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女儿嫁澳门富商家，叶剑英叮嘱廖承志：问问周总理同不同意

1950年5月，广州的迎宾馆里格外热闹。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南来的北往的客人一拨接一拨，港澳来的观光团走进大门时，谁都没想到，这趟行程会在此后几十年里，牵出一段跨越海峡、横贯半个世纪的友情，更会延伸成一桩在当时颇具象征意味的联姻。

观光团刚到广州不久，有人悄声感叹：“这可不只是看一看工厂马路，怕是今后几十年的路，都要在这次见面里埋下伏笔。”当时站在队伍前列的马万祺，可能也意识到，这座城市、这个政权，会和自己紧紧绑在一起。

叶剑英以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身份，亲自到场接待港澳工商界代表。多年之后，许多在场的人回忆那一幕，都只提到一句话：场面不算隆重，却透着股真劲，像亲戚上门，并不是客客气气的官样文章。

马万祺就站在队伍中，他看着叶剑英，觉得亲切，又有点熟悉感。事实上，两人此前从未谋面，却早已通过物资、书信、朋友打了多年“交道”。这一回真见上面，竟有些“老友重逢”的味道。

这次观光团原本要一路北上，行程排得紧紧的，可临到广州，计划却被打乱。原因很简单，广东方面接待热情，谈起话来又投缘，团里不少人都说：“干脆多待几天。”就这样，多出来的几天，为后来的很多事，悄悄铺好了一层路基。

有意思的是，在这段往来里，最初显得只是“生意人”的马万祺，慢慢走到政治、统战的前台；而在他身后，一条线又从澳门延伸到北京，从地下联络、战时运输，一直延续到一场婚礼——那就是1973年，荣毅仁的小女儿嫁入马家时，那场颇受关注的婚事。

一段商路、一条海运线、一桩婚事，看上去杂乱无章，串起来，却刚好勾出新中国前三十年一条隐秘的侧影：根据地、港澳、统战、老友之间的信任，全都缠在一起。

一、少年商人走出南海

1919年，马万祺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做生意的家庭。家境不算豪富，却也殷实。他小时候开蒙很早，五六岁便坐在私塾里，识字背书。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孩子嘴不多，心眼却活络，做事认真，有点早熟味道。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934年这一年。父亲马锡珍病故，家中长辈聚在一起商量家业归属。这一支马家在当地人眼里算是“规矩商户”，讲究一个“厚道”二字。几个叔伯一番合计，觉得这孩子虽年轻，却稳重可靠，于是决定让他继承父辈留下的马合成堂产业。

对于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年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担子。从那时起，他不再只是商户人家的孩子，而是要真正学会在市井里打交道、算账、抉择。试想一下，那时华南局势风云变幻，一个少年接手家业，心里多少会有些忐忑。

1936年底，17岁的他走进广州的升昌米行，当记账学徒。那家店并不起眼，却是他真正踏入商业世界的起点。白天算账，晚上琢磨生意门道，一来二去，人脉慢慢积累起来。

不得不说，他身上很典型的南粤商人特质——讲义气，重信用，又不锋芒毕露。短短两年，他已经在广州商界混得有点名气，有人夸他“年纪小，肚量不小”。

在母亲支持下，他创办了自己在广州的第一间商号——广大糖厂。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既有“广大人民”的意味，也透露出一丝私人愿望。

糖厂选址、资金、技术、销路，这一串问题摆在他面前。令人意外的是，这家糖厂的起步很顺利。产品质量过硬，订单一批接一批，厂里的机器几乎没停过。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老板来说，这样的开局相当不易。

可时代从不惯人。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战火很快烧到华南。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军铁蹄踏入羊城，工厂、码头、街巷统统被卷进战争。广大糖厂终究没能逃过命运，在炮火中毁得七零八落。

厂房倒塌那天，有工人站在废墟边上骂：“这好端端的厂，说没就没了。”马万祺没有多说。他知道，这不是一家糖厂的灾难，而是一个时代的骤变。短暂的“发财梦”被打断，他不得不重新选择出路。

1938年，他离开广州，转往香港。带着的，不只是剩余资金，还有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商界人脉。他很快在香港创办永裕昌行、泰生行，继续做粮食、物资等贸易。此后又把分行开到澳门，一条以米面糖为主，兼带其他物资的商业网络，慢慢搭起来。

战时环境复杂，香港沦陷后，他转居澳门继续经商。澳门当时处在多方势力夹缝中，局势诡谲，但反而成为一些物资中转的特殊节点。他并没有仅仅守着自家买卖，而是开始把重心往“抗战支援”上倾斜。

