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我做学问中庸，做人是零和

“我做学问中庸，做人是零和。” 这是著名社会学家赵鼎新老师的自我评价。

所谓“中庸”，是指他的治学方法。他的研究熔冶中外、纵跨文理，不拘泥于学派、学说，只要言之有据，皆能采纳。

而所谓“零和”，是指他的严谨和不妥协。在学术上辨伪存真，在时务中针砭时弊。赵鼎新老师一直是棱角分明的人，有违其价值底线的事，他坚决不做。

做学问的中庸：折中与建构

“中庸”是儒家思想，“中庸”即为“中用”，主张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引申开来，有揉合两端、折中而用的意味。赵鼎新老师在学问上的中庸，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综合各种学说，以为己用；二是立足中国语境，倡导构建适合中国人思维的社会科学体系。

折中西方左派与右派

赵鼎新老师曾遭一位西方学者的批评。大意是说他折中地把西方左派的理论、右派的理论放在一起，然后再提炼自己的观点。这实际上是在说他没有自己的研究立场。

但折中有什么不好？只要能解决问题即可。例如，对待哈耶克和波兰尼，赵鼎新老师就是在“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哈耶克认为任何计划都会走向专制，而波兰尼则认为纯粹依靠市场才会导致专制，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赵鼎新老师的看法是，两个人各执一端，各自抓住了各自的因果关系，但又都不全面。如果综合起来看，他们在经验层面上讲，都是错的。

▲波兰尼和哈耶克

在西方学者眼中，左、右之间总要择定一个立场，不可含糊；而在类似赵鼎新等中国学者看来，类似的综合与折中，是根底于老子和孔子的传统，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社会学

赵鼎新老师一直倡导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话语体系。这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是社会学本身的要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看问题的方式，也许它有缺陷，但是肯定非常有特色。一个民族真正要有自己的社会科学，是需要把自己民族认识问题的底层逻辑揭示出来，他的新作《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就是他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步实践。

例如，关于“结构功能主义”，孔子与斯宾塞、涂尔干等人的理解很不相同。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结构就有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吻合的。比如，动物需要进食，一定会有嘴巴。

但是在社会学领域，有结构不一定有功能，或者曾经有功能现在没有了，再或者功能发生了转变。孔子强调君臣、父子各有等级，是谓“正名”思想，但如果皇帝不像皇帝，臣民可以造反，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也可以造反。这样来看，孔子的结构功能主义就比斯宾塞、涂尔干显得更高明。

实际上，中国早期哲人，更关注社会现象。即使如王阳明格物致知，他观察竹子，也不是在研究具体的植物学，而是分析蕴藏在竹子中的“道”。

中国有一句谚语，“三个和尚没水吃”，仅仅一句描述即可让人体悟其中的道理。但西方却要对此进行更精密的逻辑推演，他们会把“水”抽象成公共之物，把“3个和尚”视作种群密度。

公共之物既定，参与分享的人数越多，资源便会越分越少。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新理论——“搭便车理论”。

赵鼎新老师认为，中国的理性是一种实践理性，而西方的理性是一种纯粹理性。

纯粹理性容易走向理性的自负，实际上也就是科学的自负，它太过相信逻辑的归纳和演绎，不断实验、推演，自以为得到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因果关系。

中国的实践理性则更强调点到即止，它不喜欢下定义，而是如“三个和尚没水吃”那样的描述，不强调普遍因果，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社会科学，

先要破除对“科学”的迷信

什么是科学？就是控制、比较、对照，通过一系列实验得出一定的因果关系，然后形成一种自认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但科学果真毫无瑕疵？

赵鼎新老师曾说，他的一位朋友发明了一种可以治疗秃头的药。在实验室条件下非常成功。于是又在小白鼠身上试验。老鼠一吃，秃头治好了，但没过多久又患上了癌症。

所以，在物理学层面，在控制实验下得出的结论差不多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可是把它应用在生物学里面，却不一定适合。

如果运用科学思维解释社会问题，弊端往往更多。

赵鼎新老师还举了一例，在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每年都会有人自杀。金门大桥一边面向大海，一边面向都市。轻生者常常选择在都市这一侧结束人生。有人分析，这是因为他们在轻生前仍然留恋，于是选择结束时，仍要面向人间。

