷，用嘴和自己的勺子给婴儿喂食，完全意识不到这些做法有什么危险。他们咳嗽、打喷嚏、吐痰时，全然不顾这样做是否有损周围人的健康。他们在储存食物和做饭时，也不怎么担心食源性疾病。他们喝的是未经过滤的井水和溪水，还经常共用水瓢或水杯。此外，他们在夜壶和户外厕所中大小便，很少在意排泄物是否会污染社区的供水系统。

诚然，早在学者提出病菌理论之前，已经有一些美国人开始避免随意接触他人的身体，但他们这么做并非为了预防疾病。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一些礼仪书提出了个人清洁方面的建议，并禁止那些追求社会地位的人随地吐痰或咳嗽。到了18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美国人开始培养清洁的习惯，以增进自身的幸福安康，塑造一个讨人喜欢的社会形象。对文雅和礼貌的追求——而不是对疾病的恐惧——推动了一场清洁革命，这场革命始于殖民地的精英阶层，随后逐渐扩展至城市中产阶级。

尽管美国人越来越注重使用肥皂和水保持清洁，但在南北战争之前，很少有美国人担心日常的感染风险，除非是在疫情时期。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19世纪中期之前，被医生和非专业人士归类为具有传染性的疾病相对较少。我们现在知道的许多常见传染病在当时都被视为体质性疾病，也就是说，当时的人认为这些病是由不良遗传和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引起的。肺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现在知道，肺痨就是肺结核。此病在19世纪的前六七十年里极为普遍： 每四例死亡中，可能就有一例死于肺结核，而且死者以年轻人居多。直到19世纪80年代，人们还普遍把肺痨归因于肺部的遗传性缺陷，并认为这种缺陷会因为过度劳累、气候潮湿、感冒久拖不治、酗酒等问题而恶化。当时的患者完全不知道，他们吐痰或咳嗽时喷出的飞沫中带有导致这种疾病的细菌。

人体分泌物中含有可能致命的物质，而从前的美国人对此缺乏认识——回想起来，这种无知让人不寒而栗。爱德华·特鲁多（Edward Trudeau）医生是美国最早相信结核病菌理论的人之一。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在19世纪60年代，他曾照顾患肺痨的哥哥，一直到哥哥去世。爱德华在一个闷热而封闭的房间里照顾哥哥，夜里就睡在他旁边，以便随时提供帮助。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数周，而爱德华并未意识到自己面临的风险。医生嘱咐爱德华把窗户关紧，然而这样做恰恰增加了他感染的概率。哥哥去世几年后，爱德华也患上了肺痨。直到1882年，当他读到罗伯特·科赫发现结核杆菌的消息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忠心陪护弥留之际的哥哥而被感染了肺痨。

病菌理论普及之前的卫生标准与现在截然不同——这一点可以明显地从食品处理方式看出来。如果按照过去的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惯用的方式处理食品，必定会频频出现微生物污染： 他们让牛奶暴露在空气中，任由苍蝇光顾；在非恒温条件下储存易腐食品；还把剩菜留在桌上，等到下一顿继续吃。当时的人们尚不了解“健康带菌者”这一概念，一些看上去健壮的厨师和服务员无意中就把伤寒等疾病的病原微生物传染给了顾客。

即便时至今日，食物中毒也难以预防。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很难想象19世纪的美国人患食源性疾病的频率多么高。这里仅举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例子： 1891年，在肯塔基州林登市的一场婚宴上，60多人出现严重的肠胃病症状，其中包括新郎在内的6人死亡。人们怀疑是一个被新娘拒绝的爱慕者用砒霜毒害了众人，于是展开了全面的医学调查。原来罪魁祸首是鸡肉沙拉——鸡肉是婚礼前两天烹制好的，用来做沙拉之前一直放在鸡汤里，在室温下储存。