有一件事，后来流传很广。他托关系在澳门设立了一家葡法银行，这家银行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赚钱工具”，更像是一个隐蔽通道，用来把抗战物资通过金融、贸易的方式，转送到内地。这种做法不算惊天动地，却很见心思。

与此相对应的，是他对国民党当局逐渐深感失望。腐败、掣肘、内耗，让很多有心做事的商人心冷。他写过一首诗，“凶残狠日寇，铁蹄践羊城。东南何不振？瞩望在延安。”寥寥几句，态度非常明确：真正寄希望的，是正在延安坚持斗争的那股力量。

解放战争时期，他冒着风险与解放区展开贸易合作，和何贤等人一起开辟山东、苏北到澳门的海上运输线。黄豆、花生等土特产从解放区运出，到港澳销售，再把煤油、布匹、药品等急需物资运回解放区。这种双向运输，从表面看是生意，本质上却是在给另一条道路输血。

也正是在澳门，他结识了后来牵动命运的一位人物——柯麟。1944年后，柯麟出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背后身份是中共在澳门的秘密联络人。马万祺先后担任该院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两人因此往来密切。通过柯麟，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直接、更系统的了解。

可以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的身份已经不只是“实业家”，更是港澳地区颇受重视的一位爱国工商界代表。

二、从粮荒到座谈会

1949年底，南中国海一带的局势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在华南连战连捷，广西、海南岛的战事推进很快，战场上的问题却接踵而至——枪炮够用，粮油、汽油、五金器材却明显紧张。

那时负责华南战事的，正是叶剑英。他在部队里被称作“叶帅”，在广东人眼里，又是熟悉的老乡。解放广西、准备进军海南时，后勤压力极大。如何在短时间内筹集大批军用物资，确实是难题。

叶剑英想到的渠道之一，就是港澳。而在港澳，人脉最广、可信度最高的人之一，恰恰就是马万祺。通过关系牵线搭桥，大批粮食、五金器材、汽油等，从澳门、香港一线被悄然运往内地，为解放军后续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撑。

这一批批物资背后，既有商业操作，又有政治立场。叶剑英与马万祺虽然还未谋面，却已经建立了互信。一方冒着战时风险运送物资，一方在解放区记录下每一次帮助，两人之间的“情分”，就这么一点点积累起来。

1950年，广东遇上粮荒。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南方不少地区受战事和气候影响，粮食供应紧张。作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必须想办法缓解局面。

当时的思路，是通过归国华侨、港澳同胞的人脉，以民间名义在海外购买粮食，再想办法转运回国。问题是，从海外买到粮，和把粮运到内地，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中间要解决关卡、防范干扰，还要处理各种政治敏感。

叶剑英反复权衡，最后还是瞄准澳门这条路径。他再次通过柯麟，联系上马万祺。对方没有犹豫：“能帮的一定帮。”于是，大批粮食从澳门转运到广东，缓和了当时颇为棘手的粮食压力。

这时两人仍未见面，却已经在重大问题上多次合作。等到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邀请港澳工商界爱国人士回内地参观访问时，广东方面自然希望马万祺能参加。

港澳观光团抵达广州，叶剑英、方方、古大存等省领导亲自接待，规格可见一斑。握手寒暄之后，叶剑英看着马万祺，说了一句让在场人印象颇深的话：“远来不是客，广东也是自己家。”这句看似随口的话，既是礼节，也是明确的政治信号。

观光团原本是以东北为重点行程，广州只是“首站”。然而接待过程中，双方聊得极为投缘，从粤港澳经济，到海外华侨，再到抗战时期的种种往事，话题不断延伸。马万祺一行在广州停留时间，一延再延。

他兴致所至，当场挥毫写诗，记下这段经历：“北国观光万里行，广东首长意真诚，迎宾馆叙家常话，赢得侨胞仰慕情。”诗句不算华丽，却把现场气氛写得清清楚楚：不像官方会议，更像是久别亲友聊天。

不久之后，他受邀再次来到广东，参加国民经济座谈会。新中国刚刚建立，各项制度都在搭架子，地方经济如何恢复、对外贸易怎么展开，都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

会上，他没有客套，开门见山地谈起自己的看法：“研究恢复、发展广东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不能只看眼前指标，要关心侨胞侨眷生活，调动千千万万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爱国热情，让他们愿意投资建设祖国，建设广东。”这番话，在当时来说相当直接。

从他的角度看，海外华侨、港澳同胞，既是感情纽带，也是资源来源。要让这股力量持续发挥作用，政策上必须给出诚意。这种观点，在后来成体系的“统战工作”与侨务政策里，都可以找到影子。

他提出意见不算罕见，更难得的是，他愿意亲自参与实践。同年，他同司徒美堂、王宽诚、蚁美厚、黄长水、何贤等港澳及海外知名爱国人士，共同发起成立“华南企业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对外贸易和信托业务。

