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他因一句话引日本驻沪领事强行捞人

1939年秋天的上海，一个男人被押进了极司菲尔路76号。绳子勒着他的手腕，血印已经渗出来了。

审讯室的空气又腥又闷，烙铁在火盆里烧得发红。特务头子李士群就坐在对面，等着他开口求饶。他没有。他只说了一句话，整个屋子就静了。

这个人叫袁殊，身上同时压着五重身份，任何一重暴露，都是当场毙命的结局。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3月29日生于湖北黄冈蕲春县。这个名字他自己改的，改于1925年，五卅运动那一年。那年他14岁，走出学校，跟着人群上了街。游行散了，他回来，把"学易"两字划掉，换成了"殊"。一个字，读来像是决绝。

1928年，他去了日本，先后进入早稻田大学和日本大学攻读新闻学。在那里他读了马克思，读了恩格斯，读完以后他的方向就定了。

1931年回国，同年10月，经潘汉年介绍，袁殊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中共中央特科。他的情报生涯，从这一刻真正开始。

中特科是什么地方？是当时中共在白区运作的核心情报机构，进去了就没有普通身份可言。组织给他的任务很清楚：打进去，待着，往外送东西。

1932年，他靠着黄埔一期生表兄贾伯涛的关系，打进了国民党中统，同年进入新声通讯社当记者。这个记者身份是个好掩护。他开始频繁出入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新闻发布会，混脸熟，学着怎么和日本人说话。

第三层身份在1934年落定。袁殊按规矩递了拜师帖，拜入青洪帮大佬曹幼珊门下，成了"通"字辈。这个辈分在青帮里排得极高，和黄金荣、杜月笙平辈，在上海滩行走，多了一层黑道的护身符。

三层身份，三条线，全都活着，互不知道。而这，只是开始。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一响，上海的格局彻底乱了。日本人打进来，国民党往后退，各方的情报需求都在暴涨。

军统头目戴笠这时候犯了难。他手下缺的就是真正熟悉日本人、能和日本人周旋的谍报人员。杜月笙给他提了个名字：袁殊。

戴笠亲自登门。这件事本身就说明袁殊的分量。经潘汉年首肯，袁殊加入军统，出任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第四重身份，就这么挂上了。

随后汪精卫出来组建伪政权，袁殊又被安排渗入其中，当上了汪伪高官。第五重，到位。

捋一下：中共地下党、国民党中统、日本外务省线人、青帮通字辈、汪伪高官。五重身份，五张脸，压在一个人身上。每天出门，他得先在脑子里确认今天面对的是哪一张脸，说错一个字，后果不用想。

然后是1939年秋天那个下午。

军统上海站头目王天木扛不住严刑拷打，直接叛变，把军统在上海滩潜伏的人员名单全部吐了出来。袁殊的名字，在这份名单上。

他走在街头，什么都不知道，准备去咖啡馆赴约。刚拉开椅子，腰眼上被人顶住了，几名便衣特务从前后夹住，车门一关，直奔76号。

审讯室里，李士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桌上摆着蘸过盐水的皮鞭，火盆里的烙铁烧得发红。袁殊没喊，没求，活动了一下被麻绳勒出血印的手腕，直视着李士群，甩出一句话：去拨电话问问岩井英一，他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这句话让屋子里的打手全愣住了。李士群眼角的肌肉抽了几下，硬着头皮抓起电话。电话打通，那头的岩井英一直接下令：放人。不到30分钟，一辆挂着日本领事馆车牌的汽车停在门外，几个日本官员进来，斩断绳子，把袁殊带走了。

李士群放下电话时，额头上的汗已经滴到了桌子上。

从76号出来，袁殊住进了百老汇大厦，岩井英一安排了两名随从贴身跟着，名为照料，实为监视。

袁殊转头找机会出门，给重庆的戴笠发了密电，把被捕经过讲清楚，说自己已经打入日本内部。戴笠拍桌子连说好，军统总部立刻回电，授予少将军衔，命令继续蛰伏。

1938年，他领着一支小队，把定时炸弹秘密送进了虹口日本海军弹药仓库，成功引爆，重创日军。这是他交出的第一份实质性战果。

1940年，岩井英一以"兴亚建国运动"代表的名义安排袁殊访日。袁殊把这次访日当成侦察任务来做。他广泛接触日本军政界人士，收集信息，拆解分析，最终判断：日本的下一步是南进，不是北上。这份判断，他报给潘汉年，转报延安，延安通知了莫斯科。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莫斯科最怕的就是日本从后背插刀。延安急需确认日本下一步的走向。

