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驰：弘一法师书信里的生死观

在天津博物馆中收藏有大量中国近现代风云人物的信札文献资料，其中绝大部分信札，都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逐渐入藏当年的天津历史博物馆的，而有一封信札却不同，它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于1937年11月1日写给刘光华居士的。它是天津博物馆在2016年于杭州西泠印社拍卖公司的春季拍卖会中竞拍而得的藏品，既丰富了天津博物馆关于李叔同藏品的内容，同时也是天津博物馆入藏时间最晚的一封珍贵信札。

1937年，弘一法师致刘光华居士的信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为弘一法师向刘光华详述了刘光华的父亲刘绍成，即克定上人，于不久前在厦门辞世时的细节与相关善后工作，具体释文如下：

仁者，见此信后，应生悲痛，因尊翁克定上人已于前日因病谢世矣。尊翁在家时，为余之再传弟子。（尊翁入南京高师时，余已出家，由旧生周玲荪任课）出家后，于去年一月到厦门，依余学习戒律。今年五月余到青岛弘法，尊翁仍居厦门。上月中旬余返厦门，尊翁即来同居。数日后患泻疾，后渐沉重（泻止体弱，不肯服药），至上月三十日下午二时余谢世。病重时，由同学诸师照料如法。三十日上午即轮流念佛，助其生西，余亦屡加策励。命终时无有痛苦，舍报安详。次日入龛时，四肢柔软如生，似有生西之象。因时事不宁，未能久停，已于三十一日下午三时焚化。厦门近状，想仁者于报纸中可知其概。余誓不移动，愿为厦门诸寺院护法，共其存亡。

尊翁生平事迹，乞仁者暇时写其概略寄下，余愿为之作传。通讯乞寄厦门中山公园妙释寺转交弘一收。谨此奉达，不宣。

十一月一日，释弘一启。

尊翁遗物，已分赠诸僧众。其中有仁者来书二通，附奉上以为纪念。

从信文中可知，克定上人在出家前求学时，曾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弘一法师当年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任教过，但是在刘绍成就读时，弘一法师已经离开学校出家了，而当年弘一法师的学生周玲荪曾经教过刘绍成，所以法师称刘绍成为再传弟子。周玲荪1912年曾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图画手工专科，与吴梦非、金咨甫、李鸿梁等人同班学习，在此期间随李叔同学习音乐与美术，并受影响至深。

后来周玲荪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曾任艺术系主任。想必是在周玲荪的讲述下，刘绍成对弘一法师的艺术与人格心生仰慕，估计在刘绍成出家后赴厦门追随弘一法师持戒修行的过程中，周玲荪也起到了引荐的作用。只可惜克定上人追随法师不久后，即不幸染病故去。

此信中，可见克定上人从容淡定的生死观，“泻止体弱，不肯服药”，也可看出弘一法师对他这位病重弟子的临终关怀，并让人不禁联想到弘一法师圆寂时那著名的“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于1942年圆寂，也是因为疟疾，再加上伤寒。而且，也是不肯服药，临终前几日仅服清水。这其实是大师内心深处顺其自然、生死看淡的人生观。对于告别尘世，是悲伤；对于往生极乐世界，是欣喜，此当为“悲欣交集”。可见克定上人生死看淡、向往极乐世界的人生观，与弘一法师是一致的。其实当初在1884年9月，弘一法师的父亲李世珍在天津去世时，据说也是因为患了痢疾一类的疾病，并在病重之际，自己决定顺其自然，不再服药，并请来高僧在病榻前诵《金刚经》。弘一法师时年只有五岁，曾在父亲病榻前静聆高僧诵经。不知弘一法师在圆寂前，是否也想起过早已远去的慈父。

此信后面几句，提及了当时厦门的局势。自1937年9月开始，日军疯狂轰炸厦门，写此信时的1937年11月初，正是厦门抗战的最紧要时刻，弘一法师表示自己不会因避战乱而离开，会一直在厦门守护寺院，与寺院共存亡，可见法师爱国爱教风范。

此封信札的价值不但在于内容很有史料价值，更在于其书法价值也是弥足珍贵。弘一法师的书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出家前，一是出家后。弘一法师自幼习书，早年间在津门故里即以书法篆刻称名一时，尤其是魏碑风格的作品，现在看来也是顶级书家的水准，津门书坛至今在魏碑风格上，仍是鹤立于全国，似有文脉基因。弘一法师礼佛以后，不但思想状态发生了变化，书法风格也逐渐改变了，变得清寥旷远、散淡自然，远离了一切烟火气，有一种内在的、平静的、而又不失法度的美。所以弘一法师在世时，其书法作品就颇受藏家追捧，而法师又刻意远离名利、远离权贵，所以散落在社会各处的书法作品并不多，这就更显得珍贵了。

相较于大字书法作品，法师的信札书法因为用笔纤细、书写随意，所以尤其耐人寻味。本信中的每一个字，都可以放大，成为绝佳的“弘体”书法范本。从此信中的措辞与格式来看，弘一法师特别强调细节，每一句话都断好了句读，这在同时期的古体信笺中并不常见。

此信据拍卖公司拍前提供的信息显示，原件一直保存于收信人刘光华家族中，唯一的遗憾是在20世纪60年代时，收藏者因为时代的原因将弘一法师所书写的收信人名字撕下去了。此信的信笺有红色标识为“涵芬楼制”，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旗下的藏书楼，创立于1904年。涵芬楼以其藏书优势，复刻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旧版书，因为有出色的木刻与印刷技术，出过许多不同花式的信笺，类似于今天的“文创产品”。民国时期的许多文人，都用过涵芬楼出品的信笺。克定上人出家前曾供职于商务印书馆，弘一法师所用书笺是否为其生前所提供，不得而知。

（本文节选自天津美术馆馆长马驰编著的《霓羽泠光——天津博物馆藏近代书札选样研究》一书，有删改，题目为编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