我们现在知道，某些做法有可能传播致命疾病，而在19世纪中期之前，人们对此尚不了解。这种无知体现在当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那时候，美国人既不会把偶然接触或食品污染视为无处不在的传染源，也不会认为要预防传染就应当持续不懈地约束自己的身体和家庭。由于缺乏这种认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城市，彼此住得更近，并且依赖共同的水源与食品供应，伤寒、肺结核等传染病的致死率便陡然上升。

原因不明的发热以及消耗性疾病造成的威胁愈发严重，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或族群可以安然无恙，就连英裔美国人社会中最有权势和威望的人物也不例外——让人敬畏的临终病榻前的场景于他们而言并不陌生。例如，林肯总统夫妇的爱子威利就是被伤寒夺去了生命，而当时的林肯已经因为南北战争而疲惫不堪；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和长子都是伤寒的受害者——丈夫不幸丧生，长子也差点殒命，女王为此悲痛欲绝；未来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妻子死于分娩，他的母亲也因伤寒而死。尽管当时和现在一样，穷人受的苦更多，但财富和社会地位并不能抵御疾病——当时人们常常称之为“隐形之敌”。

在这种失落和忧虑的氛围中，病菌理论还未得到医学界的认同，便开始引起大众的关注。生物体致病这一观点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古典时代；在19世纪中期，这个有时被称为“微动物假说”（animacular hypothesis）的观点在医学界明显不受欢迎——我将在第一章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包括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和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在内的一些实验者搜集到了越来越多的确凿证据，证明某些独特的微生物与那个时代最致命的疾病有关。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迅速确定霍乱、肺结核、淋病、伤寒、猩红热等疾病的致病细菌，细菌学这门新兴的科学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发现。尽管许多医生仍对病菌理论持保留意见，但到了1900年，欧洲和美国都已经广泛接受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微生物是引发传染病的罪魁祸首。

最初，细菌学家认为，他们对疾病的新认识很有可能带来有效的疗法和预防性疫苗。然而，尽管的确发现了一些有用的措施，如19世纪90年代问世的白喉抗毒素和狂犬病疫苗，以及20世纪初问世的伤寒疫苗和用于治疗梅毒的砷凡纳明，但要等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现磺胺类药物和青霉素等抗菌药之后，可靠的化学疗法才从希望变成现实。

在病菌理论被接受之后的前五十年中，它最大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种指导，即指导人们通过改变个人与集体的行为来预防疾病。细菌学家不仅确定了具体的传染性病原体，还弄清楚了它们如何由病人传播给健康人。由于有了越来越详尽而准确的细菌传播路线图，细菌学家们得以更好地指导公共卫生工作，以阻断病菌的传播途径。旧的空气传染理论逐渐让位于更加现代的认识：疾病传播的途径包括偶然接触、食物污染和水污染、病媒昆虫、健康带菌者等。

这些发现推动了公共卫生事业的重大发展，包括市政污水处理系统、水净化、垃圾收集、食品检查等措施。我们对于政府的公共卫生责任的现代构想可以追溯至1890年到1930年，人们常把这一时期称作美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我所认为的“公共卫生的个人方面”，即个人与家庭卫生的改革，产生了强烈兴趣。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各年龄段的美国人都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公共卫生运动，这些运动向他们传授了来自实验室的新发现： 微生物颗粒是传染病的媒介；患病的身体会把病菌散发到环境中；看似无害的行为，比如咳嗽、打喷嚏、随地吐痰、共用水杯、饭前不洗手等，都有可能传播疾病。

回顾那个时候，让普通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微生物世界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有人说，和微生物相比，人类就像是“小人国中的格列佛”。病菌是看不见、闻不到、摸不着的，要用显微镜观察才能确认它们的存在，而在一个世纪前，许多美国人都没接触过显微镜这种高级仪器。因此，病菌理论的首批倡导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让同时代的人相信世上存在病菌这种肉眼看不见的生物已经很难了，更遑论让他们相信病菌可能会引发致命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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