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死学生的合法性：高校里的学术包税人

一、包税制和包税人

假设古罗马有个皇帝，他需要从一个村子里收100两银子入国库。但挨家挨户去收太麻烦，成本太高，于是他找来一个村霸，对他说：“这个村子的税交给你包了，你只要每年按时交给我100两银子，我就赐给你一条合法的皮鞭，你怎么收、收多少，我不管。”

此时，这套方法就是包税制（Tax-farming），村霸就是一个包税人。核心逻辑就三条：

其一，要对上交差。包税人必须完成上面规定的指标，100两。

其二，要对下榨取。包税人为了自己发财，绝不会只收100两，他会利用手里的皮鞭，从村民身上榨取150两甚至200两，多出来的就是他的利润。

其三，要有权力保护。只要包税人按时上交那100两，皇帝就会对他挥舞皮鞭压榨村民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皇帝需要他。

所以包税制的本质，就是系统把合法的伤害权下放给中间人，中间人通过榨取底层，来同时满足系统的指标和自己的私欲。本质上，包税人不是什么创新者领导者，而是皇帝的代理人。

二、企业家

就算到了现代，某些地方（当然，我说的是印度）的企业家号称是财富的创造者，但仍然是按照包税制的逻辑运行的。

还是要对上交差，上面需要的是税收、GDP、就业率，所以老板来投资建厂，我给上面交税，我帮上面解决几百人、几千人的就业。

还是要对下榨取，因为企业家还是要赚钱的，推行996、大小周、拖欠克扣工资，从员工身上榨取更多的资源。

更重要的，这是受保护的。 老板完成了指标，上面就会在劳工保护上让步。老板手里握着解雇权、绩效考核权，肆无忌惮地推行996、大小周、甚至拖欠克扣工资。

为什么印度的打工人维权那么难？因为在上面的眼里，老板已经是完成经济指标的包税人。只要老板按时交了税，系统就会在某种程度上默许他们对员工剩余价值的极限榨取。老板的巨额财富，除了他自己的管理、运营，还有一大部分就是从员工身上榨取的。

三、高校导师

在我看来，高校导师也就是多了一层尊师重道的道德伪装，本质上某些地方（当然，还是印度）的高校导师，也就是个包税人，严谨点是学术包税人。

第一是要对上交差，上面需要的是大学排名、SCI论文数量、国家级科研项目、专利，以及维持医院运转的廉价劳动力，此时上面把实验室、临床科室、学生分包给导师。导师要接受考核，每年产出多少篇论文、拿下多少科研经费等等，学术包税的第一层就完成了。

第二是要对下榨取 ， 能否开题、能否发论文、能否答辩、能否毕业、乃至毕业后的推荐信，全在导师一念之间。所以 学生要无休止地做实验、写论文，甚至第一作者还要被导师抢走；在医院里，像湘雅的学生，既要在临床上当最苦最累的廉价劳动力，下了班还要回实验室替导师干活。不仅如此，印度之前的很多地方学生重度抑郁，爆出来基本都有帮导师拿快递、接孩子、做私活......学术包税的第二层也就完成了。

第三，要有权力的保护，就像中世纪的皇帝保护村霸一样，系统也会天然保护导师。能拉来百万经费、能发顶级论文的导师是优质的学术包税人，是系统的核心资产；而每年招来的学生，只是源源不断的耗材。比如说2023年，华南地区的某著名高校的实验室学生集体患癌，实验室最后就被铲平了，一切归于平静......去举报一个成功的有产出的导师，基本等于村民去向皇帝举报包税人，我觉得，不仅成功概率极低，不反过来报复学生就不错了。

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这样的，但你不能指望赌运气，坐在学术包税人位置上是一个圣人。

四、学生坠江

印度的高校、医院等教育科研机构，比企业家还要变本加厉。

因为老板再怎么压榨，你还能辞职，但学术圈一般比较小，出去都tm导师熟人，学生担心后面混不开。 三四年的青春、头发、精力全部都是不敢丢弃的沉没成本。最重要的是，没法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基本上就业困难。简单来说，学生的退出不自由，社会上又看重学历，导致进退两难。

所以就有2026年3月15日，印度中南地区的某医院研究生坠江，都说她是自杀，但恶毒的正是包税制，以及包税人。我还记得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有个学生设计出无人机耽误了毕业作品，被威胁无法毕业，在绝望中选择自杀，在葬礼上，主人公说：“这根本不是自杀，这是谋杀”......

