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何以爆发

理解了什么是周制、什么是秦制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周秦之变？
如果按照严谨的八股学术模式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方方面面，论述可以搞得非常复杂。但其实，真正有分量的因素只有两个。第一个因素是技术进步。时代自木石农具时代渐渐进入到了铁器牛耕时代。我们知道商周时代有很多青铜器，但青铜在当时鲜少用于耕作，民间普遍盛行耒耜，就是用木头和石头制作的农具。这种农具效率低下，农耕时必须团体协作，民众没办法脱离族群独自存活，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小共同体因之盛行。说白了，并非当时的官权力偏偏喜欢与数十上百人的宗族打交道，偏偏不愿意直接剥削三五口人的小家庭，而是现实条件做不到。强行去做，打破了小共同体，木石农具时代的农业生产就要崩溃，社会就要出现混乱。到了战国时代，民间有了铁农具与牛耕技术，但普及程度有限；要到西汉，中国才算真正进入铁器牛耕时代。有了铁器牛耕，官权力便可以强迫三五口人的小农家庭脱离宗族，成为朝廷人口登记簿册里的编户齐民，而不用担心社会经济因之出现大崩溃。周秦之变始于战国，成于秦汉，经济技术层面的原因便在这里。第二个因素是战争需要。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要知道，光出现铁器牛耕，是不足以打碎宗族小共同体的。宗族小共同体的好处是，它提供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里面的成员平日里互相帮衬，遇上灾害疾病等突发事件还可以向宗族寻求救助。这些好处并不会因为铁器牛耕的出现而消失，人们自然也不会因为拥有了铁器和耕牛就闹着要脱离宗族。

真正迫使百姓脱离宗族成为编户齐民的力量，仍然是官权力。官权力这么干的核心驱动力，则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从民众身上榨取人力与物力，从而提升其在争霸战争中的胜率。战国时代的李悝变法、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申不害变法，无一不是在沿着打击贵族政治、打破小共同体的路径狂奔；其终极目的，便是为了消灭“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的旧政治伦理，以便王权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控制和汲取编户齐民。构筑社会的基础细胞，从人口众多的宗族，变成由三五口人组成的编户齐民，对老百姓来讲当然不是好事，因为他们抵御疾病、天灾等风险的能力明显降低了。可对朝廷而言，这种变化却有大好处，小家庭抵抗官权力控制与汲取的能力，要远远弱于大宗族。以小家庭为社会基础细胞，有助于朝廷从民间剥削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
这也正是秦制取代周制后，秦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在秦制的加持下，秦国不但崛起，还成了战国时代最后的赢家，但这个赢家只是官权力，并不包括秦国的普通百姓。荀子当年去秦国，见到秦国百姓的精神面貌，第一个特点是“朴”，也就是很愚昧；第二个特点是“甚畏有司而顺”，也就是很害怕官府，非常驯服。百姓们活成这个样子，显而易见谈不上赢家。《商君书》里的《徕民篇》，是一位秦国大臣写给秦王的政策建议书，写作的时间是长平之战结束后。当时的秦国已成为诸侯争霸里的大赢家。可这位秦国大臣却告诉秦王：秦国幅员辽阔，人少地多；韩、魏等国疆域狭小，人多地少。可韩、魏等国的老百姓，却普遍不愿意来秦国，因为做秦国的百姓实在太惨了。他的原话是：“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意思是在秦国做“士大夫”很惨，做老百姓很苦，所以东方六国之人都不肯来秦国。这段记载，同样可以证明秦国百姓不是赢家，只是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