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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唐纳德·特朗普正是他自我想象中那位受欢迎且成功的总统。
在那个世界里,特朗普对政治格局有着清醒的判断。他知道,自己赢得的是一场险胜,而不是一场压倒性大胜。他知道,真正把他送过胜选线的关键选民,并不是他的铁杆基本盘,而是那些希望他降低生活成本、把国家拉回到疫情前状态的选民。与此同时,虽然他有一个极不受欢迎的前任可供甩锅,一旦事情出错,责任很容易推到前任身上,但他从上任伊始所拥有的政治资本其实并不多,而且终究有限。现代美国公众充满戒心,情绪多变,而且很容易被激怒。正确的做法,是谨慎投入这些政治资本,而不是拿人民的信任去豪赌。
这个假想中的特朗普总统,会选择政治阻力最小的那条路。他会与国会中的共和党多数派合作,再发放一轮刺激支票,重现自己第一任期中最重要的一项政治成功,同时兑现他对大多数美国人作出的降低生活成本的承诺。他会与国会合作,对关键商品加征幅度有限的关税;在驱逐出境问题上,他也会采取不那么严厉的做法,像他承诺的那样,把重点放在关押于看守所和监狱中的人身上,也就是“最危险、最恶劣的那一类人”。
他还会在政治上严加约束自己那些最狂热的助手和副手,比如拉塞尔·沃特和斯蒂芬·米勒。这样的特朗普不会任由埃隆·马斯克在行政部门里不受约束地行事;他也会把自己报复政治对手的欲望先放到一边,或者至少把那股怒火导向更有实际成效的事情。他同样不会把联邦政府的管理交给一群声名不佳的庸才、官僚打手和电视名嘴。
简而言之,这样的特朗普不过是再走一遍第一任期的老路。他依然会腐败,依然会一次次突破基本体面的底线,依然会张狂浮夸、肆意越界、对政治规范不屑一顾。但执政中的现实约束会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住他。也会让他少做那些最容易激起反弹的事。正因为如此,这个假想中的特朗普反而会获得更大的施展余地,去推进那些更具威权色彩的目标:压缩公民社会的空间,把整个联邦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收拢到自己手中,连法院和国会也不例外。
从自由社会与宪政政府的角度看,那样一种现实,才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最糟糕的情形:一个更审慎、更有条理的特朗普,成功积累起公众和政治支持,进而把美国一步步推向一个彻头彻尾的威权政体。
因此,我们多少也算幸运,因为那样一种现实几乎不可想象。没有任何明显证据表明,特朗普哪怕具备最基本的延迟满足能力。倘若人生是一连串棉花糖测试,那么他早已一次次败下阵来,只是凭借巨额财富和特权,才始终没有彻底沉下去。现实中的特朗普极端以自我为中心,明显被自恋所吞噬,对治理细节又漠不关心,并且急于满足自己最原始、最低级的冲动。也正因为如此,他几乎不可能真正完成自己所幻想的威权整合。
说这一切,只是为了把本来可能出现的局面,与眼下正在发生的现实对照起来:这是一个已步入末期衰败的总统任期,即便还谈不上彻底崩塌,也已经离那一步不远了。看看大局就知道了。如今的特朗普,几乎和他政治生涯中任何时候一样不受欢迎。他的平均净支持率大致在负13个百分点到接近负20个百分点之间。
在每一个重要议题上,他的支持率都处于负值。最高法院推翻了他标志性的经济计划,而他的移民执法行动在选民中引发的反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撤换国土安全部长克丽丝蒂·诺姆(Kristi Noem)。他已经毁掉了当初把自己送进白宫的执政联盟,在拉丁裔、年轻男性和黑人美国人中的支持都大幅下滑;即便在他的核心支持群体,也就是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中,他也不过是勉强维持,并没有真正扩大支持。
当然,特朗普仍坚称自己一如既往地受欢迎,但就连共和党议员也已经看出了风向不对。国会已经出现历史罕见的退休潮,而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共和党。
最后一点,虽然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总统那场愚蠢、鲁莽而且不道德的伊朗战争。这场战争既没有获得公众支持,也未经国会授权便被发动。轰炸开始后没多久,一所小学就被炸毁,造成175人以上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不到两周,这场冲突就已超出最初有限军事行动的范围,卷入其他交战方,并威胁全球经济。于是,这也就不奇怪了:它成了美国现代史上最不受欢迎的一场战争,除了总统本党的支持者外,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
人们很容易以为,总统政治地位的崩塌其实无关紧要,仿佛作为那个什么事都沾不上身的“Teflon Don”,他不会因为自己的恶劣行为承担什么特别后果。的确,特朗普以及“特朗普主义”身上那种无耻、名人效应和个人崇拜,也确实在政治灾难面前把他托住了。他或许会沉到水面以下,却不会真正没顶。但如果故事只讲到这里,就会错过总统政治地位与总统权力之间更大的一层关系。(“Teflon Don”原本是美国黑帮头目约翰·戈蒂(John Gotti)的外号,意思并不是字面上的某种“铁氟龙人物”,而是借用特氟龙这种“不粘”材料来比喻一个人总能让指控、批评和责任“粘不上身”。这个外号后来被引申到政治语境中,用来形容那些即使不断卷入丑闻、犯下错误,似乎也总能躲开真正后果的人。放在特朗普身上,它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形象:无论争议多大、批评多重、行为多出格,他似乎总能安然脱身,仿佛一切后果都很难真正落到他身上。/灰色字体为译者解读/)
