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油价格飙升的直接推手显而易见,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原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每日承载着全球约20%的石油贸易量,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石油运输“生命线”被封锁,中东产油国石油设施频又遭袭击。
供给端的剧烈收缩瞬间点燃了市场恐慌情绪,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已从2月27日的73美元/桶飙升至115美元/桶高位,10天涨幅高达57%,机构更预测极端情况下国际油价可能突破150美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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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油价上涨似乎仅对燃油车主构成直接冲击。传统燃油车主除非选择停驶,否则难以规避成本上升压力,而新能源汽车车主则因“用电不烧油”的特性暂时置身事外。
然而,这种认知存在严重局限性。原油作为“工业血液”,其价格波动会通过产业链层层传导,最终影响所有人的生活成本。
以中国为例,尽管新能源汽车销量从2021年的352万辆激增至2025年的1649万辆,但石油进口量却不降反增,从5.13亿吨攀升至5.78亿吨。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印证了石油作为基础工业原料的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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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工原料到塑料制品,从航空燃油到沥青道路,现代制造业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石油,这种特性决定了任何工业国家都难以在可预见的周期内大幅降低石油消耗量。更要命的是,油价上涨引发的通胀具有显著负面属性。
我们虽然希望物价能够有所上涨,但能源价格引发的输入性通胀与内需驱动的“好通胀”存在本质区别。后者源于消费回暖、企业扩产、就业增加的正向循环,形成经济良性增长;而前者属于“坏通胀”,其根源在于企业生产成本被动抬升,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因物价上涨而缩水,最终导致企业利润萎缩、工资增长停滞,形成“物价上涨+经济停滞”的滞涨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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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负面效应具有全球传染性。即便中国通过释放战略储备油或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平抑国内油价,但主要贸易伙伴若因高能源成本陷入滞涨,中国出口必将遭受重创。
2025年中国商品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欧美、日韩及东南亚市场是主要出口目的地。这些国家经济一旦衰退,消费能力骤降,中国制造的商品将面临需求萎缩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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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对此更为敏感。若美国因油价飙升导致通胀失控,美联储可能重启加息周期,这将引发全球资本流动逆转。
历史经验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往往伴随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压力,中国股市、债市等金融资产价格将承受下行压力,股民资产缩水必然抑制消费意愿,进一步加剧内需不足问题。
同时,中美利差收窄将压缩中国货币政策空间,适度宽松的降息政策可能因外部压力而难以实施,稳增长难度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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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除非直接参与原油期货多头交易,否则无人能真正从油价飙升中获益。
能源成本上升的连锁反应将通过产业链、贸易链、金融链渗透至经济每个角落。当前最迫切的需求是推动地缘政治冲突降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从源头缓解原油供给压力。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全球经济陷入滞涨泥潭,维护来之不易的经济复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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