袁殊把自己能动用的所有关系全部激活，把日本军政高层的动向摸了个底。最终结论只有一句：日本由于资源见底，只能南下抢夺战略物资，不会打苏联。

苏联收到这份情报，当即把远东的40万兵力调往西线去打德国人。这一步棋，影响了整个东线的战局走向。几乎在同一时期，远东情报局的佐尔格也在东京获得了类似判断。两条情报线，共同支撑了苏联的战略调整。

1943年3月，汪精卫政权把镇江清乡的任务压给了袁殊，要他去把抗日武装从那片区域连根拔起。袁殊拿着委任状去见汪精卫，当面提出两个条件：钱由他支配，人由他带，绝不用汪精卫安排的人。汪精卫没犹豫，当场签字。

1943年3月1日，镇江清乡公署的牌子挂出来了。白天，袁殊站在高台上听着伪军军官念效忠誓词，脸上挂着笑。晚上，他在办公室里疯狂翻地图，在江南江北之间划出一条秘密通道，专门用来掩护抗日根据地的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

为了让卡口失灵，他定了个规矩：封锁管理处负责人每月强制轮换，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干不久，心思全放在捞钱上，根本顾不上管卡口放过去的是什么人。

范长江、邹韬奋，当时被日军悬赏缉拿的重要人物，就靠这个漏洞走出了封锁圈。粟裕的部队也因为袁殊送出的情报，及时跳出了日伪合围。

扬中岛的伪县长丁雨林一门心思给日本人办事，给抗日队伍造成了极大麻烦。袁殊找了个账目不清的由头，一纸命令免了他的职，顺手推上去一个自己的结拜兄弟。

镇江监狱里关着十几个受重伤的新四军战士，日本人已经下了命令，过几天就枪毙。袁殊借着视察的名义走进牢房，指着那些人破口大骂，以"浪费粮食"为由，强行让典狱长开门放人。十几条命，就这么稀里糊涂捡了回来。

他后来说起那段日子，直说骨头缝里都发酸。每天要和日本军官称兄道弟，看着老百姓在街上被欺负，还要装作没看见往前走。

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垮台。袁殊把所有的身份证明全部烧掉。他以为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没翻过去。国民党要以汉奸罪名起诉他。同年10月，中共紧急将他秘密转移至苏北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李克农调至中央情报部门，负责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先后担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国务院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职。这是他这辈子最接近"正常"的一段时间。

1955年，"潘汉年案"爆发。潘汉年被突然抓捕，袁殊因为身份太深、且是单线联系，没过多久也被送进了看守所。

他的妻子马景星为了他的事，整天在外面跑，急得掉眼泪。

最后带着重病死在医院里，连丈夫的面都没能见上一次。

1982年10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送到了他手里：无罪，撤销原判决，原没收财物折价3764.49元发还。袁殊在当天日记里写道，历乱生涯至此"始及重见天日"。平反后他要求恢复本名"袁殊"。他说，这个名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那时候的袁殊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脑血栓，两只眼睛几乎看不见。每天靠在轮椅上，由大儿子一口一口地喂饭。他很少开口，脑子里不知道在转什么。

1987年11月26日，袁殊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这是他这一生最终等来的那一句话。

从1931年入党，到1987年离世，56年。中间有14年在吃人的漩涡里走钢丝，有20年在高墙里等待，有4年在轮椅上靠儿子喂饭。他用整整一生，换来了那份无罪判决书和那几千块钱。

当年那些骂他是汉奸的人，后来知道了真相，不知道有没有人敢直视他的眼睛。而他，大概也不需要任何人来道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