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 | 一个在贪欲中沉沦的“学者市长”——辽宁省抚顺市原市长栾庆伟案件警示录

一、从“寒门学霸”到“跨界明星”：一个励志故事的变质

1962年，栾庆伟出生在辽宁省大连市一个偏僻农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境贫寒。为了供他读书，家里变卖了房产，哥哥姐姐因此辍学。少年时代的栾庆伟，早晚就是一碗玉米糊糊就豆腐乳，以至于此后多年他都不敢闻豆腐乳的味儿——闻着就觉得恶心。

苦难成了他奋进的动力。1979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大连理工大学，后来又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攻读硕士。回到母校任教后，他30多岁就评上教授，成为当时全国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出版多部专著，编写的教科书被多所高校采用。

转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大连市领导在棒棰岛国宾馆会见外宾，讨论发展软件产业。栾庆伟作为专家参与项目论证，凭借出色的表达能力和专业素养，他能把复杂的学术问题讲得深入浅出。据说有一次，一位教授汇报了一个多小时，领导们没听懂，最后10分钟栾庆伟上台总结，立马让大家豁然开朗。

“理工大学的栾庆伟怎么没来？”市委书记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命运。此后，但凡市里研究软件产业的会议，栾庆伟都是座上宾。2001年，他从大学副院长（副处级）直接调任大连市信息产业局副局长（主持工作），一年后转正为局长（副厅级）。这种“跨界转型”在当时被视为学者从政的成功典范。

2007年，45岁的栾庆伟出任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他确实想干事——为引进英特尔公司在亚洲的首个芯片生产厂做了大量工作，高水平承办了中国软件交易会。2010年，高新区升格为副市级，47岁的栾庆伟成为副市级干部。2013年，他调任抚顺市市长，完成了从学者到正厅级官员的“华丽转身”。

然而，官做大了，思想境界却停滞不前，甚至开始退化。

二、“茶叶盒里的五万美元”：精心设计的围猎与失守

2007年6月，大连高新区一个茶馆。

开发商王某约栾庆伟喝茶，讨论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建成后由高新区回购，利润可观。临走时，王某留下一个茶叶盒。栾庆伟打开一看，里面是5万美元。

“第一次收这么多钱，虽然心里有些不安，但还是留下了。”

这是栾庆伟权力变现的起点，也是他精心构建的“两面人”形象的开始。

他给自己定了一套“规矩”：下属的钱不收，小企业的钱不收，社会上来求办事的钱坚决不收。他故意表现得严厉、清廉，会议上有人迟到会被罚站，对下属动辄当众呵斥。这种“廉洁假象”骗过了不少人，包括他九十岁高龄的老父亲——老人多次提醒儿子：“不要做违纪违法的事，不要做不该做的事。”

但面对“有实力”的老板，他的防线形同虚设。

200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王某到栾庆伟办公室汇报项目，临走时留下一个塑料袋，说是图纸请市长看看。档案袋里装了40万美元。栾庆伟后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收这么多钱，当时特别后怕。”

“嘴上说是水果，里边究竟是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

2010年秋天，开发商冯某说要送点水果，将一个黑色皮箱子放在栾庆伟车上。打开一看，是100万元人民币。2011年秋天，王某晚饭后约栾庆伟到家里谈项目，临走时交给他一个黑色拉杆箱。栾庆伟回到办公室打开——100万美元。这是他收钱最多的一次。

贪欲已发展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这些老板们摸透了栾庆伟的“套路”：他喜欢在晚饭后到王某开办的体检中心喝茶，谈谈项目情况，分手时“朋友”总要在他车上放点钱。几年下来，仅王某一人就送出100多万元人民币。

权力成了利益交换的“筹码”，官商之间形成了畸形的交易关系。

三、“大师”的谎言与“小圈子”的崩塌：腐败链条的断裂

2007年，栾庆伟到大连高新区工作后，见过的几个“大师”都说他命好，官运亨通。

有的“大师”还能预测他什么时候能当什么官。对权力和金钱的迷恋，让他完全把个人命运寄望于“大师”的预测。2015年以来，听到社会上关于调查他的传言后，他在接受组织调查的前几天还和一个著名“大师”见面。对方信誓旦旦地告诉他：“有惊无险，没有任何问题。”分手后还发信息确认：“确实没有问题，不是为了安慰你才这么说的。”