这家公司，从业务上看，是一个经济实体；从政治上看，是沟通港澳与内地的一座桥梁。通过这样的渠道，资金、技术、设备、人员得以更加顺畅往来。不能把它简单理解成普通商号，它背后凝聚着一群人的选择。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马万祺依旧生活、工作在澳门。政治风向变化时，他本人也受到牵连和误解，一些传言时不时冒头。有些人劝他少往内地跑，以免“惹事”，他却始终没有断掉这条线。

值得一提的是，那段时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内地生活。大儿子马有建在北京首钢工作，次子马有恒在暨南大学读书。这种家庭安排，本身就说明他的取向。叶剑英考虑到与马家的深厚情谊，对两个孩子也格外照顾。

后来运动风起云涌，一些人开始“挖材料”。有造反派试图抓马家两个孩子，想通过他们寻找叶帅所谓的“问题”。这种做法，说白了就是株连。消息传到澳门后，马万祺心里非常不安。他给叶剑英写信，把担忧说得明明白白。

叶剑英收到信后，当即决定把两个孩子接到身边照顾，以“子侄”对待。平时不仅关心生活起居，还引导他们多读革命历史，明白国家大势。这个安排，既是对朋友的回应，也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对认定的人，尽力保护。

那几年，马万祺的老朋友里，不少人在政治风浪中处境艰难，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行动受限。他没有选择疏远，反而年年找机会回国探望，带去药品、日用品等物资。何香凝、廖承志、柯麟夫妇，都曾在困顿时收到他的帮助。

1970年夏天，叶剑英74岁生日，马万祺夫妇特意从澳门赶到北京探望。多年未见，两位老人坐在一起，各自都知道对方经历了什么，心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谈笑之间，叶剑英握着他的手，低声吟起曹操《龟虽寿》里的句子，又在他掌心轻轻写下四个字：“老骥伏枥。”那字写得不大，却格外用力。这四个字，对两人都是共勉：年岁已高，心气未消，能做的事，还不少。

三、一桩“特别”的婚事

时间往前推三年，1973年夏天，北京的氛围虽仍紧绷，但有些人身上的压力开始略微缓和。多年承受冲击的柯麟夫妇，处境有所改善，最先挂心的，反而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下一代的婚姻问题。

他们想起一个人——马万祺的次子马有恒。这孩子在暨南大学求学时，他们就有接触，为人稳重。柯麟夫妇盘算着：既然对这孩子了解得多，帮他谋一门合适的亲事，也算尽一份心。

托小儿子柯小麟多方打听，他们得知一个消息：在北京，荣毅仁夫妇的小女儿荣智婉尚未婚配。荣家在当时的地位很特殊：荣毅仁是全国知名的实业家，又参与国家经济工作，其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都颇有代表性。

柯家觉得，这两家若能结亲，不只是普通的联姻，更是港澳爱国工商界与内地实业界之间的一种象征性连结。

于是，柯小麟登门去荣家，说明来意。荣家听完，并没有立刻作态度，而是按当时讲究：“先让年轻人见一见，再谈其他。”不久，两人在北京见了第一面。

那次见面，没有“豪华排场”，只是安安静静地坐下聊天。两人谈起各自经历，聊到家庭、读书、生活。聊到一定时候，彼此心里都有了几分把握。后来的情况证明，两人都是性格内敛，不太张扬的人，反而更容易合拍。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人都对对方颇为满意。感情有了基础，婚事自然提上日程。柯小麟当时已有“直接做主订婚”的想法，却被两位当事人礼貌拒绝。马有恒和荣智婉都希望，这样的婚姻，最好能由双方长辈亲自点头。

消息传回澳门和北京，马万祺与荣毅仁都知道了。两位老人在心里是乐见其成的。家庭背景、价值取向、过往经历，都算门当户对。但那个年代的政治环境仍然复杂，多一重思量，总是必要的。

有些细节，后来传开了。一次，马万祺夫妇拜访叶剑英，闲谈之中，还没等他开口，叶剑英先笑着提起：“马先生，该摆喜酒了。我看二马和荣毅仁的千金，是天生的一对呢。”

这句半开玩笑的话，实际上表达的是支持。有人说，当时马万祺微微一愣，随即笑了起来：“感谢叶帅您对这件事的关心，我希望请您做主婚人。”这话，说得不算轻，既是出于尊重，也出于信任。

然而考虑到这桩亲事本身带有的象征意味，叶剑英并没有只凭个人判断。他特意嘱咐廖承志，去请示周恩来总理的意见。这一步，体现出当时决策的谨慎：涉及港澳代表、知名实业家、统战工作，多一层确认，能避免误解。