这种推测能否用科学实验证明？如果被测者发现有人在观察他们，他们可能会逆反。你认为我应该这样，我偏不！所以，赵鼎新老师说：“对于社会科学，你一旦把它当做科学理解，结果往往是错。”

做人的零和：批判与反思

赵鼎新老师治学，具备贯通中西、融汇文理的格局。但是这种融合，只是他治学的方法，绝不是他治学的态度。其做人与为学的核心仍是求真知、探真理。这是底线，有违于此者，他是绝对的“零和”，反思、批判、论战，都是他不妥协的证明。

▋与当代学人商榷

赵鼎新老师一直关注着当代学人、学术领域的各种研究成果，有赞同亦有商榷，甚至是尖锐地批评。

例如，他批评哈佛大学某华人教授。认为其用网络分析法研究中国历史，有欠妥当。他指出，在社会上的一些基本关系，比如夫妇、父母、亲子等，彼此亲疏远近并非一成不变，有可能10年之前这种关系还在，10年之后便发生了变化，由爱而恨、由聚而散甚至由生到死……所以，利用这种网络分析法研究历史、社会等，所得结论未必准确。

▋批评“文科无用论”

在日本以及在国内，最近有两种声音特别强烈，即“文科无用”与“学历贬值”。

赵鼎新老师认为，一些外国学者认为文科无用，其实影响不大，充其量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讨。但在国内，这种思维却很令人担忧。因为中国教育是国家体制，一旦国家接受了这种思维，那对文科的发展无疑会产生巨大影响。

按赵鼎新老师的看法，文科非但不可削弱，反而还要加强。因为文科是存在历史记忆的，它记录与传承着人类文明。忘记意味着背叛，忘记便会有灾难。

说文科无用的时候，可能正是文科出问题的时候。现在一些研究者，追求发表文章。但发表只是定量的指标，这和现实无关。要复兴文科，研究者不能以此为追求，要认认真真读书、认认真教书。

关于学历贬值，这并不奇怪。歌舞升平三五代，不是学历贬值就是读书贬值。例如在科举时代，国家拿不出更多的职位提供给读书人，考中举人的机会非常之难，此是读书贬值；在当代，因为高校扩招等因素，大学生数量增多，学位贬值，这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学历贬值或读书贬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的问题。例如，歌舞升平三五代后，利益集团变得更强，人才通路越来越依托某些特定渠道或关系，这才值得重视。相对于学历贬值，更大的问题是“学历贬值社会”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反思中国教育问题

赵鼎新老师在芝加哥大学教学25年，面对学生做社会调查相关问题时，最感困惑。因为年轻人社会阅历浅，认知不够，面对采访对象，往往是降维测量，很难得出客观结果。

但这并不是说，不能用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社会学研究，只是老师要尽更多的责任，要手把手带学生。但问题是，这种方法在国外或许可以实现，因为国外类似芝加哥大学，可以允许学生十年毕业，但在国内却不行。四年时间，也许学生仅仅刚刚入门。

“所以说我在国内都不敢带学生，按照我的方式带，这是害学生们没有办法毕业，但是如果用敷衍的方式带，我又觉得没有道德。”说到根底处，这还是要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机制和教育评价体制，这才是令他痛苦的根源……

赵鼎新老师曾先后在复旦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学习生物学，获昆虫学博士学位，又毅然转向文科，改读社会学，再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兼具演化科学与社会机制的综观视野，独特而犀利。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是赵鼎新教授在清华大学讲授“社会与政治运动”课程的讲义，凝聚了他三十年的研究与教学精华，不仅是社会运动领域的入门指南，是一部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方法论宝典，更是了解社会运动发生演化的扛鼎之作。

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说：《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脉络清晰、内容翔实、评判犀利，呈现了作者的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

北京大学周飞舟教授认为：本书既能带领读者沉潜其中，领会精密深邃的理论魅力，又能高屋建瓴，纵览社会运动理论的源流变化。

除了学界的高度认可，一般读者也是好评如潮。有读者说，这他见过的最好的、读的次数最多的社科著作，不少内容都给人一种“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感觉。

本书是罕有的顶级社科精品，值得反复阅读，每次都能激发新的思考。无论是专业的学者、学生，还是一般读者，都能从中获益无穷：搭建起一套完整而深刻的理论体系，提高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看懂社会运行背后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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