迷信，成了他精神空虚的遮羞布，也成了他拒绝正视现实的麻醉剂。

比迷信更致命的是他的“小圈子”。

栾庆伟主政大连高新园区6年，最令人诟病的就是用人搞“小圈子”。大连海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景辉是他大学时的下属，后跟随他进入政府工作。陈景辉口碑并不好，亲属在园区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事常被人议论，但就因为“自己人”，栾庆伟对他青睐有加，最后提拔他担任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围在栾庆伟身边的几个“近臣”，包括园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国企领导，口碑都很差。这些人由于他的庇护，在工程建设、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不少贪腐行为，栾庆伟也从这几个人手上拿了不少好处。

他不断罗织关系网，经营自己的腐败“小圈子”，拉关系、谋私利，一步步陷入人情腐败的泥潭。

2015年9月初，陈景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这是栾庆伟苦心经营的“小圈子”被撕开的第一个缺口。此后，园区多名干部与企业负责人被带走协助调查。半个月后，2015年9月16日，栾庆伟黯然落马。

“难道这叫真的没有任何问题吗？这叫真的有惊无险吗？现在看来，搞封建迷信那一套，相信什么所谓大师是何等愚蠢！”

他在忏悔书中写道：“迷信就是傻子遇到骗子的结果。”

四、“三贪”的真相：权力观扭曲下的自我毁灭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贪权、贪钱、贪色。”

栾庆伟的“三贪”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权力观扭曲的必然结果。

贪权——他追求职务级别，也看中实权大小。当信息产业局局长时，嫌权小，拼命申请设立财政专项；到高新区后，嫌空间小，想尽办法争取扩区；当了副市级干部，又极力争取按副市级配备；当了市长，“椅子没坐多长时间，工作也没有什么明显起色，又开始琢磨当书记”。在被组织调查之前，他还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尽快当上书记。

“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有了地位，有了金钱，也会有美色，有了权力就应高朋满座、歌舞升平。”这是栾庆伟对权力的认知，也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贪钱——他从不主动索要，但“对金钱的贪欲无法遏止”。从第一次收5万美元时的“不安”，到后来“一次次几十万上百万地拿，脸不红心不跳”。他利用权力为妻子经营活动打招呼，为情妇和非婚生女儿买房买车，累计支出620余万元。

贪色——他趁妻子、儿子在国外期间，与两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一女。为了满足她们对金钱的需要，他对金钱的欲望更加膨胀，“到了来者不拒的程度”。

“总觉得，这种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都是自愿送的，甚至是三番五次、推都推不掉，又不会有人告发检举，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侥幸心理，让他把“慎独”二字抛诸脑后；攀比心理，让他在贪欲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五、警示：当“学者”沦为“囚徒”，问题出在哪里？

栾庆伟案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学者型官员”腐败的特殊轨迹。

第一，知识不等于修养，学历不等于免疫力。栾庆伟是博士、教授、博导，学术功底扎实，但党性修养没有随着职务提升而增强。他躺在“功劳簿”上得意忘形，独断专行，每天中午坚持学日语的习惯不见了，倒是对收藏古玩字画颇为热衷。

第二，“两面人”手法更具欺骗性。他善于“巧妙伪装”，不收小钱小物，借以树立“廉洁形象”，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实则“聪明反被聪明误”。这种选择性腐败，比明目张胆的贪婪更具隐蔽性，也更能麻痹监督。

第三，“小圈子”是腐败的温床。栾庆伟的腐败不是孤立的，而是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从陈景辉到园区其他干部，从开发商王某、冯某到众多企业老板，权力、金钱、人情相互交织，最终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链条。

第四，迷信是精神缺钙的表现。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博士生导师，竟然将前途命运寄托于“大师”的谎言，这不仅是愚昧，更是理想信念崩塌后的病急乱投医。

2016年7月，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栾庆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从学者到市长，他用了12年；从市长到囚徒，只用了9个月。

“人生没有回头路啊！”这是栾庆伟在忏悔书中的哀叹，也是对所有手握权力者的警示。

结语

栾庆伟曾是一个出色的学者，30多岁就成为博士生导师；他曾是一个能干的官员，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但他最终倒在了“贪权、贪钱、贪色”的泥潭里，倒在了自己精心编织的“小圈子”里，倒在了“大师”的谎言里。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这不是口号，是规律。无论多么高明的伪装，无论多么精巧的设计，只要触碰了党纪国法的红线，最终都难逃恢恢法网。

“权力和贪欲相伴必定导致腐败。”这是栾庆伟案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党员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我麻痹，让别有用心的人乘虚而入。不正当利益的背后往往是陷阱，暗藏着对方更大的利益请托。如果不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保持定力，就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代价。

警钟长鸣，劝君莫伸手，伸手必被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