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撕裂下的伊朗：派系博弈与社会危机

潮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王艺璇 编辑 肖暖暖

2月28日以来，美以伊冲突备受国际关注。在冲突事态和地区局势之外，人们也开始关注伊朗这个国家本身。

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关键国家，其内部政治格局与社会生态始终处于复杂的博弈与撕裂之中。

当前的伊朗，正面临着革命卫队派系对立、政府与教士集团权力内斗、民众层面多元矛盾激化的三重深度分裂，政教合一的双轨体制下，权力博弈、利益争夺与民生诉求的冲突相互交织。

革命卫队：核心军权的派系分裂，实权博弈的核心场域

伊朗革命卫队是伊朗国内掌握核心实权的力量，不仅掌控着全国约90%的军权，还涉足石油、基建、金融等核心领域，把控着国家20%～30%的经济资源，其内部的派系对立，成为伊朗权力格局中最关键的矛盾之一。

这支核心力量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清晰分化为激进复仇派与务实强硬派两大阵营，双方在战争策略、权力继承、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尖锐对立，甚至直接影响着伊朗的对外政策与内部稳定。

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资料图）。图源：央视新闻

两大派系的矛盾，构成了革命卫队内部的核心冲突。

其一为权力继承之争，激进派推动穆杰塔巴“世袭”最高领袖之位，务实派则认为此举将破坏伊朗“反世袭”的革命叙事，双方在继承人选标准上互不相让。

其二为战争策略分歧，激进派的“全面复仇”与务实派的“有限打击+外交缓冲”形成鲜明对立，本质是是否以经济崩溃为代价换取军事对抗。

其三为利益分配冲突，革命卫队垄断大量经济资源，两大派系围绕石油、基建等领域的商业利益与财政拨款展开激烈争夺。

其四为军教矛盾，革命卫队的实权持续崛起，与教士集团的宗教权威形成博弈，“枪杆子”与“神权”谁主导国家发展，成为双方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

政府与教士集团：双轨体制的派系内斗，政教博弈的持续发酵

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的双轨权力结构，总统政府、最高领袖、革命卫队与专家会议、宪法监护委员会共同构成国家权力体系，这一制度设计本就存在权力制衡的内在张力，而政府与教士集团内部的派系分化，进一步加剧了权力内耗。

当前，伊朗政府与教士集团主要分为强硬保守派、务实保守派与改革派三大政治派系，三方在宗教底线、改革尺度、外交策略等方面的分歧，让双轨体制的运行陷入重重困境。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阿里·拉里贾尼（资料图）。图源：央视新闻

政府与教士集团的核心矛盾，本质是双轨体制下的权力博弈与发展路线之争。

首先是总统与最高领袖、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全面博弈，代表改革派的总统在政策制定、人事任命、外交决策等方面处处受限，保守派凭借制度优势掌握着实际决策权。

其次是军权与神权的此消彼长，革命卫队的实权持续扩张，让伊朗呈现出明显的“军政府化”趋势，教士集团的宗教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最后是发展路线的对立，改革派主张“开放搞活”，迎合城市青年与中产的世俗化诉求，而保守派坚持“封闭自保”，严控头巾、性别隔离、言论自由等社会领域，同时革命卫队垄断经济资源引发广泛民怨，进一步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普通民众：社会撕裂的全面激化，政权合法性的深层危机

如果说革命卫队的派系对立与政府的权力内斗是伊朗内部的上层博弈，那么民众层面的多元矛盾激化，则是伊朗社会撕裂的底层体现。

一是代际断裂问题突出，伊朗60%的人口为30岁以下的青年，这一群体中近50%自称“无宗教信仰”或支持世俗改革，其价值观与秉持保守理念的革命一代形成根本对立，青年群体的世俗化、自由化诉求，与现政权的宗教管控形成强烈冲突。

二是阶层对立日益尖锐，革命卫队与教士集团垄断国家核心经济资源，导致城市中产破产、底层民众生活绝望，伊朗青年失业率高达27.3%，民众月薪约70美元，通胀高企、物资短缺成为常态，贫富差距与利益分配不公让阶层矛盾不断升级。

2026年1月16日，人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家超市购物。图源：新华社

三是民族矛盾长期难解，库尔德、阿塞拜疆、俾路支等少数民族占伊朗人口约35%，却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其自治甚至独立的诉求未能得到满足，伊朗西部边境的民族冲突频发，成为国家稳定的潜在隐患。

四是性别矛盾成为反政权的核心导火索，伊朗女性持续反抗头巾强制、性别隔离等制度性歧视，“妇女、生命、自由”运动在全国持续发酵，女性群体成为推动政权变革的核心力量，性别平等的诉求与现政权的保守社会管控形成激烈对抗。

三重撕裂的根源与未来趋势：制度缺陷与民生困境的双重枷锁

伊朗当前的三重撕裂，并非短期政策失误导致的偶然现象，而是其制度性缺陷、经济治理失当、代际价值观冲突与权力继承真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矛盾相互交织、彼此强化，让伊朗陷入了“内斗不止、民生凋敝、社会撕裂”的恶性循环，而其未来发展趋势，也将围绕派系博弈、维稳举措与社会诉求的冲突展开。

从矛盾根源来看，首先是制度性缺陷成为根本症结，伊朗政教合一的双轨权力结构，导致权力主体多元、决策效率低下，权力内耗成为常态。

其次是经济崩溃成为反政权的核心驱动力，西方制裁的外部压力之下，伊朗国内又面临革命卫队经济垄断、政府治理失当的内部问题，通胀失控、失业率高企、物资短缺让民生凋敝，民众的生存需求与发展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爆发的直接原因。

再次是代际与价值观的不可调和冲突，伊朗青年群体占比较高，其成长环境与革命一代截然不同，世俗化、民主化、自由化成为这一群体的核心追求，与现政权坚守的宗教保守理念形成根本对立，价值观的分歧让政权失去了年轻一代的认同。

最后是权力真空加剧派系分裂，此前哈梅内伊的健康状况让最高领袖的继承之争成为焦点，各派系围绕继承权展开激烈博弈，而革命卫队的实权化趋势进一步削弱了教士集团的神权合法性，让伊朗的权力格局更加混乱。

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2月28日上午遇袭身亡。图源：央视新闻

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伊朗的短期与长期走向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但从长期来看，伊朗的社会撕裂将持续加深，经济崩溃的趋势难以在短期内扭转，青年群体的反抗与女性、少数民族、中产阶层的诉求相互叠加，将让政权的合法性持续崩塌。

伊朗的三重撕裂，是中东地区政教合一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典型困境，其内部的派系博弈不仅关乎国家自身的发展走向，更将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在外部制裁未解除、内部矛盾未调和的背景下，伊朗要走出当前的困境，需要直面制度性缺陷、解决民生根本问题，弥合社会撕裂，而这一过程，注定充满艰难与博弈。对于国际社会而言，理解伊朗的内部矛盾与派系格局，是把握中东地缘政治走向的关键，而推动伊朗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内部调整与发展，也是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前提。

（作者王艺璇，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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