廖承志把情况如实向周恩来汇报。周总理听完，态度很明朗：“荣毅仁与马万祺结为姻亲，通二姓之好是一桩好事，我当然支持。而且叶帅既已赞成，我当然同意啦！”这一番话，既有幽默，也有分量。

有了这一层明确表态，这门亲事算是彻底落定。1973年8月8日，婚礼在北京饭店八楼宴会厅举行。这个时间和地点的选择，都带有很强的时代印记。北京饭店当时属于极为重要的接待场所，在那里举行婚礼，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安排。

婚宴上，除了荣马两家亲友，还有来自北京、香港、澳门的多位知名人士。有人打趣说：“这一桌一桌坐下来，几乎能开个小型经济座谈会。”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这么多拥有代表性身份的人公开聚在一起，庆祝一场联姻，确实不多见。

这场婚礼远非简单喜事那么轻描淡写。它代表着一个清晰的信号：港澳爱国工商界与内地的关系，不只是工作上的合作，已经深入到家庭、亲情层面。这样的纽带，一旦建立，很难轻易割裂。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种“通二姓之好”，对于后来港澳同胞对内地的信任，是有潜移默化影响的。许多参与或知情的人，事后都提到，这桩婚事，是那个年代统战工作中一个极有象征意义的细节。

婚礼之后的很多年，马万祺夫妇只要回国，常常会去看望叶剑英。有时是探病，有时是拜寿，也有时只是专程叙旧。每逢大喜日子，他多半要提笔写几句诗，送给老友。字里行间，既有文人气，也有商人的直率。

四、老友之情与余音不绝

时间进入八十年代，国家重点工作逐渐转向经济建设。许多在建国初期、战火年代活跃的人物，慢慢步入晚年。对他们来说，最难割舍的，往往不是职位、头衔，而是一段段在风浪中结下的友情。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消息很快传到澳门。马万祺听闻后，沉默了很久，随后立即发去唁电，表达哀悼之情。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离去，更是一位并肩走过风雨、相互信任半生的良友的谢幕。

不久之后，他与夫人、子女及孙辈一起赶赴北京，参加悼念活动，瞻仰叶帅遗容。那一代人之间的感情，很少用言辞铺陈，但从奔丧时是否亲自到场，就能看出分量。

此后的每一次来京，他几乎都要安排时间，去叶帅故居坐一坐。走进旧屋，看看陈列的旧物，坐在当年谈话的椅子上呆一会儿，回想过往的一幕幕。在外人看来，这只是普通的“缅怀”；对他自己来说，却是把一段经历反复梳理。

1995年4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叶剑英传》出版发行暨叶剑英诞辰98周年座谈会。到场的，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不少老一代革命者、港澳代表、专家学者。马万祺也受邀参加。

他在会上发言，谈到叶剑英时，用了“德高望重的卓越领导人”“港澳台同胞和广大海外侨胞衷心爱戴的领导人”这样的表述。这些话并不新鲜，却是他多年交往得出的结论。

更有意味的是，他提到自己与叶剑英之间“较长时间、多方面的交往”，强调“受到他亲切关怀和教育，他是终身难忘的良师益友”。“良师益友”四个字，很少轻易出口，在政界、商界之间，更是难得。

回看两人的交集：战时物资运输、建国初期的粮食危机、港澳观光团的来往、政治风浪中的相互支持、晚年家庭间的走动，再加上那场以“问问周总理同不同意”为关键环节的婚事，这些片段叠加起来，不是简单的“个人友谊”，而是历史与个人交织下的结果。

荣毅仁、马万祺、叶剑英、廖承志、柯麟，这些名字在不同场合、不同历史节点出现，各自肩负的角色不尽相同。但在港澳与内地的关系、爱国工商界的道路选择、统战工作的细节设计中，他们都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那一句“通二姓之好”，背后有现实考量，也有情感信任；那句“老骥伏枥”，不仅是诗句，更是一代人的自我定位。等到许多参与者陆续离世，留下的，不只是史书里的一行行文字，还有一些相对隐蔽，却能让人理解时代逻辑的小故事。

1973年的那场婚礼，如今再提起，可能只是某些家族里的一段温和记忆。可把时间轴往前推，连到战时的海上运输线，连到澳门镜湖医院，连到粮荒时的悄然支援，再连到北京饭店八楼的宴会厅，线条就清晰起来。

在那个风雨翻涌的几十年里，有人选择远离，有人选择观望，也有人选择悄悄把手伸向另一端，搭起一座桥。马万祺与叶剑英之间的交往，以及荣马两家的这桩姻亲，恰好就是这种“搭桥”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