政治学家杰弗里·图利斯(Jeffrey Tulis)在《修辞型总统制》(The Rhetorical Presidency)一书中转述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的观点时写道:“总统的命令从来都不是自动执行的。它们能否奏效,取决于总统能否通过谈判,巧妙运用非正式权力,让其他政治人物相信,照总统的意思去做,他们会得到好处,至少不会吃亏。”
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全面拥抱“帝王式总统制”和“单一行政权理论”。但这两种观念有一个关键弱点:它们都倾向于把总统权力理解为一种边界分明、结构稳固、主要依赖正式权限运作的权力,也就是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特朗普诉美国案”判词中所说的那类“核心宪法权力”。
现实要复杂得多。表面看,总统似乎可以发号施令,下达命令,然后立刻看到结果。但正如杰弗里·图利斯(Jeffrey Tulis)提醒我们的,成功的总统与其说靠下令,不如说靠劝说、斡旋和争取。原因很简单:与政府中其他行为者相比,总统职位本身所拥有的正式权力其实相当有限。一个持怀疑态度的议员,或者一个不肯配合的官僚,都足以让总统的议程脱轨,并把行政首脑推到愤怒公众面前。也正因如此,那些真正善于执政的总统,很少会像暴君那样,把一道道命令压向整个行政系统。相反,他们更像协调者,设法把彼此不同的利益拢到同一个目标上来。
在这种意义上,总统的政治地位,就是让总统权力真正运转起来的筹码。一个受欢迎、讨人喜欢的总统,手里拥有更多资源去推进自己的议程;他也拥有足够的非正式影响力,去放大那些本来范围有限的正式权力。相反,一个不被信任、制造分裂、又不得人心的总统,很快就会发现,面对那些更在意自身前途而不是总统利益与欲望的政治人物,他根本无法随心所欲。
而这正是我们在这位总统身上看到的情形。一年前,他把政治资本押在一场灾难性的豪赌上,试图重塑美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如今,他的处境已急剧恶化。特朗普不断下滑的政治地位,削弱了他向议员施压、迫使他们支持其议程的能力。总统那些落空的要求就是明证,无论是要国会通过《拯救美国法案》,还是国土安全部持续停摆,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迅速滑落的势头,也降低了制度力量抵制政府压缩公民社会空间之举的政治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司法系统反对总统最激进夺权行为的成本。我不认为这是巧合。最高法院对特朗普作出的那两项后果最为深远的裁决,正是在他政治地位急转直下之际作出的。
你会注意到,在连续数月不断放风之后,特朗普如今几乎不再谈论谋求一个违宪的第三任期。也许他仍有此意。又或者,他至少还有足够的自知之明,明白自己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位凯旋领袖。事实上,他不过是一个跛脚鸭总统:白宫陷入混乱,而他的所作所为已把世界拖入动荡。他原以为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模样重塑这个国家。结果,他更可能留给这个国家的,是他名下赌场那副模样:破产、破败,而且急需新的经营者。
如果弹劾还不是一纸空文,我们本可以把他赶下台,结束他的失政。可现实是,我们还得再熬将近三年。至于我们最终能否完好无损地撑过去,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贾梅尔·布伊(Jamelle Bouie)自2019年起担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此前曾任《Slate》杂志首席政治记者。他现居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及华盛顿特区。
作者专注于从美国政治史视角探讨政治与法律问题,认为历史有助于对当前处境提出有益的问题。其研究重点为美国历史上结构性政治改革的关键时刻——从建国、重建时期到新政时期。作者深入研读美国政治理论,写作融汇众多思想家、观察者和实践者的观点,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美国历史的新颖且实用的知识。
作者不仅以记者的眼光,还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和分寸感报道新闻,从而不断加深人们对政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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