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也是在印度，牢A粉丝是不是又要喊对上了？

我觉得还有一层因素，就是传统的道德规范被恶意利用了。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永远披着一层尊师重道、为了科学、严师出高徒的道德外衣，压榨起来还没有心理负担，导师明明是为了自己的帽子、为了课题经费在疯狂压榨学生，但他一定会说，这是在锻炼学生的科研能力。

高校导师所面对的是稚嫩的学生，更好拿捏，要是学生小时候还读过《弟子规》，那就是完美的精神牛马了。导师只需要用一种你不努力、你朽木不可雕、你辜负了我的期望类似的心理打压，就能让一个本就处于封闭环境中的高智商青年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导师的权力过大，只是一种表象，本质上是包税人以下不被当做人。想着如何限制导师的权力，不如想着如何提高学生的权利。

比如有的地方，博士生不被称作S tudent，而是被称为Employee、Staff，他们与大学或研究所签订的是正式的劳动合同，和老师是平等关系，遭遇不公可以向工会、委员会直接投诉，限制老师的生杀大权。就像要求学生去拿快递、接孩子、报销私人发票、甚至打扫办公室，属于Bullying 、 Harassment，会受到严厉的行政处罚。

五、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猛烈抨击包税制。

他认为，根源在于 国家为了降低治理成本，把公共权力外包给一个中间人，中间人为了追求利润最大 化，必然会利用这种公权力对底层进行毫无底线的掠夺， 最终摧毁社会的生产力。亚当斯密认为，主要是两方面的危害。

一方面是，这种无限制的压榨会摧毁国家的税基，就像我认为，学术包税制就在摧毁国家创新根基，这是一种竭泽而渔，因为包税人不关心学生的长期职业发展和心理健康，只关心这三、五年内能从这个耗材身上榨出成果、奖金、剩余价值，为成为更高的包税人铺路。

另一方面是，包税人手持国家的法律和皮鞭去谋取私利，属于一种公权私用，就像导师手中握着学位授予权和毕业审批权。这本是国家赋予的公共学术权力，却变成了导师用来逼迫学生干私活、无偿加班、甚至性勒索的私人筹码。

我觉得，往更大了说，印度的土地财政和烂尾楼，都是包税制埋下的祸根，老百姓背上30年的房贷，本质上是在替包税人偿还他们向系统交纳的土地税，同时还要支付开发商自己要拿的包税利润。当烂尾楼出现时，这也是斯密的预言，“包税人榨干了最后一点油水后跑路，留下崩溃的税基”。

六、拿到皮鞭

亚当斯密只说了两点危害，我觉得不够完整。

在亚当·斯密推崇的正常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人想改变命运，他的奋斗目标是成为创新者或生产者，比如发明个新技术、搞个新应用，做个细分市场，大家把蛋糕做大，互利共赢。但在一个“包税制”主导的社会结构里，财富和地位的分配不是靠创造，而是靠榨取。

我要补充包税制对人的危害，是价值观的扭曲。包税制的罪恶，不仅在于它在肉体和财富上榨干了底层，更在于它在精神上腐蚀了整个民族和社会。

原来努力是没有用的，位置才有用。作为佃农、耗材或牛马，你产出再多，价值也会被包税人拿走，勤劳不能致富，勤劳只会让你被榨取得更狠，所以印度人的奋斗目标也非常简单，想办法要做个包税人。

所以，“我”要拿到皮鞭！

既然创造价值不能改变命运，就要去改变自己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拼命考研考博，不是为了学术理想，而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拥有自己的实验室，招一批新的牛马，这就算上岸了。拼命考公考编，远离实际的生产端，哪怕做个底层的监管者，比民间包税人权力更大些，也算上岸了。或者拼命爬向管理层，就可以脱离底层执行，拿到给下属打绩效、定KPI的权力.......这还是算上岸了，毕竟35岁之前安全点。

印度人眼里的上岸，是远离那种战战兢兢的日子，成为新的包税人，本质意思是，我今天之所以愿意忍受非人的压榨，不是为了消灭这种压榨，而是为了积累资本和资历，换取明天去压榨别人。当一个社会里最聪明的年轻人，他们寒窗苦读二十年的最高梦想，仅仅是想办法要做个包税人，不再当牛马，而是去骑牛马，社会只会变成一个绞肉机。

七、拒绝游戏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任何一台只懂绞肉、不事创造的机器，最终会走向灭亡，就像不可一世的西罗马帝国，最终走向衰落和灭亡，一般认为，包税制正是加速这一过程的因素之一。

觉醒，永远是改变的第一步。我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开始拒绝加入这场击鼓传花的零和博弈。在自己终于攀爬到可以挥舞皮鞭的位置时，选择将它轻轻放下。

我可以注意到，总有一些导师，在自己拥有了绝对权力后，依然坚持把学生当成平等的合作者；总有一些管理者，在拿到定KPI的权力后，愿意把枪口抬高一寸，为下属挡住来自系统的无理倾轧......就像我之前文章里说的，我的想法很简单也很真诚，绝不让悲剧在我这里延续，这是对过往被碾碎的普通人，最好的告慰。

的确，我们无法凭一己之力去修改规则，无法在一夜之间让剥削停止，甚至很多时候，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暂时在这个系统里低头赶路。

但历史同样告诉我们，社会，从来不是被某一个超级英雄改变的。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在看透了学术包税人的本质后，不再渴望成为包税人，而是调转车头，去追求具体的创造与平和的尊严时，这台绞肉机就会失去燃料。

正如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在看过德国的集中营后，领悟到的那样，“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是不能被剥夺的”......我觉得，面对一个试图把你变成耗材或包税人的系统，你坚持选择做一个人，这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