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七,我终于站在了家门口。
三年了。一千多个日夜,我把自己钉在南方那座城市的流水线上。车间里四季恒温,分不清春夏秋冬。我只记得,每年除夕的饺子都是工友们凑钱买的速冻水饺,在宿舍的小电锅里煮得稀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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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怀里的六万块钱又摸了一遍。存折里还有两万,但我取了现金——沉甸甸的,看着实在。这钱是我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我不买衣服、不逛街、顿顿馒头就咸菜省出来的。是我们儿子明年的学费,是家里翻修房子的钱,是……
是我想让那个男人看看,他媳妇在外头没白混。
村口的老槐树还是老样子,只是树下的石碾子不见了。我提着行李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心跳得比在南方相亲那次还快。他会瘦了吗?头发白了没?夜里想我的时候,会不会也睡不着?
门虚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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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门进去,他正蹲在院子里抽烟,听见动静抬起头,愣了三秒,烟头掉在地上。
“回来了?”
就这三个字。
没有拥抱,没有我想你,甚至连眼泪都没有。但我顾不上计较了,因为我看见他鬓角的白发,和比三年前更弯的背。
“嗯,回来了。”我把行李箱放下,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那包用报纸裹着的钱,“给,六万。”
他眼睛亮了。
那种亮,我在南方三年都没见过。他接过钱,手指头哆嗦着打开报纸,一张一张地数。一百、两百、五百、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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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旁边,忽然不知道该把手放哪儿。
“妈呢?小明呢?”我问。
“去他姥姥家了。”他头也不抬,继续数,“三千、三千五、四千……”
我从行李箱里又掏出一样东西,抖开,递到他面前:“好看不?特意给你买的。”
他这才抬起头。
那是一顶帽子,绿色的。很正的绿,像春天刚冒头的麦苗。我在南方那个小商品市场转了整整一个下午,挑的。我觉得这颜色衬他,显得精神。
他看了一眼,又低头数钱。
“八千、九千……等会儿,你说啥?帽子?放那儿吧。”
我的手悬在半空。
“一万、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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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帽子放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自己进了屋。屋里还是老样子,那张结婚照还挂在床头,只是落了一层灰。我在床边坐下,听着院子里哗啦啦的数钱声,忽然觉得那声音特别刺耳。
数完了。
他掀开门帘进来,脸上的笑还没散:“六万整!媳妇儿你真行!”
“帽子喜欢吗?”我问。
“喜欢喜欢,你买啥我都喜欢。”他敷衍着,眼睛还往放钱的方向瞟,“那个,钱我先收起来啊,明天就去把贷款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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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试试。”
“试啥?”
“帽子。”
他愣了一下,转身出去把帽子拿进来,往脑袋上一扣。绿帽子,正正的。
“行,挺好。”他摘下来往床上一扔,“晚上想吃啥?我给你做。”
我看着那顶被他随手扔在床上的帽子,又看看他揣钱的那个口袋——鼓鼓囊囊的,他一只手还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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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如果我没带这六万块,就带了这顶帽子回来,你会这么高兴吗?”
他的手还捂在口袋上,脸上的笑僵了一秒。
“说啥呢,钱是钱,帽子是帽子……”
“我问的是你。”我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三年不见,你就没想过我吗?”
他张了张嘴,没说话。
外屋传来脚步声,是我婆婆和小明回来了。小明看见我,扑过来喊妈,我抱着他,眼泪终于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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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做了很多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顿饭。他喝了不少酒,话也多起来,说我瘦了,说家里这几年不容易,说那六万块钱帮了大忙。
可他始终没问,我一个人在外头,苦不苦。
夜里,我躺在他身边,听着他的鼾声,睁着眼到天亮。床头柜上放着那顶绿帽子,月光底下,绿得发亮。
我忽然想起在南方的时候,有个工友问我:你拼命挣钱给家里,图啥?
我说:图他好,图孩子好,图我们那个家好。
她又问:那你自己呢?
我没答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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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快亮的时候,我轻轻起床,把那顶帽子装进行李箱。小明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妈,你又要走吗?”
我摸摸他的脸:“不走,妈去镇上买点东西。”
出了门,冷风灌进脖子。我把围巾紧了紧,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
门里躺着那个男人,和那六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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