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赌博,但我赢了。
六百斤红薯借出去四百斤,帮大半个村子撑过了那个冬天。
来年开春,还粮的人排着队到我家门口。有人还多还了二十斤,说是利息。有人还不够数,但背了两捆上好的木料来抵。
我没有计较。
但从那以后,村里再没有人说我是"顾家那个可怜的替嫁丫头"。
他们开始叫我——"春禾"。不带姓,不带身份,就两个字。
在那个年代,被人直呼名字而不加任何修饰,是一种认可。
荒坡扩种的事刘满仓批得痛快。早霜那件事让他彻底信了我,什么天象不天象的他不管,他就认一个理——"这丫头有脑子。"
扩出来的地一半种红薯,一半我留着没动。
因为我在等一个人。
上辈子这个?ū?人是在六四年冬天到的,一批从城里来的知青,其中有一个女知青叫陈觉。
戴着圆眼镜,白白净净,以前是首都卫生学校的学生,学的是护理和草药。
上辈子她来了以后没人搭理,在知青点熬了两年就回城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这辈子不一样了。
入冬前十天,知青点果然来了一批人。
我在人群里一眼就认出了她——又瘦又小,戴着一副圆眼镜,站在寒风里冻得直哆嗦,手里抱着一个旧皮箱,皮箱上贴着"首都卫生学校"的标签。
我走过去,把手里的一个烤红薯递给她。
"你叫陈觉吧?跟我走。"
她愣愣地看着我,满脸的茫然。
"你……认识我?"
"不认识。但我认识你皮箱上那个标签。"我笑了笑,"我家有块地,想种药材,缺个懂行的人。你要是愿意教我认草药,管你每天一顿热饭。"
在那个年代,一顿热饭比任何承诺都管用。
她抱着那个烤红薯,使劲点了点头。
跟陈觉学认草药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值的买卖。
她带来了两本卫校的旧课本,纸张发黄发脆,但上面的字迹和插图还看得清。
白天我在地里干活,晚上就着煤油灯跟她学。赵哑婆帮我缝了个布口袋,每次上山我都背着,看见课本上画过的草药就连根拔回来。
没过几个月,我已经认得了七八十种山里常见的药草,学会了简单的清创缝合。
第一次派上用场是在春耕的时候。
王桂花的男人在打谷场上被镰刀划了一道口子,血流了一地。最近的卫生院在四十里外的县城,等送到那儿人早没了。
我蹲下来看了看伤口,还好没伤到大血管。
针线、烈酒、消毒、缝合。前前后后不到半个小时。
王桂花的男人疼得嗷嗷叫,但血止住了。
这件事传开了以后,整个村子看我的眼神又变了。
谁家孩子拉肚子、谁家老人咳嗽,都来找我。
刘满仓找到我,说上面有政策,鼓励各大队设立卫生室,问我愿不愿意去县城参加赤脚医生的培训。
"愿意。"我几乎脱口而出。
但出发之前,我做了一件上辈子做不到的事。
我把陈觉托付给了王桂花,让她帮忙照看药材地。又把赵哑婆的饭菜提前备了一周的量,每天吃什么、药怎么热,全画在了纸上贴在灶台边。
赵哑婆看着那些画,忽然笑了。
她拉着我的手比划了半天,我才明白她的意思——
"你画的小人好丑。"
我也笑了。
临走那天我回头看了一眼,赵哑婆站在院门口,围着我给她做的棉围巾,使劲朝我摆手。
我不知道的是——我走后第三天,我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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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是后来赵哑婆比划给我看的,王桂花帮着翻译。
我姐秦春芳挺着五个月的肚子出现在了顾家院门口。
她看见院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的柴垛和修好的院墙,看见灶台上热着的药罐和粮缸里半满的粮食,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然后她看见了赵哑婆。
一个说不了话的老太太,穿着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瘦得脸上只剩骨头,但眼睛是亮的。
我姐开口了。
"赵婶,我是春禾她姐。春禾不在?那正好,我跟您说——家里实在困难,我妈让我来拿点粮食。春禾要是在,她面子薄不好开口,我来拿就行。"
赵哑婆听不太清她嘴里在说什么。
但当我姐的手伸向粮缸的时候,赵哑婆动了。
她一把抓住我姐的手腕。
用了一个说不出话的老太太身上全部的力气。
我姐被吓了一跳,想甩开她,但赵哑婆死死不放。
她的另一只手指着门口,意思很明确——滚。
我姐的脸白了。
"你个哑巴,我是春禾的亲姐——"
王桂花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她那个嗓门,半个村子都听得见。
"秦春芳是吧?我认识你!去年你妈来过,被春禾撵走了。今年你又来?还趁春禾不在偷粮食?"
"你看看这个家,哪样东西不是春禾一锄头一锄头挣回来的?你替她嫁过来了吗?你帮她翻过一镐头地吗?"
"滚!再不滚我喊全村人来评理!"
我姐最终走了。
但她走的时候,从晾衣绳上扯走了赵哑婆正在晒的一双新棉鞋。
那是赵哑婆连着熬了十个夜,一针一线给我做的。
王桂花追出去没追上,回来的时候气得直哆嗦。
赵哑婆坐在门槛上,低着头,一滴眼泪砸在脚面上。
我从县城回来那天,看见赵哑婆的脚上还穿着那双已经破了底的旧布鞋。
问了才知道。
我没有哭。
我蹲在院子里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进了屋,用攒了三个月的布票,给赵哑婆做了一双新的。
一针一针,扎到手指头渗血都没停。
赵哑婆抱着那双鞋,嘴唇直抖,死活不肯穿。
我把鞋塞进她手里,说了一句话。
"妈,这个家,有我在。谁也拿不走。"
县城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办了四十天,我考了全班第一。
带队的卫生局何干部把一个墨绿色的药箱递给我的时候,我捧在手里觉得有千斤重。
回到村里,卫生室设在了大队部旁边的一间空房里。
我把门口挂了块木板,写了"红星大队卫生室"七个字。
消息一传出去,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翻山过来看病。
有个老大爷背着十来岁的孙子走了二十里山路找我。孩子高烧三天不退,嘴唇烧裂了。我用退烧药和物理降温守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烧退了。
老大爷要给我磕头,我赶紧拦住。
但真正让卫生室站稳脚跟的,不是这些小事。
是六六年冬天。
那场我记忆里五十年不遇的大雪。
上辈子这场雪封山四十天,断路断粮,村里冻死饿死了七个人。我就是在那个冬天之后断的气。
这辈子我从入秋就开始准备。
红薯地的收成全部入窖,一粒不卖。我又把之前存的药材拿到公社换了一批厚棉布和棉花回来,除了给自己和赵哑婆做了棉袄,还做了五床厚棉被。
刘满仓看着我院子里堆得满满?ú?当当的柴垛和粮食,问我是不是疯了。
"要变天了。"我只说了这一句。
他这次没有质疑。
上次早霜的事让他学乖了。
他在广播里喊了三天,让社员们加紧囤粮备柴。信的人不到一半。
大雪是在农历十一月初三夜里下的。
一夜之间,整个山坳被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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