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891年仲夏，闽江口瘟疫肆虐，福州府衙贴出布告，请城中百姓于七月初七赴南后街城隍庙焚香祈安。那天，庙里的泥塑“谢将军、范将军”被抬到江边祭水，人们口中呼喊的正是后来广为流传的“白无常、黑无常”。从这一幕追索，这对阴间搭档的身影，其实与地方社会的生死观深度交织。
地方志最早将二人名字写实要算道光二十六年的《福州府志》。志书里说，谢必安原为府署皂隶，年方二十七，范无救是同僚，一起押送要犯返城，途中突遇山洪，谢滑落河中，范伸手营救却被卷走，两人皆殉职。知府念二人忠勇，奏请朝廷，赐封“旌义侯”，城隍庙特设神位。几任州县官吏借此宣讲“君子见义敢为”，渐渐地，谢、范的故事融进民间传说，身份也从“府衙义士”升级为“地府判卒”。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初年新政废祀，福建省城对庙产展开清查。1913年五月，福建都督部备案材料显示，城隍庙中的“谢、范神像”因“能慰百姓心”而得以保留。可见官方虽推崇现代法治，却仍借用传统阴阳观调节社会情绪。黑白无常在这一历史节点多了层“社会心理安抚者”的角色，而非单纯勾魂小吏。
传说版本五花八门，但线索大体相近：一人守信不弃，一人尽责赴难。最通行的讲法是谢必安外表俊朗、着白衣，象征“善”；范无救面色黧黑、执锁链，用以震慑“恶”。二人死后受封“平等正义使”，分执生魂、执恶魂。生前结义成死后分工，这种转换让故事兼具忠义与因果逻辑，颇符合晚清以来日常社会对“公正”二字的朴素想象。
1935年，福建省图书馆收购一本抄本《冥曹记闻》。抄本中提到阎王论功时说：“谢以信得白身，范以勇得黑身。”一句话点破颜色情节：白色对应信守、黑色对应威慑。学者王葆心据此提出，黑白无常或许是宋元以来“日夜游神”与士卒忠勇故事的合流。此观点虽尚未形成定论，却提供了另类视角——民间信仰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以真实历史人物为胚芽，经口耳相传、戏曲渲染、庙宇祭祀层层塑造。
进入抗战时期，各地流民增多。1940年夏，闽北长汀发生山体滑坡，乡亲抬出谢、范神像绕村三日，祈求“逝者有归、活者无惊”。一位随军记者记录现场对话：“谢爷保佑，别添新魂。”这类口语化祷词说明，黑白无常在动荡年代被赋予维护秩序、安抚恐慌的象征意义。不难发现，英雄化的生前身份与悲悯的死后职责在时局动荡时反而更受欢迎。
若将镜头再拉远一点，东南沿海至今仍保存“送无常船”仪式。渔家在出海前放一艘小木船，上写“谢范二公”字样，意喻风平浪静。当地老人解释：“他们曾为兄弟救命而死，懂得珍惜性命。”这种民俗把原本肃杀的冥府差役，转化为关怀人间的守护者。生死的边界于是被柔化，透露出鲜明的人性温度。
对黑白无常的再认识，不在于辩论他们究竟是府衙差役抑或山林义士，而在于观察民间为何需要这对形象。试想一下，普通人在灾病、战乱或贫苦中难以把握命数时，就会寄望于一种既公正又熟悉的超自然秩序。谢范二人正好把“忠信”与“武勇”两种传统德目合而为一，既可奖善，又能罚恶，逻辑简明，情感直击。
历史资料显示，清末民初民众每逢瘟疫、溺亡事件，往往自发抬出黑白无常像“巡游驱煞”。这种场景与官方倡导的“天理国法人情”并不冲突，反而形成互补——“国法”解决现实纠纷，“天理”安顿死亡焦虑。黑白无常成为一种“制度外的心理补偿”，在非正式层面稳定社会。
有人会问，既然他们是义士，为何身负铁链、面貌狰狞？答案并不复杂：面对恶魂与顽鬼，温文尔雅显然缺乏震慑力。清人笔记《榕城冥事》提到，“范公每示铁索，以示恶徒；谢公唯执旌旗，为善魂导航”。两仪对照，阴阳并陈。看清这一职能安排，再回头审视他们的造型，就很难再用单纯的恐惧标签去解读。
1949年以后，许多地区的城隍庙被改作学校、文化站，黑白无常的木雕被收存仓库。但在新年社戏、布袋戏里，谢必安、范无救依旧粉墨登场。戏本《义友传》里，白衣谢公击木鱼，黑衣范公舞铁链，结尾写道：“阴阳分判，生死有凭；真义之友，同赴黄泉。”观众看完会心一笑：善恶有报，兄弟情深，故事就算陈旧，也仍能打动人心。
从历史角度检视，黑白无常的生前底色是“忠信勇义”，死后身份是“赏善罚恶”。两段身分互为映照，使他们在民间叙事中既可怖又可亲。正因为这一双重特质，才让许多人在了解他们的来历后，改以尊重甚至感激的眼光注视那一黑一白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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